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個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陣了，沉澱的雪使四野白亮。陽光照在這個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擴張了亮度。亮度飽脹得厲害，從臥室拉得嚴絲合縫的窗簾上溢出來；不是從縫隙，而是滲透密度極高的經緯，使這乳白窗簾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臥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軟的白亮輪廓，像是剛剛從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剛剛刷去最後一層細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櫥上有一層硬幣——安德烈一進臥室習慣先把口袋裡的硬幣掏出，扔到櫥上。一把圓形沙發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讀書的。另外一個英國式的秘書寫字檯，上面的花瓶和寫字檯一樣保守。花瓶裡的花是我十月底來的時候安德烈買給我的，這時全干了，是普希金講到的那種樣子：在多年後令人想到一個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種樣子。
但願一切都在眨眼間過去，一步跨入未來。從未來回頭，來看這個初雪的早晨，這束干花，是不是像此刻這樣事關重大？這個無從說起，輾轉反側的時刻還會顯得折磨人嗎？可能不會，可能像是任何時刻一樣，無足輕重，可以被錯過去，過度到普希金所隱喻的那種晚年：意外地在一本書裡發現一些干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個浪漫事件留下來的，那事件究竟是怎麼個前前後後，全不清楚了，隱約記得它在當時顯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對晚年有什麼發言權呢？他又沒等得及晚年，就讓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見乳汁一樣的光線中，安德烈沉睡的面容。他這些天一定沒睡好。其實他相當緊張，對於FBI攪進我的生活，他表現出的嘻哈態度，是為了寬我的心，實質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門散步，吃館子，遊蕩各個博物館，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後。他對我究竟是誰沒有完全的把握。對於我的父親到底幹過什麼，他也覺得心裡無底。他沒有徹底信賴我。因為假如我像我自述得那樣簡單，FBI真的會吃飽了撐的，如此興師動眾？
我輕手輕腳地起床，走到樓下。打開客廳的百葉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讓我睜不開眼。四週一點兒聲音也沒有，一切都還在星期日的大懶覺裡。我在壁爐前的沙發上坐下來，無所事事原來很舒服。安德烈·戴維斯的妻子會在這樣的早晨坐在長沙發上看報或看賬單，或者全心全意地無所事事，就坐在我現在的位置上，那是個感到幸運、惜福、感恩的女子，為此刻能在窗內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個安詳的、穿著厚實柔軟的潔白毛巾浴袍的主婦會是誰？
會是我嗎？……
芝加哥的勞累、貧困和粗野的風一塊兒橫掃向我和我的藝術癟三同學與朋友。我在那裡感到的力量，那種類似英雄氣概的自我感覺和這個暖洋洋的客廳完全不搭調。在那裡吃的苦頭在這裡看是自找，是荒謬。我發現自己悠閒地疊著洗衣筐裡洗淨烘乾的衣服，柔軟劑家常的香氣和著一股猛烈的慶幸湧進我身心——幸虧我沒把分手之類的話告訴安德烈，我需要這份悠閒舒適暖洋洋的日子。
我來到浴室，開了水龍頭。水流充足、溫煦。我想到每次在牧師夫婦家洗澡的顧慮：總是豎起耳朵聽許久，確定沒人使用淋浴，沒人洗手，沒人坐在馬桶上讀雜誌，我才影子一樣閃進去。我總以最快速度洗澡，儘管人體在淋浴中多麼想犯犯懶，我都在衝去肥皂泡沫後決然地關掉水龍頭。稍稍磨蹭，我就聽到自己斥責自己：真好意思啊，連房租水電費都還沒交呢……這時我讓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發呆。完美的溫度和源源不盡的水流讓我意識到能這樣洗浴是幸運的，浴洗該是種鋪張得起的鋪張。
浴盆旁邊有個電子體重磅秤，靠牆的木架上，是一摞蓬鬆的毛巾。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有兩三塊是淺沙黃，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該這樣方便，並不需要人去惡狠狠地奮鬥，什麼都稱心如意，安德烈·戴維斯的愛妻將抹去巨大鏡子上的水蒸氣，順便看看自己的裸體：還不錯吧？還算年輕吧？……滿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頭發來，兩個嘴角自得地往上翹起。未來的主婦看著看著，抹亂的熱霧變成一柱柱細小水流，從鏡面上淌下，她的身體於是變成被風吹皺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電子體重磅秤，看著紅色顯示燈在幾個數碼間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來的愛妻會像這樣，在每天浴後站在我現在的位置上，那個女人會是我嗎？
