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銀行業的貸款擴張不是由於借外債，而是起源於央行的沖銷政策。1992年馬來西亞林吉特小幅度升值，隨後，大量熱錢流入。馬來西亞央行通過發行央行票據沖銷新增的外匯儲備。隨著沖銷規模的擴大，由沖銷帶來的債務逐漸擴大，1994年其規模已經佔到GDP的50%。馬來西亞並沒有通過財政償還這筆債務，而是通過貨幣化將之化解。馬來西亞的商業銀行之所以能夠獲得貸款增長的來源，主要方式是通過將其持有的央行債權轉化為準備金。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貸款增長也非常迅猛。1996年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額占GDP的53%，這個數字比很多發展中國家銀行貸款占GDP的比例都高。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貸款又主要集中在房地產。1996年年底，對房地產的貸款占馬來西亞金融體系貸款總額的45%。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後，金融體系的不良債權問題更加惡化。
由於國內銀行業不良債權的掣肘，面對經常賬戶逆差的擴大和信貸的急劇擴張，馬來西亞央行也投鼠忌器，無法提高利率，因此林吉特只能大幅度貶值。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在多個場合公開批評索羅斯，甚至說這是猶太人對穆斯林的威脅。這些言論更加引起了市場的恐慌，並引起林吉特的進一步貶值。因為市場擔心馬來西亞會實施各種管制措施。事實上，為了拯救股市，馬來西亞確實實施了禁止賣空的措施，但是當流動性急劇減少之後又不得不作罷。1997年9月，馬來西亞曾經動用600億林吉特購買遇到流動性危機的公司的股票。政府的養老金基金也入市干預，但是最終，馬來西亞的股市市值在危機爆發之後的一年之內仍然蒸發了2/3。多少年辛勤勞動創造出來的財富轉瞬之間灰飛煙滅。1998年9月馬哈蒂爾實施資本管制並逮捕了親西方的財政部長安瓦爾·易卜拉欣（AnwarIbrahim）。
印度尼西亞在危機中遭受的打擊最大。但是在1997年，印度尼西亞和泰國、韓國的情況並不相似。印度尼西亞已經連續7年保持了強勁的經濟增長，也沒有貿易逆差。石油價格較高的時候，印度尼西亞積累了較多的收入並減少了政府債務。20世紀80年代，石油價格下跌之後，印度尼西亞盧比曾經數次大幅度貶值，隨後又多次小幅度貶值。20世紀90年代資本流入，外匯儲備增加，盧比反而面臨升值壓力。印度尼西亞最脆弱的地方是國內的金融體系。1993年財政部長馬爾埃·穆罕默德（Mar𠖥ieMuhammad）履新之後發現，印度尼西亞的7家國有銀行中，有6家已經資不抵債。截至1996年4月，國有銀行的壞賬占印度尼西亞金融機構壞賬的72%。隨著對金融業管制的放鬆，國有銀行難以再維持較大的存貸利差，因為對存款的競爭導致了存款利率的提高。由於印度尼西亞的利率太高，其國內企業借了大約550億美元的外債。但是，總體來說，印度尼西亞的貸款增長並不像韓國、泰國和馬來西亞那樣瘋狂。從1991年起，貸款的年增長率為20%，但是其年均名義GDP的增長率是17%，所以其貸款的增長仍然是比較健康的。
泰銖貶值之後，印度尼西亞採取了一系列防範措施：就在金融危機在泰國爆發的兩周之後，盧比的波動區間從8%擴大到12%，利率從8%提高到30%。1997年8月中旬，印度尼西亞宣佈放棄爬行的釘住匯率制度，採取更為靈活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9月，印度尼西亞宣佈推遲370億美元的公共基礎實施建設項目，將外國人持股比例提高到49%，並降低了153類產品的關稅。這些政策是如此激進，以至於索羅斯基金決定做多盧比！10月，印度尼西亞宣佈將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幫助，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協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協議中要求印度尼西亞實行一系列的結構性改革。16家有問題的銀行被迫關閉，其中就有蘇哈托總統的子女辦的銀行。這些銀行的倒台引發了整個銀行體系信心的喪失，央行不得不緊急向有問題的銀行提供流動性支持。恰在此時，蘇哈托因病消失在公共場合，這更傳遞出一個信號，即蘇哈托政權已經失去了對全局的控制。出於恐慌，大量的資金流出印度尼西亞，尤其是華人資本爭先恐後地逃跑，使得盧比一路狂瀉。1998年1月，印度尼西亞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署了一項新的貸款協議，這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的改革已經不僅僅是宏觀政策，他們要求印度尼西亞對國有壟斷企業實行私有化，廢除對消費者的價格補貼，並進一步開放進出口貿易。但是，這些過於激進的改革引起了失業率的上升和社會的不滿。在雅加達的大街上，華人成為絕望的失業者和暴徒的洩憤對象，結果有大約1200人喪生，150名婦女被強姦，40座購物中心和4000家商店被燒燬，數以千計的汽車和民房被縱火。印度尼西亞的大學生上街遊行，抗議蘇哈托的獨裁統治。5月，蘇哈托被迫下台。
菲律賓在1997年夏天也爆發了金融危機。1996年，菲律賓的經濟增長勢頭仍然較為強勁，儘管1996年其經常賬戶逆差占GDP的比例為4.3%，但這一比例從1993年起是逐漸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外工作的菲律賓工人匯回的僑匯補償了貿易逆差。當泰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投資者也從菲律賓撤資，迫使菲律賓央行不得不動用外匯儲備保護菲律賓比索。菲律賓央行還提高了利率，但是這引起了人們對銀行不良債權的關注。和其他東亞國家一樣，菲律賓也借了很多美元。比索的急劇貶值使得借美元外債過多的企業面臨破產的風險。菲律賓的股市也隨之下跌了60%。但是總的說來，菲律賓受到危機的衝擊相對較小，因為菲律賓銀行在之前的10年內已經經歷了3次金融危機，所以其貸款政策比較謹慎。
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遭受金融危機的國家並不都是面對同樣的問題。但是，當著火的時候，哪怕飄過來的只是一點點火星，也會引起更大範圍的火災。導讀review
