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行散文-人物卷 第39章 凌 大 嫂
    一轉眼,凌大嫂下世已經一年有餘了。早該拿筆,寫一篇紀念文章,一直拖到現在,是因為感到難寫。難寫,原因主要不是事跡少,是美德多,難於寫得恰如其分。沉吟再三,也只好勉為其難,拿筆試試,看能不能寫得八九不離十。

    乾脆就由美德說起。什麼美德呢?不過是多種舊史表揚的「列女」大多具有的,樸厚溫順,知禮守禮。說到列女,說到禮,以打倒孔家店為職責的新人物會疾首蹙額,說那一切所謂美好,都來自男性的編造,為了維護男性的利益。是不是這樣?是這樣,又不完全是這樣。空口說白話不成,要有理由。那就說說我一時想到的理由。其一,單說舊時代,德覆蓋內外,外,具體化為多種規矩,要求人照辦;照辦了,是內。規矩有片面的,有全面的。如喪偶守節,約束女性不約束男性,是片面的,說是為維護男性的利益,一點不錯。如以溫厚之心之行待人,女性應如是,男性也應如是,不是片面的,說是男性專為約束女性而編造,就近於殺不辜以洩憤。其二,德化為規矩的要求,有由來,有所為,對不對,問題非常複雜。舉最顯著的。一種是標準問題。標準是孔子所謂「朝聞道」的道,今語所謂人生理想,顯然,道不同就不相為謀。

    這是說,不同的人會走不同的自認為正確的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判定對錯,使人人都點頭,大不易,或乾脆說辦不到。另一種是時代問題。漢唐時期,規矩如何如何,我們現在看,錯了,會不會如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所說,「後之視今,亦由(猶)今之視昔」呢?將來的事自然只有將來的人能知道。所以對於這類難題,我一貫是站在保守派一邊,說接受傳統並身體力行之的是好樣的,縱使對於他或她的所信我未必同意。其三,經過多年來的風雲變化,革故鼎新加速,至少我覺得,舊時代有些值得保留甚至珍重的,也已如隨著黃河水流之泥沙俱下,未免可惜。可珍重的都有什麼?全面不好說,只好星星點點,於是想到凌大嫂的為人。與新潮相比,她屬於舊潮,其實在舊潮中也未必佔多數,所以我覺得,在舉世向錢看的現代,必將成為或已經成為廣陵散。她過早地走了,我有時不免有老成凋謝之感,所以決定寫這篇小文,表懷念之外還有個奢望,是像這樣不能上桌面的婦女,也可以不與草木同腐。

    學諸子的筆法,論完,談事。凌大嫂,姓王,出生於北京東南百餘里香河縣城南不遠一個農村的中產之家,依農村慣例,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七八歲嫁與鄰近村莊大致門當戶對的一家,姓凌。男女同歲,也是依慣例,洞房花燭之晚才第一次見面。可是能夠和睦相處。現在年輕人會覺得奇怪,不經過戀愛階段,如無根之木,怎麼能生長呢?是因為有另外的根,而且是兩個。其一是「天命之謂性」,因為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容易合二為一。其二是舊禮教,主要是要求女的,嫁誰就為誰服務,勞而無怨,死也無怨。這舊禮教當然是不合理的,且不管它。

    只說凌大嫂,也如《莊子》所說,有了形體之後,就「勞我以生」。未嫁時怎樣,我不知道。已嫁之後,據說她的烹調技藝好一些,公爹講究吃,飯總要由她做。婆母脾氣不好,經常受到不寬厚的待遇。丈夫在外面工作,陸續生育,得一男三女,都要由她養育。此外,過農村生活,離不開耕種,勞動的量也不會小。多種負擔相加,可以想見,算生活之賬,是只有勞累而沒有休息,只有忍受而沒有享受,由旁觀者看,是只有苦而沒有樂。可是凌大嫂則不以為意,或者說,朝朝夕夕,年年月月,總是很坦然。這是因為她有個未整理成為系統的甚至自己並不覺得的人生哲學,是:勞動,吃苦,為別人,是天經地義。

    已經是80年代中期,凌大嫂年及60,在北京她丈夫和小女兒的住處,我第一次看見她。身材高,健壯,一身褐暗色的衣服,舊而不破,嚴謹,穩重,見生人不坐,怯於說話,典型的舊式農村婦女。她長期住在家鄉,因為有癱瘓的婆母,與妯娌輪換,要伺候;家裡有未嫁的女兒,兒婦,孫女,離開,不放心;麥大二秋還要忙農活兒。可是北京有個小女兒,更不放心,還有不少拆拆洗洗的活兒要做,所以不得已,只好來來去去。據說兒婦孝心,曾表示家裡的諸事由她擔起來,就不要這樣勞累,兩頭跑了。凌大嫂說:「我的婆母,我不能教別人伺候。」所以還是堅持來來去去。其時我也過著來來去去的生活,即每週的中間在城內單位,兩端在西郊家裡。

    家裡吃飯有人管,城內吃飯沒人管。承凌公好意,說凌大嫂來京之時,我可以到他家吃晚飯。我說這太麻煩,辭謝。凌公換為以利誘,說我常說想吃家鄉飯,讓凌大嫂做家鄉飯,嘗嘗,豈不很好。於是由嘗試漸漸變為成例,只要凌大嫂來京,週三晚飯我一定去,週二晚或去或不去。家鄉飯種類也有一些,最常吃的是京東肉餅和玉米粥。凌大嫂知道我不願意吃太油膩的,肉餡裡總是加些菜。材料細緻,火候細緻,烙成,總是比飯館(包括香河本土的)裡的好吃得多。烙肉餅是細活兒,費工,廚房熱,我表示過意不去,凌大嫂總是說沒什麼。做完,請她也入座吃,她向來不來,說已經在廚房吃了。據凌公說,背後還議論,說:「這老爺子真好伺候,給什麼吃都說好。」

    就這樣過了幾年,是1991年初夏,凌大嫂又來京,還依老例,帶來些家鄉食品,如豆腐皮之類,我也依老例,去吃。某一個星期二,聽說凌大嫂得急病,送醫院了。趕到醫院看,知道是腦溢血,由星期一晚上暈倒,一直昏迷不醒,正在搶救。人不勝天,醫院用盡辦法,延續三四天,終於還是停止呼吸了。事後,我問凌公,想來是久已血壓很高,本人沒有感覺嗎?凌公說,應該有感覺,可是她不說。我想,這就是她的人生哲學的一種表現,活著完全是為別人,所以想不到自己的病苦。

    她突然失去知覺,沒留下什麼話,如果死後有知,一定還是多種不放心吧?因為親人都還活著,連必須由她伺候的婆母也還活著。她還想照顧這些人,用自己的忘我勞動使有關的人多得一些福利。值得大書特書的是這有關的人中還有我,因為據凌公說,就在暈倒前不久,還計劃星期三晚飯吃什麼,讓我嘗哪一種家鄉味。凌公還談到她下世前的一些話,是有一次,她問凌公還記得不記得,第一次見面,是誰先說的話。凌公說記不清了。她說是她先說的,因為她聽說,誰先說話誰先死。我聽了不禁愕然,想不到世間竟有這樣的人,堅守傳統的禮,剛一面就準備為人捨生。她真就先死了,留下什麼呢?只有罕見的德,也只能存於少數人的記憶裡。少數,能夠記住過往的也好;至於未來,再找這樣的人恐怕就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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