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辜氏的怪，這篇文章描述得有聲有色，並能由形而神。不過說到怪的來由，溫源寧認為只是求與眾不同，就還值得研究。問題在「求」字；如果真像他說的那樣，那就凡是多數人肯定的，辜氏應該都持否定態度，或者深入一步說，辜氏的所言所行，並不來於心裡的是非，而是來於想反。事實大概不是這樣，或至少是，並不都是這樣。比如辜氏喜歡罵人，表現為狂，對於有大名的曾國藩和彭玉麟卻網開一面，並曾套《論語》的成句說：「微曾文正，吾其剪髮短衣矣。」
有罵，有不罵，至少他自己會認為，是來於他心裡的是非。是非的具體內容可能與常見不同；就辜氏說，是多半與常見不同。這是因為，「他覺得」他有不同於世俗、遠遠超過世俗的操守和見識。這種信念還固執得近於妄，比如他說，當時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他自己。因為此外都是壞人，他又沒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雅量，於是有所見，有所聞，不合己意，就無名火起，不能不一發作為快。發作之委婉者為憤世嫉俗的冷嘲熱諷，如：
（1）壬寅年（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張文襄（張之洞）督鄂時，舉行孝欽皇太后萬壽，各衙署懸燈結綵，鋪張揚厲，費資巨萬。邀請各國領事，大開筵宴；並招致軍界學界，奏西樂，唱新編《愛國歌》。余時在座陪宴，謂學堂監督梁某曰：「滿街都是唱《愛國歌》，未聞有人唱《愛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試編之？」余略一佇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君願聞之否？」曰：「願聞。」余曰：「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座客嘩然。（《張文襄幕府紀聞》捲上《愛國歌》）
（2）近有客自游日本回，據雲在日本曾見有未遭秦火之《孟子》原本，與我今所謂《孟子》七篇多有不同。譬如首章，其原本云：「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仁義之說可得聞乎？』孟子對曰：『王何必仁義，亦有富強而已矣。』」云云。又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其原本云：「孟子道性惡，言必稱洋人。」云云。（同上《孟子改良》）
（3）余謂財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國之所謂理財，非理財也，乃爭財也，馴至言理財數十年，其得財者惟洋場之買辦與勸業會之闊紳。昔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謂今日中國欲得理財之道，則須添一句曰：「官官，商商。」蓋今日中國，大半官而劣則商，商而劣則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幾成餓殍也。（同上《官官商商》）
發作之直率者為點名的嬉笑怒罵，如：
（4）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憶劉忠誠（劉坤一）薨，張文襄調署兩江，當時因節省經費，令在署幕僚皆自備伙食，幕屬苦之，有怨言。適是年會試題為「道千乘」一章，余因戲謂同僚曰：「我大帥可謂敬事而無信，節用而不愛人，使民無時。人謂我大帥學問貫古今，余謂我大帥學問，即一章《論語》亦僅通得一半耳。」聞者莫不捧腹。（同上《半部論語》）
（5）張文襄學問有餘而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端方）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偽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撫考無良心，沈葆楨當考第一。」余曰：「近日督撫考無良心，端午橋應考第一。」（同上《翩翩佳公子》）
（6）丁未年（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張文襄與袁項城（袁世凱）由封疆外任同入軍機。項城見駐京德國公使曰：「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我是講辦事的。」其幕僚某將此語轉述於余，以為項城得意之談。予答曰：「誠然。然要看所辦是何等事，如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同上《倒馬桶》）
像這些，用處世的通例來衡量，確是過於怪，甚至過於狂；如果換為用事理人情來衡量，那就會成為，其言其人都不無可取，即使仍須稱之為怪物也好。
