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反壟斷法》，老百姓們更關心的是有關行政性壟斷的問題。因為很多關係到民生的行業，比如水、電、煤、交通、通信等特殊壟斷行業，不僅關係到民生，也關係到國家安全，老百姓們想知道的是，這些行業的價格壟斷行為是否不會受到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監管。事實上，由於這些行業存在很高的投資成本、技術研發成本和管理成本，如果丟給市場去監管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所以，由國家來一攬子承擔，這無可厚非；其他西方成熟國家也是如此。但關鍵是，提供給老百姓的產品和服務，其價格形成機制應該要做到透明化、社會化和市場化。
所謂「透明化」，就是要向大眾闡明成本的高低和價格的形成要素。而不作披露地制定收費價格，讓老百姓無法選擇地被迫接受，就是一種有害的行政性壟斷表現。所謂「社會化」，就是要考慮到這類行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屬於公共性的較多，所以不能單純地按照一般定價原則來實施。政府應該要多調研和開聽證會，瞭解民生的實際需求和對服務的認可程度，再根據消費者的實際購買力來制定成本收回的時間、範圍等影響價格的標準。所謂「市場化」，就是對於投資方案、工程實施的競標單位甚至部分的服務內容，都可以採取市場化競爭方法來操作。這樣既能達到價廉物美的效果，也能防止「上海社保案」這樣的腐敗事件發生。
四、反壟斷，首先要合力反腐敗。
在反壟斷的過程中還要避免腐敗的滋生，也就是要避免更大的壟斷出現。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要齊心協力、互相配合，堅決遏制「走後門、開綠燈」的尋租行為。
從《反壟斷法》頒布之日起，很多國有企業的行業巨頭將成為《反壟斷法》的矛頭所指，而打破這些企業壟斷的主要方式就是業務拆分，如同當年美國拆分微軟。但問題是，這個拆分的過程要由誰來做？怎麼做？如果在拆分的過程中，被拆分的業務最終通過種種幕後交易，轉移到了某些利益集團的手中，那就給未來造成了更大的腐敗可能性。前車之鑒就是俄羅斯能源工業的「反壟斷」，它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和更多的寡頭。
總之，《反壟斷法》的推出，從理論上講，有利於打破行政性壟斷的壁壘，創造民營經濟業務升級和企業發展的必要空間；有利於防止國有資產的變相「流失」，有效阻止國外跨國企業在中國市場進行戰略併購等瘋狂擴張（非公平競爭的一種表現）；有利於保護廣大弱勢消費者群體的切身權益，培育「內需」茁壯成長的生態環境。但從操作層面上看，能否做到透明化、社會化和市場化，以保證法制建設所帶來的貨真價實的經濟效益，確實還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和「挑戰自我」的制度改革！
「長三角先行」意義何在？
長三角區域是中國最具有市場活力和綜合經濟實力的區域之一。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上海、江蘇和浙江等地區政策運用得當，市場組織靈活，出口導向明確，為其他地區的發展樹立了成功的楷模（比如溫州模式等）。但是，隨著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程度越來越深，中國經濟發展的對外依存度也越來越大。因此，中國受到世界經濟失衡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就越來越明顯。尤其是這次美國次貸風波的爆發，造成了美元的持續貶值，美國市場需求明顯萎縮，大量的金融資本轉向要素市場，一定程度上推高了美國原油期貨市場的價格。
於是，長三角區域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首當其衝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負面衝擊：工業原油價格的上升、歐美市場需求的萎縮、人民幣對美元的持續升值、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流動性過剩所導致的政策上持續的貨幣緊縮，以及火藥味越來越濃的貿易摩擦等，這些不利因素收窄了長三角區域企業發展所需要的利潤空間和項目資金自我調整的流動性空間，造成了部分民營企業「停業」和「破產」的巨大壓力。這些嚴峻的事實，迫使中國經濟的領頭羊——長三角區域經濟，必須改變以往的增長模式，以提高該地區乃至中國社會整體承受外部衝擊的能力（包括當前應對輸入型通脹壓力的能力）。具體而言，就是要通過積極有效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加強關係民生的制度建設，探索一種由內需支撐、創新主導的「又好又快」的發展新模式。為此，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明確提出了長三角區域「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率先發展、一體化發展」的宏偉規劃，並反覆強調這一新探索「對全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以下，筆者主要從三大方面並基於經濟學的視角來解讀溫總理所提出的十點要求。
一、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和加強技術創新來提升中國企業的競爭力。
長三角區域雖然過去都是以出口導向發展戰略來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但是，由於其貿易結構中產品技術含量不高，無論是低附加價值的輕工業產品出口，還是加工貿易型的機電產品類的出口，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這輪金融危機和宏觀調控的影響。所以，長三角區域今後能否延續其國際競爭優勢，關鍵就在於該區域是否能夠加快發展高附加價值的裝備等製造業和加強個性化的高附加價值產品的生產，是否能夠加快產業向高端服務業的轉型，以提升我國產業在世界生產價值鏈上的地位；同時，也在於各級政府是否能夠顧全大局，推進重大基礎設施的一體化建設，做到齊心協力、揚長避短，以保證高效運作的區域治理機制等。
另一方面，要保證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向高端價值鏈的轉移，關鍵需要大力推進自主創新。而自主創新能否取得實質性的進展，還仰仗於是否有一流的技術和管理團隊，是否有一套保證自主創新活動積極開展的扶持體系和激勵機制等因素。比如，優惠的稅收政策、融資政策、人性化的後勤服務政策以及獎懲分明的績效評估機制等。
