我為《焚燒的葉子》寫了書評，發表在某刊物上，也許是《約翰·奧倫敦週刊》。現在看來，那是一份很有趣的期刊，是業已消失的文化，或者說亞文化的產物。那時在整個英國，無論城鎮還是鄉村，總有一些年輕人因為對文學的熱愛而聚到一起。他們讀書、論書，在酒吧或彼此的家中聚會。有些人受到激勵，也想成為作家。不過，「每個讀過小說的人都想自己寫一本小說」的時代還遠遠沒有到來。《約翰·奧倫敦週刊》不是高級的文學刊物，跟《倫敦書評》這樣的雜誌無法相提並論。不過它也有自己的標準，並且試圖向那些高水準的刊物看齊，例如它刊登詩歌，有一些文學競爭對手。很遺憾現在沒有這樣的雜誌了。還有一份刊登短篇小說的期刊——《大商船》。
這是一份嚴肅的期刊，但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比如，它不會刊登加繆或伍爾芙的小說，它只刊登那些人們津津樂道的故事。它的讀者群也遠遠超出了倫敦。它真正的力量是外省的文學與文化。另一本消失的雜誌是《小人國》，它刊登一些生動活潑的故事梗概，五花八門的片段和圖片。有一陣子，帕特裡克·坎貝爾擔任了《小人國》的主編。他現在之所以能被人記住，是因為儘管他有些口吃，但仍然出現在電視競猜節目裡。我曾在《小人國》上發表過一篇故事。藉著它的功勞，我們在蝸牛館吃了幾次午餐。在當時，那種有美酒相伴的漫長午餐是對作者和編輯的額外獎勵。蝸牛館後來幾經變遷，不幸滑向了新式烹飪風格。那時很有趣，我們經常是惟一在那裡吃午餐的客人，而到了晚上，那裡就人滿為患了。
一個來英國旅行的美國人問我是否讀科幻小說。我說我讀過奧拉夫·史德普頓、H.G.韋爾斯、儒勒·凡爾納。他說這是個不錯的開始，隨後就送給我一大捧科幻小說。當時的感覺至今都沒有改變。科幻小說的種類之多、範圍之廣讓我激動不已，而且它們包含著各種思想，以及社會批評的可能性——當時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氣氛壓抑，對新思想充滿敵意。但是我對那些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感到失望，覺得不夠生動。我的導師說，這依賴於文化母體，如果主人公是人造行星安德洛墨達25,000片區的尖端工程師狄克·坦崔斯，工號65092，你能期待他有多生動呢？說得很對，但我始終覺得，能像亨利·詹姆斯的小說那樣，把人物形象刻畫得豐滿而生動的的科幻小說至今尚未問世。如果有，那麼首先它將是一部偉大的喜劇。如果現在的科幻小說足夠精彩離奇、震撼人心，讀者為什麼還會抱怨？科幻小說中有我們這個時代最優秀的作品。如果你剛從傳統文學中回來，那麼只要打開一本科幻小說，或者跟科幻作家待上一會兒，就會覺得好像在一個空氣渾濁的狹小的老房子的牆上開了一扇窗。
我的新導師說他會帶我去科幻作家聚會的酒吧。他真的帶我去了，好像是弗利特街旁邊的費特巷的白馬酒吧。屋子裡擠滿了戴著眼睛、身材細瘦的男人。他們集體轉過身來，警惕地打量著我。房間裡瀰漫著陽剛的氛圍。不，這個詞帶著性別優越感，或者應該用「爺們兒」這個詞？但這個詞又太樸素、太平常。那群人形成了一個秘密宗派、一個團體、一個家庭，但沒有女人。我覺得自己不應該出現在那裡，雖然有那位美國人護著我——那些人認識他、歡迎他。他們帶著防禦的姿態，因為文學界不承認他們的地位。他們也拿自己的防禦態度開玩笑。我很愚蠢地地談起尼采的超人，談起《啟示錄》，而他們個個神情尷尬。我更願意相信了不起的阿瑟·克拉克當時也在場，但事實上那時候他可能已經離開英國去美國了。
當時，我覺得這群人住在郊區，目光狹隘，很是乏味。我甚至對他們感到失望。然而我錯了。就在那間不起眼的屋子裡，在那家平淡無奇的酒吧裡，湧動著這個國家最先進的思想。皇家天文學家曾說，「把人送上月球」的想法太荒唐了。而這些男人們在談論和思考的，正是衛星通信、火箭技術、太空船、太空旅行和電視的社會應用。他們和世界上與他們一樣的人們保持著聯繫。「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你不會永遠生活在搖籃裡。」康斯坦丁·齊奧爾科夫斯基說。「我們，」阿瑟·克拉克說，「生活在史無前例的時刻，這是人類作為地球公民的最後時光。」但我的障礙在於我沒學過數學和物理，不會說他們的語言。我知道自己因為無知而被排除在科學領域的發展之外了，而科學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前線。和十九世紀不同了，現在的人們不再從最新的文學小說中尋找關於人性的新聞。