我再次覺得驚險，一念之差險些就斷送了我正享受的這一切。
我拿起馬桶旁邊的電話，撥了個號碼，響了六遍鈴，阿書沙啞地說：「知道是你，我以為你昨天一到就得給我打電話呢。」
我說：「我坐『紅眼睛』航班來的，昨天補覺補了半天。」
她說：「我以為你特急著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問：「你都供什麼了？」
她說：「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傢伙長得不錯，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著瞎扯，馬上要她掛斷電話，我十分鐘之後再給她打。
她罵罵咧咧，說：「有監聽器怕什麼？無非把大實話再講一遍。打死我也就這些話，打死誰我都是這幾句話！他媽的讓你監聽……」
我趕緊叫她閉嘴，把電話掛了，匆匆換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門去。在街口快餐店裡，我找到一個投幣電話，一撥通就聽阿書仍在罵罵咧咧，我這邊又穿衣又戴帽又鬼頭鬼腦找打電話的安全地點，她那邊一口氣罵到現在。她說她就得罵給他聽。我問「他」指的誰；她說誰在她電話線上裝「小耳朵」她就請誰聽她的髒字眼兒。她說FBI已在這個禮拜給她過了「大刑」。我問怎麼個過法。她說跟那麼乏味的人來來回回講那麼幾句乏味的話，還不叫過刑。她告說我，理查·福茨盡量變著花樣問那幾句話，於是那幾句話就是變著花樣的乏味。
「哪幾句話？」我問。
「還不就是我什麼時候認識你的，你在軍隊的活動我瞭解多少。我們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後又說：『他們倆人據說是在北京認識的。』我說：『不對，是在美國認識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認識的！』他說：『那可能是他倆裝的。』我說：『那他倆裝得可夠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來：「你怎麼幫腔啊？！我們怎麼裝了？！」
「我沒說你裝啊……」
「你不是說我裝得夠棒的？！」
「我說你要能裝成那樣那可是沒得說了：天生一個大瓣蒜！」
「誰裝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這可不夠意思，我這可是捨命陪君子，我圖什麼？！讓電話線上的『小耳朵』一聽，樂了，我們這邊內訌了！資本主義就這點兒好，個人主義，誰也不跟誰團結得像我們社會主義這樣……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團結。」
我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來是來麻煩阿書。
阿書接著告訴我，若不是看在她和我穿開襠褲的情分上，她早讓便衣福茨去見鬼了。她又做出一副****嗓音說，理查·福茨要不那麼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會少很多耐性，她的態度良好跟他長得英俊有關係。
我說：「要不你幫我幹掉他算了。」
她說：「有那麼一閃念。後來想，我這忙也幫得太大了，怕你心裡過意不去。」
我笑起來。
阿書說：「他也覺著我看著他的眼神不對了，可能有點兒不正經。他馬上把話一轉，問我和外交官戴維斯什麼關係。我想這小子實在太帥了，講這麼低級趣味的話都讓我捨不得幹掉他。我說：『啊，我跟外交官戴維斯先生嗎？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關係，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這麼說的？」我知道她不會這樣跟FBI的便衣說話。
她拍著床鋪大笑，我們倆在電話上比較大無畏。
她笑完又說：「便衣福茨真是挺帥的，你知道他們一個月掙多少錢？」
我說：「肯定比郵局的掙得多。」
「那天他來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呵，你艷福不淺，弄了這麼個帥哥便衣來審你的案子！」
我說：「別墮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個狗特務嗎？」
她說：「我還迷上過一個UPS的卡車司機呢。我跟便衣福茨說：『請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實我跑去換了條超短裙。他還裝作沒看見我搖身一變，不過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後他開始問你在軍隊的時候，寫的信都說些什麼。我說：『我這人吊兒郎當，她教育我不要吊兒郎當。』他說：『你不認為她這是在給你洗腦？』我說：『我哪有您這麼高的覺悟。』我又說：『我還收到她寄給我的軍裝，毛主席著作。』他說：『這在我看很像洗腦。』我問他：『你知道那時候一件正牌軍裝什麼價嗎？——能換十斤掛面！十斤掛面什麼價你懂嗎？——二十八個雞蛋！二十八個雞蛋意味著什麼你明白嗎？——我們全家每月才十個雞蛋，還有四個散了黃的，一個臭的。不散黃不臭的只輪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個雞蛋在我們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書拿我做假設的便衣福茨。她在這裡停頓下來，為強調她下面更重要的話——
