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 第15章 天下熙熙 (1)
    其實,吳廣富早就在心裡打鼓,想不明白有錢人為什麼這麼玩。為什麼吃飽了撐的,花錢讓別人賴在自己的地上不走?

    不過,他很快就不為這些事煩惱了,因為他突然聽說自己手裡這破房子更值錢了。

    濱河市的傳媒行業遠沒有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發達,所以所謂全省第一高樓的新規劃方案,並沒有很快流傳出去。直到一個多月以後,才被一個記者偶然得知,在《濱河早報》上,發了一個小小的「豆腐塊」報道。

    沒成想這個報道一石激起千層浪,人們都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樓市就已經反應過來了。中介公司的銷售員不得不一天三次地更換著價格標籤,提高著銷售價格,比價格更讓他們頭痛的是,業主們都收回了正待銷售的房子,誰都不知道房價還要漲到什麼時候,誰願意這個時候放走煮熟的鴨子?

    吳廣富得意地把一張揉皺了的報紙拍在桌子上,誇讚自己豁出老命來釘在這兩間破屋裡的英明。從這塊地開始拆遷的時候,他們已經堅持了5個年頭,鄰居們拿了補償款一個個搬走時,他也眼紅過,也動過心。不過他做夢也沒想到這補償款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打著滾地往上翻,如今再遇見當年的老鄰居時,他們眼裡那副羨慕嫉妒恨的模樣太讓他滿足了。

    街那頭的梁宅裡也在說著「全省第一高樓」的事,上午子涔陪著梁老伯去看望了他的老街坊——早已經搬走的李平,李大爺。

    李大爺是在1947年用長年辛勤工作積攢下來的7萬元買下了梁宅對面的院子,他當時31歲,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職員。4年以後,拿著相關的房地契,從政府地政局換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房地產所有證。

    那以後的十幾年裡,梁伯就總是去李家宅子裡玩,還有一個電視台的紀錄片曾經拍過他們家。那一年,李平七歲的女兒李英成了一部紀錄片的主角。

    電視台的攝影機曾從早晨到傍晚跟著小姑娘,從她在家裡洗臉梳小辮,在胡同裡甩著書包走路。一直到走進教室,最後回到家。那個時候,他的四合院呈現的是這樣一幅畫面:雕樑畫棟、方磚漫地……過了開花季節的老籐蘿垂著長莢;丁香、海棠和核桃樹間飛舞著蜻蜓,騎在牆頭上正在用彈弓射棗兒的鄰家小男孩就是如今已經退休的梁老伯……

    在1966年夏天,紅衛兵闖進李平家的院落,所有的美好都在1966年的8月裡崩潰了!在那個被稱為「紅八月」的日子裡,很多四合院的主人都遭到迫害,有時僅僅因為是「私房主」。李大爺也因為有業主的身份和其他莫須有的罪名被打過和被抄家,並和全家人一起被轟出城市,從此在鄉下流浪,嘗遍辛酸。

    「文革」結束,當中央政府宣佈過去的十年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劫難之後,李大爺又站到自家的門口,可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院子裡全是陌生的人在進進出出,影壁、垂花門和迴廊被十多間紅磚砌成的臨建所遮掩,廁所被改成住房,房頂上長出荒草,丁香樹被勒在幾圈鐵絲裡……當房管所要他選擇:房子是賣給房管所還是帶著住戶返還時,他勇敢地選擇了後者。

    接下去的幾年,就是一場與大大小小的單位周旋的磨難。此時的李大爺,已是一所職業高中的老師,天天早晨去教課,下午便到處奔波,請求佔住戶的單位領導給屬下的這些職工解決住房——在吃過無數個閉門羹和領教過無數個冷面孔後,1984年的春天,他終於看到最後一個佔住戶的離去。他終於能夠回家了,那個夢裡無數次牽掛,現實中飽經摧殘的四合院。

    那一年李大爺已經退休了,他咬緊了牙,決心要把自己的宅院忠實地恢復成以前的景象。為此他取出了自己全部的積蓄,拆掉了所有後加的隔斷和紅磚房,重刷了牆壁,葡萄架也重新搭上,地下的卵石缺了的又再補上,已經被拔掉的夾竹桃、喇叭花和菊花等再在原地種起來……辛苦了幾個月之後,他總算又綻出笑容。他以為與這個小院的幸福時光重又回來了,並將陪伴他的晚年。