怪還有更大的，是比性格更深重的「思想」。其中有些近於瑣細，很落後，或說很腐朽，也可以說說。較大的一種是尊君，維護專制。他自己覺得，這也有理論根據，是只有這樣才是走忠義一條路，才可以振興中國的政教，保存中國的文明。這顯然是閉眼不看歷史、不看現實（包括西方議會制度的現實）的夢話。可是他堅守著，有時甚至荒唐到使人發笑的地步，如對於那位垂簾聽政的既陰險又糊塗的老太太，他也是盡擁戴吹捧之能事；又如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北大感舊錄》中所記，五四運動時期，北大教授在紅樓一間教室裡開臨時會議，商討的事件中有挽留蔡元培校長，辜鴻銘發言，也主張挽留，理由是，校長是學校的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其次的一種到了家門之內，他娶妻，為本國的淑姑夫人；納妾，為日本的蓉子如夫人。還為納妾辯護，理由用王荊公的《字說》法，說「妾」是「立女」，供男子疲倦時靠一靠的。有外國女士駁他，說未嘗不可以反過來，女的累了，用男的做手靠；手靠不只一個，所以也可以一妻多夫。他反駁，理由是，一個茶壺可以配四個茶杯，沒見過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的。這就又是荒唐得可笑，應該歸入怪一類。還可以說再其次的一種，有關婦女的腳的，因為欠雅馴，從略。
思想方面還有不瑣細的，由現在看，是絕大部分離奇而片面。舉其大而總的，是中國什麼都好，外國什麼都不好。這種怪想法還付諸實行。大舉是寫，寫書，寫文章，給西方人看，說西方的缺漏和災禍如想得救，就只能吸收中國的文明。小活動是罵，據說照例是，看見英國人，就用英語說英國怎麼壞；看見法國人，就用法語說法國怎麼壞，等等。而所謂中國文明，是指孔子之道，即四書五經中所說。奇怪的是，他覺得，他眼見的多種社會現象（個人除外），並不異於四書五經中所說，直到男人作八股，女人纏小腳，等等，都是，所以都應該保存，歌頌。
但因此就說他的主張一無足取，似乎又不盡然。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他寫《春秋大義》（英文名直譯為《中國人民的精神》），導言的第一段說（原為英文）：
現時的大戰引起全世界的最大注意。我想這戰爭一定會使有思想的人們轉而注意文化的大問題。一切文化開始於制服自然，就是說，要克服、統轄自然界的可怕的物質力量，使它不傷人。我們要承認，現代的歐洲文化在制服自然方面已經取得成效，是其他文化沒有做到的。但是在這個世界，還有一種比自然界的物質力量更為可怕的力量，即藏在人心裡的情慾。自然界的物質力量給人類的傷害，是遠遠不能與人的情慾所造成的傷害相比的。因此，很明顯，這可怕的力量——人的情慾——如果不能得到適當的調理和節制，那就不要說文化，就是人類的生存也將成為不可能。
以下分幾章，介紹中國封建傳統的「理想」一面，用意是告誡現代西方的重物質文明，說都錯了，要改行中國的孔子之道，把力量用在治心方面，不必多管飛機大炮。他的這種思想，顯然是坐而可言，起而難行。事實是，溫良恭儉讓與飛機大炮戰，縮小到身家，「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與錢尤其外幣戰，前者勝利的可能是幾乎沒有的。但這是必然，未必是應然。即以辜氏的空想而論，我們可以反其道而行，只顧物而不管心嗎？如果膽敢理論上承認、行動上甘心這樣，或只是不由自主地這樣，那就一連串問題，大到「上下交征利」，小到為錢而不惜心與身，都來了。怎麼辦？如果還想辦，我們似乎就應該想想辜鴻銘。他的救世的處方是，要德不要力，要義不要利，要禮教不要貨財，總之是要精神文明不要物質文明。這藥顯然很難服用，因而也就難於取得療效。但他診斷有病，不錯，總可以算做半個好醫生吧？我想，如果說這位怪人還有些貢獻，他的最大貢獻就在於，在舉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時候，他肯站在旁邊喊：危險！危險！
最後總而言之，辜鴻銘的特點是「怪」。怪的言行，有些有佯狂成分，那是大缺點。但有些來於憤世嫉俗，就間或可取，至少是還好玩。如：
（1）有一次他跟胡適說：「我編了一首白話詩：監生拜孔子，孔子嚇一跳。孔會（指偽道學的孔教會）拜孔子，孔子要上吊。」（《文壇怪傑辜鴻銘》第3頁）
（2）他在一篇用英文寫的諷刺文章裡說：什麼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靜安寺路最舒適的洋房裡！誰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國人在上海不發財的！什麼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說赫德稅務司為中國定下的海關制度並非至善至美！（同上書第17頁）
（3）在北京的一次宴會上，座中都是一些社會名流和政界大人物，有一位外國記者問辜氏道：「中國國內政局如此紛亂，有什麼法子可以補救？」他答道：「有，法子很簡單，把現在在座的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槍決掉，中國政局就會安定些。」（同上書第175頁）
這雖然都是罵人，卻罵得痛快。痛快，值得聽聽，卻不容易聽到，尤其在時興背誦「聖代即今多雨露」的時代。痛快的罵來於怪，所以，縱使怪有可笑的一面，我們總當承認，它還有可愛的一面。這可愛還可以找到更為有力的理由，是怪經常是自然流露，也就是鮮明的個性或真摯的性情的顯現。而這鮮明，這真摯，世間的任何時代，總嫌太少；有時少而至於無，那就真成為廣陵散了。這情況常常使我想到辜鴻銘，也就不能不以未能在北大紅樓見到這位戴紅頂瓜皮小帽下壓髮辮的怪人為不小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