人們列出了二戰後最優秀的作家，但是不包括阿瑟·克拉克、布萊恩·奧爾迪斯和任何一位優秀的科幻作家。所以，目光狹隘的其實是傳統文學。
就這樣，我為自己和彼得創造了一種生活，那算得上是一種成就，我為自己感到驕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彼得，他很享受這種生活，尤其是他進了肯辛頓的幼托學校，而且我們跟瓊和歐內斯特在一起，家庭氣氛很愉快。沒有哪個小孩像彼得這樣愛交朋友。我們的一天仍然從5點鐘開始。他醒來後，我要花上2個小時給他讀書講故事，因為瓊的臥室在我們下面，她要晚些時候才起床。彼得有時也聽收音機。我們今天已經忘了收音機在電視機出現之前扮演的角色。彼得喜歡聽收音機，什麼都聽。他聽的兩部廣播劇，都是根據艾薇·康普頓-伯內特的小說改編的，每部長達一個小時。他會守著收音機，一動也不動。他在聽什麼？聽懂了嗎？我不得而知。我相信小孩具有充分的理解力，跟成年人知道的一樣多，甚至更多。他們在大約七歲的時候才會突然變得和成年人一樣愚蠢。彼得三四歲的時候什麼都懂，到了八九歲時卻只看漫畫書。我不止一次在小孩身上看到這一點。三歲小孩看電影《2001：太空遠航》會看得入迷，但四年後，他就只能看《路柏熊》了。
那時我正在寫《瑪莎·奎斯特》。那是一部傳統小說，儘管當時出版社更想要實驗小說。我設計了上百種構思，包括打亂結構，變換敘述方式，但最後，小說還是採用了直截了當的形式。那本書記述了我痛苦的青春期、我的母親、所有的苦惱，以及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掙扎。
就在那時，我收到了母親的來信。她說她要來倫敦跟我一起住，幫我照顧彼得。她在信中還提到了一件超現實但又無法避免的事情——她自學了打字，要做我的秘書。我對此感到頭痛。
我崩潰了，逕直往床上一倒，拉過被子蒙住頭。我每天把彼得送到幼托學校後就躲進床上的陰影裡，一直待到必須去接他回家為止。
我現在又遇到了時間問題。我記不清時間，以至於在寫這段經歷時不得不去查看日曆和那些冷酷的日子。在此之前，我一直模糊地覺得，我在登比路住了……嗯，也許有三年多的時間。之所以會有那種感覺，是因為我在某種程度上回到了兒童時代，而當我們用兒童的視角看事物時，所有的東西都是新的，直接的。我在登比路不可能只住了一年！但無論我如何抵賴、抗議，在住進瓊的房子之前，我來倫敦的確只有一年。而收到母親的信時，我在瓊這裡也才住了六個多月。現在回想起來，那幾個月就像幾年一樣長。時間隨著人生階段的不同而不同。三十幾歲時，一年要比小孩的一年短得多（小孩的一年幾乎沒有盡頭），但比四十幾歲時的一年要長一些；而等到七十幾歲，一年就是一眨眼。
她肯定會來找我，但我竟然天真地以為她不會一有機會就來。南羅得西亞對她來說意味著流放，她做夢都想著倫敦，現在……她跟她女兒相處得並不融洽，或者說得確切一點，她們總是在對抗？噢，別計較了，那個姑娘再頑固也會學會聽媽媽的話的。她是共產分子？她總是跟名聲不好的人交朋友？沒關係，她母親會把她介紹給真正的體面人。她寫了那本白人極其痛恨、給她母親帶來痛苦和恥辱的《野草在歌唱》？還寫了一些反映市政區的不公正的短篇故事？那麼，她——這個姑娘的母親——會向每一個人解釋，不住在那個國家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白人面臨的問題，而且……但作家不是在那個國家土生土長的嗎？她的觀點是錯的，她以後會明白的……她竟然提議跟自己的女兒住在一起？要知道那個女兒第一次婚姻破裂後離開了兩個孩子，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嫁給了一個德國難民，而那個德國人喜歡黑鬼，嘲諷宗教。