    直到李大爺82歲那年,拆遷辦的工作人員敲開了李大爺的宅門。為了保住自己的家不被拆掉,李大爺開始自學法律,他幾乎跑遍了賣法律書籍的書店。他的神情也開始變得恍惚,經常自言自語不知在說什麼。終於有一天夜裡,在摸找燈繩的時候,他摔倒在地上,導致了腦溢血和半身不遂,腦子也變得糊塗了。

    全家人把李大爺轉移到東郊的一座樓房裡去居住,為了保住老人的命,他們跟他講只是臨時借住,為了治病的方便。

    之後不久,李家就被受雇的民工拆成廢墟。如今,這裡變成了那個駐紮了「紐帶英語」的現代化小區。回家的路上,梁伯支走了子涔,自己緩緩地踱到小區門口,向裡張望,一個目無表情的保安站在大門口,冷冰冰地看著他。

    真的是已經尋不到李家老宅和老胡同的任何一點痕跡了!

    梁伯回家就悶頭睡覺,也不吃也不喝,弄得一家人都很擔心。晚上上官渤海來看子涔,聽說梁伯去看了老街坊回來就成了這樣,又進屋去寬慰了半天。

    走出梁伯的房間,上官與子涔走在被拆得七零八落的街道上,許久都沒有說話,子涔不禁問道:「從小我們就希望能過上更現代化的生活,希望住上花園洋房,希望開著自己的車去豪華的大商場購物,可現在,我的家要建成理想中的現代城市,為什麼我們心裡反而不是個滋味了?我們一直在追求的現代化究竟是什麼?」

    上官說道:「大概現代化不是指擁有汽車、馬路、高樓,這是對『現代化』幾個字的天大誤解。國外的高樓大廈底下,或許並沒有壓著那些凝結著智慧和感情的老宅院。其實現代化應該是一種意識,一種以人為本的意識,是對人類生存環境的保護意識,是對歷史、對情感尊重的意識。而我們的拆和建恰恰是在破壞這種現代精神。」

    子涔與上官在凌亂的街道默默沉思的時候,李曉春的家裡也在談論著第一高樓的事。妻子小燕平常也不看《濱河早報》這樣的報紙,還是聽單位同事都在議論,所以也特意買了一份回來。做好了飯,就等著「當家的」回來商議一下,哪知道左等右等,天都黑了還不見丈夫的身影,正準備打個電話再催一下,門外傳來了鑰匙聲。

    小燕忙奔過去,開了門。

    見妻子今天突然這麼熱情,李曉春也覺得受寵若驚,問道:「出什麼事了?」

    妻子笑著,叫他洗手吃飯:「哪來的什麼事?對你好一點兒,你還不習慣呢?」

    「是不習慣,平常那樣就好,突然這麼慇勤,是不是幹了什麼虧心事?」

    「別瞎說,再當著女兒的面瞎說,當心我捶你!人家就是心情好還不行?」說著,她把丈夫推進了洗手間,自己則忙碌著盛飯、端菜。

    一家人也好些日子沒有這樣和和美美地圍坐在一起吃頓飯了,曉春邊吃邊逗女兒,覺得這孩子幾天沒見就彷彿長大了很多似的。

    「你還好意思說,這個家就像個旅館,晚上回來睡一覺,一睜眼就走了,連我都好幾天沒跟你說過話了,再過幾天,佳佳看見你要叫叔叔了!」

    曉春笑著刮了一下女兒的鼻子:「我們佳佳才不會不理爸爸呢,對吧?」

    誰知道刮重了,女兒立刻委屈得眼淚汪汪起來。

    「哎喲,瞧瞧你爸爸,整天跟大老粗打交道,跟孩子也下手這麼重呀?佳佳不哭,爸爸逗你玩呢!」

    哄了半天,孩子才怏怏地放下碗筷走了,弄得曉春也挺尷尬。

    妻子卻並沒有生氣,反而一邊吃一半忍不住嗤嗤地笑,弄得曉春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快吃完了,妻子才打破了悶罐子:「咱們這兩年也存了些錢,哪天有空咱們去買兩套房子吧?」

    「買兩套房子?怎麼聽你這口氣像買兩棵白菜一樣?咱們這不是住得好好的嗎?」

    「你懂什麼?現在大家都在買房子,我們單位的人都在問我還知道什麼消息,虧你還是建委的人,這麼大的消息一點兒都沒透給我!要是你早說幾天,我們現在可能也賺了幾萬塊了!」

