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中國的財力、物力甚至人力，隨著內需主導的經濟戰略實施顯得越來越寶貴，找準中國經濟可持續的「增長點」至關重要。但千萬不能在沒有準備的前提下「隨大流」，那樣名聲上似乎很好聽，但結果卻事倍功半，得不償失。在這點上，我們要借鑒美國的經驗。美國在低碳經濟的舞台上目前落後於歐洲，所以，美國對待低碳經濟的推廣，表現非常謹慎，甚至消極；而在美國國內，卻十分重視低碳技術的發展，同時也在大力培育和發展與低碳產品相關的市場交易機制。換句話說，美國今天在拚命聯合新興市場的「反對力量」，甚至把環境破壞的責任推給新興市場，以此達到推遲進入低碳社會的最終目的，為自己爭取在未來低碳社會中發揮出應有的財富創造能力贏得寶貴的準備時間。為此，我衷心希望2010年全國「兩會」在低碳經濟問題上能夠勾勒出中國未來更加明智的、可持續的發展戰略。
扶持民間投資是提升中國經濟活力的重要源泉
2010年3月2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部署了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這對中國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解決目前中國經濟活力所面臨的「四大」挑戰問題，都將發揮非常積極的影響：
第一，因為政府開始重視民營企業的發展環境，尤其是支持民營企業加大技術創新的力度，所以，民營企業將會在今後做大做強的同時，隨著市場公平而激烈的競爭，越來越需要人才以及提高研發水平。這對中國技術創新水平上一個台階無疑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第二，因為政府想打破壟斷所帶來的經濟失衡的發展格局，所以，政府開始努力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範圍。民營企業擁有長年積累起來的寶貴經驗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市場特有的敏感度，其戰略轉向或規模的擴張行為客觀上對促進中國經濟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第三，因為民營企業吃的不是國糧，因此它們對自己的利益看得十分重要，如果產權模糊和專利保護不到位，那麼一方面，大量民間資本不敢「陽光化」，從而造成政府財政壓力的加大或資本市場的泡沫化問題：另一方面，也必然會迫使它們選擇「急功近利」的投資經營方式，快進快出。這對中國產業在世界經濟舞台上創建自己的品牌或者建立自己長期的產品或服務上的比較優勢都是十分不利的。所以，在促進民間資本陽光化、健康化發展以及民營企業不斷成長的同時，國務院已經注意到要保護和扶持民營企業自身的利益以及生存環境的這一關鍵問題。當然，政府也要控制出於急功近利的目的而不惜違規違法的行為。因為所有企業在制度不完善的經營環境下，都很容易出現不利於中國經濟整體可持續發展的商業行為。國有企業具有壟斷資源的優勢和對上級決策層的政治影響力，它們的違規行為可能比純粹的民營企業更加嚴重。於是，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通過參股、控股、資產收購等多種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就成為這一次通過新一輪「民進國退」的扶持方式，讓民營企業做大做強這一發展戰略的新亮點。
第四，為了鼓勵民營企業在危機中尋找新的生存之道，和改革開放前30年一樣，繼續擔當中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除了要放開一些產業的准入門檻以外，還要注意創業或業務開拓過程中所需要的在風險融資和風險規避方面的金融支持。目前民營企業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自籌和其他資金，占比為82.8%，而國有企業的項目資金中64.8%來自銀行貸款。當然，民營企業傳統的抵押貸款能力較低（企業規模小、資本積累不足等），而且所從事的業務風險程度也較高。對於從事傳統的商業信貸並主要靠具有規模的貸款息差來保證自己利潤增長的中國銀行體系來講，要它們承擔風險融資確實很難。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發展直接金融的投融資平台，努力吸引多元化的投資主體，包括發展慈善基金、壯大私募基金等，為解決民營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可以這樣講，如果我們今天再不改善投融資環境，不重視民間投資在擺脫危機和今後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道路上的生力軍作用，不滿足民營企業對各類投資環境改善的需求，那麼，中國內需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就會因為企業經營的低效、勞動力收入增長的緩慢、收入再分配的資源限制以及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產品能力的下降，而變得更加依賴政府刺激經濟的政策。即使中國市場不斷繁榮，但它跟中國企業的成長和個人收入的提高有可能脫節，最終還是會因為缺乏科技和經濟的實力而使得中國在世界經濟舞台上乃至國際政治利益方面的話語權大打折扣。那樣，中國內需的繁榮也僅僅是建立在政府的財政支撐或者資產價格膨脹這樣虛假的財富效應基礎上。總有一天，中國經濟會因為政府的必然退市或資產泡沫的縮水而出現非常麻煩的硬著陸。
舉一個例子，最近國際鐵礦石的價格又隨著中國經濟的新一輪復甦開始迅速飆升，作為世界上鐵礦石需求量最大的國家，中國卻沒有能力和國際三大供應商（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進行價格談判。究其原因，雖然有很多，比如三大供應商在礦質方面具有鮮明的比較優勢，看上去好像無法替代，但是，我們自身存在的資源壟斷而造成的高價格銷售和部分貿易商肆無忌憚的套利活動等，也會讓三大供應商為了不斷擠壓中國流通領域的巨額利潤而向上抬高價格。這一原因給中國的海外談判製造了巨大障礙。另外，中國國內部分領域和部分地區存在過度投資，這也是造成中國對外部資源剛性需求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認，這一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經濟目前的發展階段所決定的。