當然，長三角區域的新一輪發展，再也不能夠無視「兩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和低附加價值）的問題，一定要建立在「又好又快」的發展水平上。既要注意集約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性，又要強調企業發展所需肩負的社會責任性。那種犧牲環境、耗費資源的生產方式一定會隨著生產和交易成本的不斷攀升而不可持續。
長三角區域只有通過上述這些改善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努力，才能真正做到「供給」能力不因「過剩」而煩惱，也不因「不足」而後悔。從國家層面上來看，「通縮」和「通脹」的風險也會因為創造社會財富價值方式的改善而明顯降低。
二、大力推行「三農」政策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促進內需增長。
目前，中國內需不足的原因被很多學者歸結為「貧富分化、區域發展不平衡和社會保障制度缺失」等不利因素。因此，長三角區域，作為一種嘗試，首先要統籌城鄉發展，深化農業改革。這樣才會提高農民的收入和當地政府的收入，從而有效地緩解收入差距，刺激內需，改善區域經濟目前還存在的失衡發展的格局（比如對外依存度過高等）。具體而言，就是要大力發展現代農業，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從而創造就業，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社會和諧度。
另外，還要解決城鄉居民的後顧之憂。比如，緩解老百姓教育、醫療、住房和養老支出上的大額負擔，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來減少中國大眾過多的儲蓄和全民炒股的傾向，引導資金轉入正常的消費通道，從而帶動企業供給的持續增長，並以此進一步推動實體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長三角區域積累了3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為區域內的消費者創造了非常可觀的收入，如何探索一種有效的培養內需的生態環境，也是中央政府給予長三角區域中各個經濟體的一項意義重大的使命。
三、探索「高效、平穩」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新模式。
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我們既可以依托世界經濟的發展來推動中國經濟的增長，也無法逃避在世界經濟失衡的格局中，國外的經濟風險和金融風險，甚至災難性的危機對我們造成的負面影響。因此，如何提升我們抵抗風險的承受能力，如何改善中國經濟失衡的問題，就關係到在開放環境中我們是否能夠得到自己公平的利益，是否能夠做到有效抑制或分散世界經濟下滑從而拖累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風險。
溫總理的最後兩點要求給我們指明了解決這類問題的方向：繼續推進重大改革試驗，這包括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和股份制化，也包括金融體系的建設和金融創新的推進等。這些改革的成功將大大提高我國經濟承受外部衝擊的能力。另外，中國發展模式的轉變也直接和我們利用外資的政策相關。如果我們還滿足於加工貿易、滿足於高成本的解決就業的生產模式，那麼，我們的對外開放水平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價值且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的脆弱狀態中。這不利於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不利於一個主權大國應有的安全需要。
總之，這次由國家推動的長三角區域發展模式的新探索，不僅關係到中國經濟未來供需平衡的可持續發展模式，而且，也能夠直接為當前其他相對落後的地區創造發展機遇和打開增長的空間，從而給中國經濟帶來一個健康良好的社會生態環境。比如，產業結構的升級就可以把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製造產業轉移到內地，形成國內自己的「垂直分工」產業鏈。這種分工和合作不僅能替代長期以來中國較高對外依存的合作模式，從而減少貿易摩擦，而且也給內地發展創造了機遇，避免了長期以來困擾我們的重複建設和高代價運行的「世界加工廠」的問題。
另外，外資引入，也同樣隨著長三角區域「准入」門檻的提高和內地吸引外資的配套措施的落實而發生「質」的變化——雖然新的外資政策會產生項目之間投資性質的明顯差異（外商沿海城市集聚的格局將會打破），但整體數量上卻不會發生令人擔心的銳減狀態。也就是說，在長三角區域優先發展的戰略指導下，以高端製造業、研發和服務業為主的外資企業將集聚長三角，而加工貿易型外資完全有可能進一步深入內地，繼續享受中國生產成本低廉所創造的競爭優勢，同時也會改善這些落後地區偏低的收入和就業水平。並且，也可以斷定，深入內地的外資企業，會進一步和比較熟悉的長三角區域中的內外資企業形成新的合作格局——它將因為能夠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和相對低廉的「合作」成本，而產生十分誘人的雙贏效果。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長三角區域增長模式的探索和轉變，也離不開中央政府的支持。有很多政策是需要自上而下推廣和協調的，比如企業增值稅的改革、掃除「市場准入」的各種壁壘、行政管理體系中「民主制和責任制」的導入等政策運作，都會影響到長三角區域「新經濟體系」的活力及其耐久性。
靠市場還是靠政府？
—為中小企業「驅寒」要謀求新思路
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沿海城市的中小企業正在經歷一場愈來愈殘酷的「寒冬」的考驗。首先，為防止投資過熱和外匯占款所引起的流動性過剩現象對中國宏觀經濟的衝擊作用，從2007年年底開始，中國政府加快了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步伐，放棄了對多個低附加價值的商品出口退稅政策，從而收窄了一批缺乏價格調控能力企業的利潤空間。接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以下簡稱《勞動合同法》）的通過，讓不少企業家長期靠彈性的低勞動成本去國際市場打拼的出口戰略再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然後，輸入型的工業要素投入品價格的不斷攀升和緊縮型貨幣政策的進一步實施，又一次推高了一批企業的生產成本和融資成本。到了今天，當美國次貸危機不斷惡化並波及全球的時候，我國中小企業開始為自己的生存條件在苦苦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