美國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再次顯示，繁榮和衰退的輪迴是資本主義無法逃避的宿命。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儘管經歷了網絡泡沫破滅、「9·11」襲擊、安然破產等事件的衝擊，美國經濟仍始終保持著較快的增長。與此同時，中國、印度等新興的發展中大國迅速崛起，出口能源和初級產品的發展中國家收入大幅度增加。回顧歷史，那是全球化高歌前行的黃金時期。但是，隨著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全球化將受到嚴重挫折，並經歷一次巨大的退潮。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長達近20年的高增長、低通脹的時期。然而，在這段時期的頭10年和後10年，經濟增長模式和經濟增長質量有著顯著的差異。如果說1991∼2000年是全球經濟的「黃金時代」，那麼2001年以來則是全球經濟的「鍍金時代」。1991∼2000年期間，隨著前蘇聯解體、印度開放、中國加速對外開放，為全球經濟服務的勞動力突然劇增，這段時期，大量的資本流入IT行業，並帶來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技術革命，帶動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2000年到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儘管全球經濟增長仍然很快，但是對新技術的研發投入已經大大削減，資本流入房地產，釀成了房地產泡沫。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可能會進入「黑鐵時代」。只有爆發一次技術革命，才能拯救世界經濟。美國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格局將出現較大的調整。從長期的視角來看，儘管美國受到的衝擊較大，但由於其經濟活力較強，調整速度較快，在未來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可能不會出現明顯的下降。歐洲和日本的經濟遇到的挑戰則大於美國。這些國家體制較為僵化、人口老齡化嚴重，且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洲和日本的出口受到影響，對外投資收益將大幅度下降，因此，估計歐洲國家和日本的相對地位將下降。新興大國比重提高，擠占的是歐洲和日本原有的份額。
導讀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和日本，會因為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加速衰落。從現在到2035年，大多數歐洲國家65歲以上人口與18∼65歲人口的比例將會增加兩倍甚至更高。人口老齡化將導致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熄火，社會保障體系的負擔加重。更為棘手的是，進入老齡化社會之後，一國的改革動力也會消失。一個年輕人居多的國家，能夠有勇氣和魄力作出暫時的犧牲，完成艱難的改革，但一個老年人居多的國家，很難再作出調整。人種之間、民族之間的出生率差異極大，出生率較低的發達國家包括日本、德國和意大利等國，發展中國家的出生率顯著高於發達國家。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人口出生率大大超過基督教國家。這種人口的漲落在很大程度上會導致國家的沉浮。即使歐洲不被「伊斯蘭化」，也會被「非洲化」。移民的湧入從經濟上給西方國家增加了新鮮的血液，但是在政治上卻埋下了內部衝突的地雷。美國金融危機引起全球化的退潮，人口老齡化使發達國家在移民政策上舉棋不定，國際政治中的文明衝突滲透到國內政治的分歧分化，這會從基礎上動搖發達國家賴以立國的社會契約。
對於中國來說，這意味著發展戰略必須調整。全球經濟將會進入長久的低迷，美國居民將會被迫提高儲蓄率，減少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中國的出口進入了一個漫長而漆黑的隧道。過去30多年，中國迅速成長為「世界工廠」，外部和內部的因素都非常重要。從外部的因素來看，隨著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和統一的世界競爭平台的形成，很多行業的模仿壁壘和壟斷利潤都在快速下降。在這種新的競爭環境下，成本優勢成為任何企業參與競爭的必要條件。以最低的成本生產最新的產品、尋找到最優性價比的企業將成為贏家。中國最大的優勢就是廉價的勞動力，而成功的中國企業，必須創造性地把這種優勢轉化為自己的競爭力。這就是「窮人的創新」。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出口將遇到越來越多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如潮水般的中國出口，將加劇中國和很多國家的利益衝突。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將伴隨著越來越多的猜疑和反對。如果我們一意孤行地鼓勵出口，最後會發現在很多場合，中國的聲音都變得無人喝彩。該調整發展的戰略了。中國無法繼續依靠出口實現經濟增長，也無法依靠出口實現社會進步，更無法依靠出口完成和平崛起。中國經濟得了出口病，只有早治才能早好。諱疾忌醫，終將導致病入膏肓。
與調整出口導向戰略相關的，是應該盡快推動人民幣匯率改革。有很長一段時間，人民幣匯率事實上已被凍結，被儲存在了冰箱裡，但是，把人民幣匯率放到冰箱裡面是沒有辦法保鮮的。與其按兵不動，不如主動出擊。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在不斷尋找新的發展道路。在調整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所有方案中，匯率改革都將是必不可缺的。外部的升值壓力不可避免地會日益喧囂，但一個成熟的國家需要做到不為外物所惑。有升值的刺耳聲音也好，沒有升值的刺耳聲音也好，我們都不需要管。做好中國自己的事情，是當前最迫切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