現在，改善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和投資渠道也就是讓有條件的企業發揮自己的技術優勢，退出高能耗的產業，減少中國對外部資源的剛性需求，這已經成為政府工作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同時，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也應該增加資源的戰略儲備規模，通過平抑被投機資本惡意操作的價格來保證民營企業的生存能力，避免民營企業「自找出路」（往往很難有談判的優勢），這也不利於中國企業整體的談判能力。當然，中國政府還可以通過形成包括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在內的價格談判小組，代表國家發出統一的聲音，去和三大鐵礦石海外供應商周旋。但是，不管怎樣，千萬不能夠將通過談判得來的「優惠價格」因資源還是掌握在部分國有企業手中而形成不必要的第二道「零售市場」，從而在客觀上造成擠壓民營企業經營利潤的惡果。
總之，今天中國政府邁出了擺脫危機、好字當頭的發展戰略中最為關鍵的第一步，接下來應該配合溫總理的四大政策措施，制定出進一步行之有效的實施細則，真正做到能夠讓民營企業自發地沖在政府產業結構調整戰略的第一線，形成一個能夠代替目前政府靠「輸血型」的刺激方案所維持的經濟增長模式，讓市場煥發出有活力的「造血」功能，真正探索出一種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健康模式。
無視「地方債」後患無窮
2010年6月23日，中國審計部門首次披露了備受社會關注的地方政府性債務問題。通過抽樣調查發現：18個省、16個市和36個縣本級，截至2009年年底，這些地方的政府性債務餘額竟然高達2.79萬億元。雖然現在中國與希臘債務危機的狀況還沾不上邊，但是，卻可能隱藏著更大的「系統性風險」，若不重視，則後患無窮。
第一，中國的債務不是外債，不可能出現類似歐美經濟環境惡化直接影響到希臘等國的償債條件和能力的問題。而且，它們的債務都是中央債務，違約會有很大的「政治成本」和對外經濟往來的「交易成本」。但是，也正是因為我們沒有這樣顯性的「償還壓力」，可能讓我們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都沒感到很強的緊迫感。
第二，希臘經濟發展一直缺乏活力，公共機構的龐大、贏利產業的嚴重缺失（只靠旅遊、造船等少數景氣依存型的行業來維持本國的繁榮），導致在金融危機面前的償債能力非常有限；而中國經濟體規模大，經濟高速增長所帶來的「中央財力」底氣非同小可，所以，債務占比國內生產總值相對較小。一句話，債務問題被經濟的高速增長所「埋沒」了。但是，正是因為我們有經濟增長這樣的「定心丸」，所以，沒有去關注地方財政甚至中央財政的投資效率。
第三，希臘債務危機的形成原因很清楚，只要本國政府下定決心以及希臘人民改變自己習慣「吃皇糧過休閒日子」的生活方式，改革就能夠取得非常明顯的效果。而中國不同，中央和地方財政「分權」以後，稅收的「權利」和支出的「義務」沒有完全統一起來，而中央領導層和地方領導層的幹部任命又是緊密相連的，所以，地方政府好大喜功，政治目標和經濟目標的背離，也是導致地方債問題日趨嚴重的根源之一。
第四，在「樂觀預期」這一點上，不管是希臘政府還是中國地方政府都有著相似的地方。希臘政府認為，世界經濟的繁榮能夠讓本國的旅遊業永遠興旺，強大的歐元區經濟會帶著希臘經濟不斷向上前行。所以，一旦金融危機打破了這種樂觀的想法，它就會發現自身的舉債是過度的，其公共支出是不可維持的。而中國地方政府則樂觀地認為房地產市場會永遠繁榮，甚至在目前中央進行樓市整頓的關鍵時刻，繼續期待中央能理解地方發展的苦楚，消極對待樓市調整的態度時隱時現。樓市的萎縮也一下子暴露出了地方債脆弱的償還能力。
第五，希臘政府在舉債過程中暴露出了嚴重的道德風險，那是因為《馬約》（《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准入門檻對它的約束；所以，它為了減輕債務鋌而走險，包裝債務。而中國地方政府表現出來的則是為了自己的政績，不顧自己所在地經濟發展的特點，只考慮到機會難得，於是，利用中央政府的號召力、利用自己在當地的信用震懾力，催生了銀行為之提供大量的貸款和以地方政府信用為擔保的貸款項目，把未來償還的風險轉嫁給了中央、轉嫁給了未來的地方政府。而且，老百姓會對肯花錢搞基礎設施建設的地方政府給予較高的評價，雖然地方債問題暴露的時候，大家都會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最後，希臘主權債務的重構雖然在目前歷經艱難，但是，債務進一步膨脹的可能性已經變得越來越小。而中國不同，不管是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舊債問題還是目前為了擺脫經濟危機的救市計劃，只要制度還沒有理順，只要經濟增長的活力不是來自於市場，那麼，地方財政透支風險的問題就會變得越來越棘手，越來越惡化。這直接影響到後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的活力發揮，以及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向內需主導的方式轉變。道理很簡單，政府債務龐大了，市場資源就會被擠占，老百姓防範稅收負擔、通脹風險的動力就會加強，儲蓄和追求高收益的金融投資也就會更加旺盛。
總之，即使今天地方財政嚴重吃緊，也不會立刻發生債務危機。但糟糕的是，如果這樣放任下去，中國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就會發生動搖，應對經濟全球化的能力就會開始下降。
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在哪裡？
如今，全球經濟擺脫金融危機的真正「突破口」就是要盡快尋找到能夠形成「共識」的「新增長點」。而且，各國政府都希望在下一輪經濟增長的週期中確立自己的主導地位，不至於讓自己的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中處於收益和風險分配的劣勢地位。今天，中國政府也在積極地通過「區域經濟」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相結合的發展戰略來探索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以此推動結構調整的步伐，進而徹底改變危機前中國經濟對外依存的增長方式。顯然，這樣的發展戰略在改變危機前的增長模式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上起到了不可否認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