她說：「因為二十八個雞蛋讓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個月；沒這些雞蛋我爸爸會早死四個月，所以這些雞蛋等於是我們三姐弟四個月的爸爸！」
我問她便衣福茨聽完怎麼個反應。
「沒反應，傻了。過一會兒才說：『你們能長大成人，真不容易，內心從小就受過致命創傷。』我說：『也還行吧，我爸爸在世我們吃蘿蔔乾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們還是吃蘿蔔乾炒辣椒。』對了，他還問：『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時期有沒有不良習氣？比如撒謊。』我說：『嗨！我當你說什麼不良習氣呢！撒謊誰不撒？你不撒謊？』他特嚴肅，說：『對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謊。』我說：『我也是。』他說：『你可別對我撒謊。』我說：『那你爭取做我的朋友吧。』」
「後來呢？」
「後來我想，這小子不錯，又帥，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馬路上。你知道，我對我喜歡的小子，一般送到電梯門口；有可能鬧戀愛的年輕光棍，我就送到樓下；特別有潛力的，我才送到大馬路上。一男一女乘電梯，大眼對小眼，哇，那股荷爾蒙壓力，心肯定會亂！你有沒有這種體驗？」
「阿書，FBI和個中國女人戀愛？你想什麼呢？！」
「想想都不行？再說不是我想，是荷爾蒙想。」
「他們這種人一般都不理睬荷爾蒙，都是冷血。」
她在電話那頭繼續嬉皮笑臉，說：「唉，你想想，生個小FBI，也不錯，據說進FBI是要考智商的。」
我發現身後站著兩個人，等著打電話，他們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們的對話是中文，用不著聽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國，用公用電話超過十分鐘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販毒倒軍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嚇，不然就是通姦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會公德，跟隨地吐痰同等罪過。
我跟阿書說：「行了，有人等著用電話……」
她說：「讓他們好好等著。我跟便衣福茨在大馬路上握手的時候，他說：『什麼時候來芝加哥，我請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凍穿超短裙也值了……」
我笑著掛斷了電話。等著打電話的人增加到五個，排成了一支小隊伍。至少有四個種族在這支隊伍裡。他們都是一臉的不高興，因為他們吃不消我用一口他們完全不懂的語言在那裡瘋。我越是樂不可支他們越有氣，等於我在公然地、一口接一口地當著他們的面吐痰。
安德烈要我花一個上午時間去為看晚上的芭蕾購置服裝。他說他的朋友勞拉會在五角大樓購物中心等我。「波拉克公主」從小精通時尚，更精通合算的時尚。安德烈從錢包裡拿出六張一百元的鈔票，說這個數字是猶太公主精打細算得出來的。
勞拉比我想像得要苗條，像個女高中生。她穿一條合體的牛仔褲，白色高領緊身衫，黑西服上有兩顆純金色的紐扣。從敞開的西服前襟，露出寬寬的牛仔皮帶，野性十足的一個黃銅帶鉤。她上來就問我有多少錢的預算。聽我說六百塊，她馬上罵安德烈摳們兒。她說：「我跟他說最起碼六七百塊！你總不能光穿一身好衣裳不管鞋子和皮包吧？還有，你總不能一身名牌，首飾一件也沒有吧？六百塊，我的工作量就大多了！」
我心想，不知她看不看得出，我眼下這一身統統加起來，也不值六塊錢。
勞拉忽然說：「我特喜歡你的大衣！現在要找件有個性的衣服真不容易！」
勞拉是個厚道姑娘。她明明看出我的小腰身大衣起碼過時了三十年。它是我在牧師夫婦組織的教會義賣上買的，花了我兩塊錢。
勞拉又說：「你的皮靴也很帥——現在的做工不像那時候了。三四十年代做的鞋才這麼考究，都是手工。你看這一顆顆小釘子是手工釘的！現在誰花得起這些工夫來做雙鞋？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大衣裡子？」
我說當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想拿我幹什麼。
她在我大衣領子的商標下面尋找，大大的眼睛瞇緊。這時候我們站在自動樓梯上。不少人從我們旁邊超過去，又回頭來看我們。他們多半好奇，少數人不懷好意，因為勞拉的表情和動作極像在我這件舊大衣上翻找虱子。
她突然大叫一聲：「看，這裡！」
她指著大衣腰部側釘的一塊小布簽，上面有一枚圖章，繞著它有一圈小字——『服裝製作勞動工會』。
她說：我一看就知道是件真貨！四十年代製造的衣服才會有這個標記。那時候美國左傾、工會權力很大。不經過工會，你別想找到工作也別想把產品投入市場。我在這方面很厲害，鑒定這個世紀和上世紀的服裝，哪年流行什麼，一般不會有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