    「幾天就賺幾萬塊?」李曉春摸了一下小燕的額頭,「你想錢想瘋了?」

    「我跟你說真的呢,我們單位新來的小王要結婚,剛買的房子,這幾天就漲了幾萬,羨慕死人了!」

    「哦,這樣啊。」李曉春沒說什麼,建設現代化新城必然帶來房價進入上升通道,只是人們享受到這種賺錢的喜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的。

    「別光哦呀,週末不許加班,陪我看房子去,哪裡的房子漲得好,你肯定比誰都清楚!」妻子樂呵地收拾著桌子。

    「你要想買我不攔著,我就不去了吧,影響不好。」

    「哎,你說笑話吧?你當自己是誰啊?還影響不好呢,多大的官似的,市長也要住房子的呀,怕什麼?」

    「你不知道,公職人員還是注意點兒好。1990年股市火暴,深圳人都忙著炒股去了,後來深圳市政府就規定處級以上幹部不許炒股,那時候處長都羨慕科長。你也想讓領導下個文,規定我們不許炒房?影響不好嘛。」

    「你別哄我了,政府還出文件不讓處長炒股?別拿我當小孩子哄啊。錢是我們自己辛辛苦苦存的,誰管得著?」

    「沒人管得了你,但是有人管得了我!要我說,你也不要出面,影響不好。」一邊說,他一邊接過小燕手裡的碗筷,自己下廚房洗碗去了。可是他的腦子裡還在想著妻子的話,擔心她出去真的說什麼不合適的話,做什麼不合適的事。

    政府工作人員本來就身份特殊,就算不做什麼,也有無數的人盯著看呢,更何況全民狂歡的炒作盛宴當中?他剛才給妻子講的例子並不是嚇唬她,那個時候真是全民炒股,一派瘋狂。政府要給股市降溫,才出了包括不許處長炒股之類的一系列政策,後來到了第二年,就出現了股市上絕無僅有的「零交易」事件,股市從喜馬拉雅山,一下子跌到了吐魯番盆地……

    這一切就源於從1990年5月25日到6月17日的1個月中,深圳5只股票:深發展漲了100%,金田漲了140%,原野漲了210%,萬科和安達這樣的股票更是一下子漲了380%!這可就是一下子翻了將近4倍啊!

    那時候,大家可真是都瘋了,潘虹不是也曾經演過一部電影叫什麼《股瘋》嗎?於是《人民日報》編發了《深圳股市狂熱,潛在問題堪憂》的情況彙編,說股票市場使機關人去樓空;國家體改委、人總行、國家外匯管理局組成聯合調查組,從1990年5月中旬起對深圳證券市場進行調查。

    當年的7月1日,深圳開始實行《關於對股權轉讓和個人持有股票收益徵稅的暫行規定》,賣出股票需要繳納6%的印花稅;紅利所得超過銀行一年期利息的部分,要繳納10%的個稅……

    1990年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作出決定,處級以上黨政幹部不得買賣股票。11月20日,深圳黨政幹部響應紅頭文件的規定,紛紛踏入股市開始拋股。

    就這樣,半年以來始終上漲的深圳股市從12月8日開始掉頭向下,自此開始了9個月的大跌。9個月中,深市總市值抹去七八個億,市值只剩35個億,市場一片恐慌。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深圳證券市場在1991年4月22日出現了中國證券市場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零成交紀錄。

    這一天成交量為零的原因不是沒有賣單,而是沒有買單。也就是說,這一天,深圳的股票沒有任何人敢買。但是很顯然,沒有人敢買,並不是說深圳的股票已毫無投資價值,而是市場信心沒有了,市場參與者對市場未來的預期沒有了。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雖然自己不炒股,但是卻愛琢磨這些。

    他覺得政府就像他這樣的父母一樣,總是操心孩子的成長,恨不得再替他活一回。所以,聰明的政府、聰明的管理者,不應該去幹那種傷害投資者(也就是孩子們)信心的事,也不應常常預支政府的公共信用來干預、打壓和透支市場指數的起伏。

    當然,以上這些都是明面上的,很多人不知道,後來股市漸有起色也還是政府做了背後的推手,實際上歷史長河當中有的是無名英雄,他們默默地作著貢獻,卻注定不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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