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歐美各國在這場金融大海嘯面前，不僅其虛擬經濟部門受到了重創，其實體經濟也遭遇了嚴酷的寒冬磨礪，不過它至少能通過貿易轉移的途徑給中國經濟帶來機遇和挑戰。機遇在於美國大眾的整體消費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他們不斷地收縮高附加價值產品的開支，進而轉向價廉物美的商品，而這一市場恰恰是像中國這樣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家最具有競爭力的地方。如果因為我們自己出口退稅過低、人民幣升值過快、貨幣政策過緊而造成大量從事生活用品生產的中小企業放棄了在美國市場獲利的機會，那麼，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嚴重下滑的惡劣環境中，就會再度失去原本屬於自己的銷售市場，國內就業壓力也不能得到緩解，實在是大為可惜。
所以，今天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政策變化應該得到全社會的理解和贊同。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可能帶來的另外一個消極因素，就是在經濟蕭條時期中國要繼續對歐美國家保持貿易順差可能會越來越困難。無論是奧巴馬還是薩科齊，都會利用自己的執政權力，要求中國開放自己的國內市場，甚至要求中國政府出台相關政策鼓勵消費者購買外國產品。由於貿易結構的差異，中國國內市場的高附加價值產品更多可能會被進口品牌所壟斷，所以，貿易逆差將擴大，甚至短時間內還可能會出現低增長、低就業的局面。而且，如果中國的企業在歐美國家的產品結構中缺乏競爭力，那麼，沿海城市就可能面臨低增長、低就業、高逆差的不利格局。這就涉及我們必須要處理好的一個大問題：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中國在國際經濟格局分工中的定位問題！
其次，對目前還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和農業大國的中國經濟而言，保增長實際上就是保就業。危機關頭，外需和內需的動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政府的及時和有力干預就顯得十分必要，並且無可厚非。
從「國十條」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內容中，我們也能領會到，目前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是應對危機的管理措施，只不過有些措施是希望它短期立刻見效，有些則是出於中期應對危機的考慮。不能簡單地認為這些做法跟以往的差不多。比如，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是中國政府為了應對危機要扶持經濟、扶持市場，這是中央政府首次將宏觀調控政策用到了極致。另外，為了解決農民工兄弟回鄉就業、提高收入的問題，中國政府加大了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加快了三農建設的步伐，通過建立土地流轉制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等措施，刺激農村消費拉動內需，沖銷外需嚴重受阻的不利局面。
同時，為了保證不浪費沿海城市30年改革開放所積累的寶貴的生產和管理資源，中國政府要盡快架起城市與農村之間，沿海和內地之間的交通大道，將目前效率嚴重下降的沿海城市和國外之間的垂直產業鏈轉變為沿海與內地之間的垂直分工的產業鏈，從而刺激內需增長。再者，為了讓企業不因為出口業務中所帶來的應收賬款的增加或銀行融資難度的加大而使自己陷入資不抵債的局面，造成社會就業壓力的增加，中國政府迅速調整了增值稅的徵收方式，重新加大了出口退稅的力度，在某些出口產品上甚至降低了關稅，甚至還將人民幣匯率與目前日益增值的美元指數脫鉤以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競爭優勢。而且，政府還努力通過為中小企業創造信用擔保渠道等措施來力控企業的生產成本。
雖然我們感到最最重要的中長期戰略，比如重民生措施如何落實到實處等還沒有被進一步具體化，但是，在國務院「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實」的十六字方針的指引下，各地政府都出台了相應的刺激內需的措施，投資規模很快從中央的4萬億元擴展到了18萬億元！於是，另一個問題自然就浮上水面，那就是，這麼快的投入，這麼快要求見效，質量會怎樣？效果會怎樣？專家學者都在進言，千萬不能再出現爛尾工程，害民也害國家。這看上去解決了短期的就業問題，保持了社會和諧，但它卻會埋下社會更加不和諧的隱患，造成了今後經濟結構重新調整所需要的更加巨大的成本！
越是在危機的時候，越是要冷靜，越是要講究科學，一定要監管所謂地方政府的跑步「錢」行。尤其是在短期內，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外需和民生。因為前者能夠在當前的局勢下見效明顯，而後者才是提高全民和中央同心同德的社會基礎。因此，即使改善民生的浩大工程不能立刻產生效果，也要讓老百姓實實在在地感覺到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在日益加快，無論是住房、醫療、教育還是養老等方面都在一點一點得到明顯改善。政府要適當地學會讓利於民，千萬不能在當前危機中去與民爭利。央企上市和三農建設（土地資源的國有化問題）即使能夠緩解大量就業問題，也應注意民生改善的這個大問題。這對中國經濟整體提高承受外部衝擊的能力是至關重要的。再者，對各級地方政府過分強調和解讀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和規模性，以及央行和歐美各國一樣，千篇一律地繼續向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等做法，都要加以反思，冷靜處理，千萬要把握好度和節奏。否則，一旦走過頭、好大喜功，救市效果反而會適得其反。出於樹政績的功利性，即使有些做法能緩解短期的就業壓力，但也可能會對寶貴的公共資源造成極大的浪費並且嚴重損害政府的威信。