我母親那時候到底是怎麼想的？現在我認為，她當時沒想太多，也沒法想太多。她渴望回到倫敦，回到她1919年離開時的倫敦。但她在倫敦已經沒有什麼朋友了，除了一直保持著通信往來的戴茜·萊恩。戴茜已經是個老太太了，跟她妹妹一起住在裡士滿。她妹妹以前去日本傳過教，而她哥哥一家人則住在倫敦。戴茜這次回倫敦是為了參加她侄女的婚禮。他哥哥的小姨子已經說了：「我希望簡沒有打算在婚禮上出風頭。」簡，這個充滿愛意的暱稱，使莫迪不再認為她還保持著魅力。戴茜寫信告訴我母親，她一定不能搶鏡頭。
1924年到1950年，超過二十五年，我母親一直在非洲，背井離鄉。現在我已經到了一定的年齡，能夠理解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也許什麼都不是。對她而言，時間被壓縮了，那段不幸的非洲經歷已經無關緊要；但對當時三十歲出頭的我而言，那段歲月是我記憶的全部——我母親住在非洲，屬於非洲，她懷念的倫敦濃霧和快樂的網球派對純粹是她的突發奇想。
為什麼她要對我緊追不捨？但她注定會這樣。她怎麼能以為……但她就是那麼想了。不久，她就會費勁兒地爬上狹窄的樓梯，帶著無畏的微笑走進我的房間，然後把傢俱都挪一遍。她會翻看我的衣服並說它們不合適。她還會查看牆上的小保險箱。要是她發現我沒有冰箱，就會說孩子吃不飽。
就在那時，茉艾迪·約克爾進入了我的生活。她的介入彷彿是天意，直到現在我仍然感到詫異。
茉艾迪是倫敦最早的共產主義的流亡者之一。當時的倫敦住滿了戰爭難民，他們想盡一切辦法活了下來。她以前是維也納人，是共產主義者。她有一群朋友在蘇聯或其他國家度過了戰爭時期，回國後做了東德的政府官員。茉艾迪去了東德，因為那裡有她最親密的朋友。然而她被趕了出來，因為她是猶太人。當時斯大林仇視猶太人，而她不過是這種仇視的受害者之一。那一時期被稱作「黑暗年代」，而我一直不明白猶太人為什麼從來不紀念斯大林暴政下的受害同胞。所有的事情都淹沒在納粹大屠殺中。然而在整個蘇聯，以及每一個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猶太人都遭到了屠殺、折磨、迫害和監禁。這是一場蓄意的種族滅絕。但是不知道為何，斯大林從來沒有像希特勒那樣遭到譴責，儘管前者的罪行更嚴重。斯大林的屠殺無論是受害人數上還是迫害方式，都遠遠超過希特勒的納粹大屠殺。1948、1949、1950、1951、1952，這幾年受害的猶太人很倒霉，因為沒有人會想到他們，想到那成千上萬的受害者——也許有幾百萬？
一個年輕警察把茉艾迪押送到東德邊境，眼中含著淚——他不喜歡他自己的所作所為。
戈特弗裡德已經去過東柏林，也看到他的姐姐和姐夫（永遠的學生）在文化聯盟工作。他決定回德國。他向黨提交了正式申請，希望獲准返回祖國，但沒有收到回音。茉艾迪·約克爾說他對共產主義的基礎課一無所知。你必須在你認識的人身上下功夫——後來人們管這叫「悄悄話」。也就是說，他應該先設法過去，再動用關係，得到一個留下來的機會。不過那也只是個機會而已。從西方去德國的每個人都被視為罪犯和敵人，稍不慎就會永遠消失。戈特弗裡德很不喜歡茉艾迪，用我從未聽過的措辭咒罵她，但他還是聽從了她的建議，回到德國，動用關係，並倖存了下來。
然後是彼得。茉艾迪仔細觀察了一下我和彼得的生活狀況。我和彼得總是關在那個小套間裡，一待就是幾個小時。她的朋友艾希納一家也是難民，從奧地利來，住在東格林斯特德附近。他們非常窮，有幾個孩子，住在一座大房子裡。房子周圍是一塊兩英畝的地，地裡都是粗糙的岩石。每到節假日就有小孩子寄宿在那裡，有時多達二十人。孩子們都過得都很開心。彼得也開始去艾希納家，最初只待幾天或者只是週末去，後來有時會待上兩三個星期。我在維多利亞車站送他上長途巴士。在旅途的終點，他將變成成群結隊的鄉村孩子中的一員。這種安排再好不過了，無論是對他還是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