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鼓勵農業發展。這一條政策，對於轉變遊牧民族的觀念，安定漢族人心，穩定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有著很大的作用。他先後設立了許多勸農、督農的行政機構，「勸誘百姓，開墾田土，種植桑棗」，並於公元1264年起，把「戶口增，田野辟」當作考核官吏成績的重要標準，並採取了許多召集逃亡、限制蒙古軍占良田為牧場的措施。十多年後，這些措施產生了很好的效果，中原地區久遭破壞的農業生產基本得以恢復。
其二，承認漢族文化是主導文化。設立官學，用漢族文化教導訓誡蒙古貴族子弟。忽必烈對許多大儒禮敬有加，並大量任命漢族地主知識分子做各個部門的官吏。元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忽必烈在上都重建孔子廟，並親往祭祀。這些措施，對於蒙古人取得漢族人的好感和信任，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有助於穩定漢族的人心。
其三，仿照漢族先朝的體制，確定中央集權制的專制統制，建立完備的國家機構。在這以前，蒙古人雖有一套國家機構，但比較簡單，只適於軍事作戰，不適於複雜的國家管理。忽必烈就命劉秉忠等人考定前代的典式，制訂出了一套完備的制度，即使對於故老遺臣，山林隱逸也多所錄用。忽必烈的這套做法，很適合漢人的心理，讓漢人覺得自己並非是在異族人的統治之下。
其四，建立國號、年號和禮儀制度。元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八月，阿里不哥歸順之後，忽必烈改年號為「至元」，又將「大蒙古」國號改為「大元」，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改開平府為上都，改中都為大都。他這一系列措施，均遵從漢制，充分表現了各民族融合的趨勢。
忽必烈成為元世祖，成為元代真正的開國皇帝。但就在他大行漢制的時候，山東淮南的行政長官李璮發動叛亂，李璮在山東一帶經營了三十多年，擁有重兵，且根深蒂固，他的叛亂極大地震動了忽必烈，經過半年的艱苦奮戰，忽必烈才鎮壓了這次叛亂。從李璮之亂中，忽必烈吸取了很多教訓，自此以後，他採取了許多有效的防範措施，以免漢人發動叛亂。
在此之後，忽必烈唯一的心頭大事就是消滅南宋了。在蒙哥汗伐宋的時候，因為南宋沿長江天險設了三個重點防區，上游的重慶一帶，中游的襄陽一帶和下游的建康（南京）一帶，以便首尾照應，所以，蒙哥汗就採取三路出擊的辦法。到了忽必烈時期，上游和下游的防務比較空虛，無力相互支援，南宋降將劉整就建議由襄陽直取鄂州，從中路進逼南宋。忽必烈接受了這一正確建議，忽必烈從元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開始，就派阿術、劉整進攻襄陽。
襄陽守將呂文煥苦戰不退，城內死傷殆盡，糧草皆無，而南宋小朝廷中的奸臣賈似道弄權，不予援救，不得已，呂文煥只好出城投降，襄陽被圍五年方下，是蒙古軍自征戰以來費力最大的一座城池。
元軍節節推進，至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賈似道無法，只得親帶十多萬精兵到蕪湖督陣，他根本不思抗元，而是巴結元丞相伯顏，乞求議和。伯顏認為賈似道上次撕毀和議，拒不進貢，還扣押使者，便不再應允，而是率軍猛衝賈似道。賈似道臨陣脫逃，乘小舟奔回臨安，結果軍隊大亂，糧草盡為元軍所奪，軍士也所歸無幾。由於這次大敗，賈似道引起了公憤，被朝廷貶黜，在赴任所的途中，被押解官摔死在廁所裡。此後，元軍三路人馬不斷南下，南宋完全失去抵抗能力，不斷派使求和，先表示可向元人稱侄納幣，稱侄不許，又求稱子孫，再不許，求稱臣。後來見元人旨在滅宋，宋恭帝只有出降。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五月，元人把宋恭帝押至大都，忽必烈廢其帝號，降為瀛國公。
宋端宗即位，又被追殺在海島之上，陸秀夫等南宋大臣又尊八歲的趙慎即位，又被元軍困住，陸秀夫不願受辱，負帝慎投海而死。至此，南宋被忽必烈滅亡。