努力打造中國在「低碳經濟」社會中的有利地位
今天，世界經濟要徹底擺脫金融危機的陰影，放心地讓各國政府及早「退市」，以避免前期「救市」和近期市場價格復甦後所帶來的流動性氾濫、通脹嚴重和新一輪資產泡沫的問題，各國政府就必須盡快尋找到一個新的可持續的增長方式！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吸納看似過剩的金融資本，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把目前低迷的經濟推向一個由市場自身造血功能支撐的繁榮的經濟時代。為此，歐洲多個工業國家發起了打造「低碳經濟」的浪潮，爭取在下一輪的增長過程中，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的領頭羊從而分享到由此帶來的巨大財富。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也向世界展露了歐洲「求勝心切」的願望和以此做強歐洲經濟的雄心。
2009年11月25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代表國家決定，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並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制定相應的國內統計、監測、考核辦法。相信在2010年全國「兩會」上，中央領導和與會者一定會對低碳經濟給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所造成的影響，以及中國如何結合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技術創新政策來積極應對低碳經濟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等問題展開充分的討論和科學的論證。在這裡，我也想從「新標準」市場導入的視角，來分析中國社會一旦進入世界各國都不得不接受的「低碳經濟」的新時代後，中國經濟的主導權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第一，試想一下，如果我們拿出追趕歐洲低碳技術的勇氣，花大力氣在產業結構、產品升級和技術創新等環節上脫胎換骨地引入低碳經濟新標準，那麼，現有的靠非低碳標準的市場打造出來的中國產業和企業的生產能力及市場競爭力就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尤其注意到，發達國家人均收入達到1萬美元以後，碳排放量才開始出現明顯的下滑。而今天中國農村的城市化、工業化以及先進的裝備製造業都會帶來對能源要素的巨大需求。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通過控制排放的產業政策，還是通過市場交易機制來化解，都會帶來不可估量的產業調整成本。
這些成本如果一味地讓政府負擔，財政支出的壓力就會使其不可持續；相反，如果一味讓企業承擔，靠加工貿易贏得競爭優勢的廣大中國民營企業不可能自行承受新能源的高成本或通過內部消化成本，這就會導致中國廣大企業的競爭力受到很大影響。所以，雖然我們應該對人類共同生存的環境的保護問題表示出極大的關注和負責任的積極態度，但是，全社會大張旗鼓地從現在起就全面踏入低碳社會的做法，可能會給中國帶來新一輪的產能過剩，由此產生的社會協調成本也會讓我們的事業事倍功半，甚至不可持續。所以，在尋找到降低成本的有效機制之前，我們還是要和新興市場國家一起，阻止歐洲國家按照它們的國情快捷地推動這一新標準。
第二，如果我們無動於衷，或者即使啟動低碳經濟，也是在一些形式上或概念上來「求變」，比如，不考慮市場需求和成本高低，各地去一味地發展光伏電池產業（事實上，在中國完成的光伏電池作業環節，甚至可能比其他非新能源概念的產業更消耗能源，更多產生損害環境的有害物排放），那麼，我擔心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謀求政績，不顧產能過剩和實際高排放的後果，大力發展這種僅僅呈現出一點新能源「概念」，卻沒有市場潛力或技術含量較低的工程，最終不僅浪費了國家資源，而且也會使我們在發展新能源的產業時更加處於一種沒有競爭力的劣勢地位。當然，走向另一個極端，完全排斥低碳經濟也是十分危險的。因為一旦美國也作好了靠低碳經濟所帶來的新技術和新商機，重新站上財富價值鏈的兩個高端位置（一個靠技術獲得財富，另一個靠服務，尤其是碳交易服務獲得財富）的準備，那麼，沒有作好準備的我們，就會在被迫面對全球低碳經濟「新標準」的時候，失去對外經濟發展的活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挖掘自身內需的潛力，實際上也是為緩解低碳經濟這一「新國際標準」對處於高速增長階段的中國造成的負面衝擊。
第三，目前我們應該做的是要利用國際合作的力量控制低碳經濟新標準過快地變成國際統一標準。因為這個低碳標準裡確實含有歐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相當成熟的戰略和日益完善的技術，所以，我們需要足夠的時間來尋找和把握好在低碳經濟財富鏈中的有利地位。如果還像過去那樣，僅僅成為別人的加工廠，到頭來生產的雖然可能是低能耗清潔產品，但生產過程中卻會造成更加嚴峻的產能消耗和有害物質的排放。而且，這些產品給中國消費者所帶來的財富效應，也會因為我們處於低端的生產環節而十分有限，中國市場還是無法享用相對自身收入價格高昂的新能源產品和低碳消費產品。
所以，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保持頭腦清醒，努力要求發達國家履行技術轉讓的承諾，在接受它們的新能源產品加工訂單的同時，也要要求對方把技術公開，否則中國大規模的生產只是給歐洲低碳標準產品帶來價格下降的市場競爭力，卻無法用以大幅度提高自身在這個領域的競爭力。也就是說，在目前和歐美國家沒有達成共識的時候，我們還是應該把重點放在適合中國國情的，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發展戰略上，並充分施展我們最擅長的「規模經濟」的比較優勢，而在低碳研發技術力量的發展上可以漸漸增加資金的投入比例，不過千萬不能過快、過度地去推動最終消費市場上的低碳產品的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