忽必烈晚年趨向於保守和窮兵黷武。忽必烈信任大臣阿合馬，阿合馬以善能「理財」著名，實際上是破壞忽必烈的漢制，按照蒙古貴族的一貫舊的做法勒逼財物。在阿合馬專權時期，許多官府的職能被破壞，各地政府不得不按阿合馬的規定把財物源源不斷地送交中央，許多漢族地主叫苦不迭。雖然有許多大臣彈劾阿合馬，但因忽必烈離不開阿合馬替他搜刮財物，所以一直未加處置。益都千戶王著痛恨阿合馬的專權殘酷，就聯絡了八十多人，密鑄了一個大鐵錘，趁忽必烈外出，騙出阿合馬，將其錘死。當「平亂」之兵趕來時，王著泰然就縛，還慷慨激昂地說：「我為天下人除害，如今被縛就死，死不足惜，將來會有人記述我的事跡的！」阿合馬死後，忽必烈又起用盧世榮、桑哥等人理財，均被殺死。
忽必烈晚年的政策，逐漸露出了其貪婪殘暴的面目。在窮兵黷武方面，表現得極為突出。他先後出兵攻打周圍的鄰國，包括高麗、日本、安南、緬甸、占城乃至爪哇，這些戰爭持續不斷，一直到忽必烈死去。從這些無謂的戰爭可以看出，忽必烈確實還是代表了古代遊牧民族喜歡征殺、酷愛掠奪的特點。
對於西北、東北諸王的叛亂，他也毫不容情。自阿里不哥取消汗號，歸順忽必烈後，支持阿里不哥的西北、東北諸王就沒有停止過叛亂，忽必烈晚年花大力氣平定叛亂，解決了邊防問題，鞏固了元朝的統一。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忽必烈死，傳位給皇孫鐵穆耳，是為元成宗。
說忽必烈智勇超人，是因為一方面傾慕漢族文化，專行漢制，以圖長久，這是一個正確的決策，也是一個高明的決策，如果仍像成吉思汗那樣統治中原和江南地區，勢必連幾十年的安定也無法得到；另一方面，忽必烈還算得上是一位軍事家，他不僅能出謀劃策，還能親冒矢石、身先士卒，取得了許多戰役的勝利。在中國歷史上，像他這樣文武全才的皇帝並不是很多。
忽必烈在順世應時方面做得尤為出色，他把握住了「天時」、「地利」與「人和」三個方面。
蒙哥汗戰死，蒙古國要立新汗，首要的是天下大勢是要立一位能推行漢制、逐步改進遊牧民族弱點的全新君主，這是「天時」，這對忽必烈來說，是十分有利的。其次，忽必烈當時手握重兵，且佔有中原、關隴一帶穩固的根據地，是為「地利」。第三就是忽必烈有諸王的支持，又有能謀善斷的臣僚，是為「人和」。三者俱占而能成為元世祖，是謂順世應時。
【評議】
在漫長的中國古代史上，許多朝代的建立都有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始作俑者未必成功，後繼者才能完成大業。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的烽火是由陳勝、吳廣點燃的，但陳勝、吳廣起義軍來勢雖猛，卻很快被秦軍鎮壓下去，陳勝、吳廣也隨之身亡。在陳勝、吳廣起義的旋風裡，項羽、劉邦也分別拉起了各自的隊伍，在抗擊秦軍的過程當中，這兩支隊伍迅速壯大起來，最後滅亡了秦朝。後來項羽和劉邦經過四年的楚漢之爭，劉邦戰勝了項羽，建立了西漢王朝。
在反隋的農民大起義中，翟讓、李密領導了瓦崗軍，竇建德曾建夏國，杜伏威等人也領導了一支強大的起義軍。這三支義軍，把隋朝沖得七零八落，奄奄一息，但他們都沒有得到天下，倒是後來反隋的關隴貴族李淵、李世民父子既鎮壓了農民起義軍，又推倒了隋朝，建立了唐朝，開創了中國古代史上最為繁榮鼎盛的時代。
元朝也是如此，成吉思汗雖具雄才大略，也只是統一了蒙古各部落，稱為大汗，到了其子孫的手裡，才滅了金國，又滅了南宋，統一了中國，建立了元朝。
明朝的建立跟漢朝、唐朝的建立有極其相似之處。韓山童、劉福通首舉義旗，創建紅巾軍，聲勢浩大，整個元廷為之震動，但他們沒有成功，不久便敗亡了。倒是其部下朱元璋率領義軍一部渡過難關，獲得了發展，既推翻了元朝，又打敗了陳友諒率領的另一支農民起義軍，最後建立了明朝。清朝的建立跟元朝的建立有十分相似之處。清王朝的奠基者是努爾哈赤，他跟成吉思汗一樣，具有雄才大略，統一了滿清的各個部落，但他雖稱清太祖，實未統一全中國，清朝真正的開創者是他的後代，清太宗皇太極。元朝和清朝這兩個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均是先統一了自己的部落，經歷了兩三代人的艱苦奮鬥才統一中國的。
其實，如果把漢朝看作西漢和東漢兩個部分，不僅西漢建國是如此，東漢建國也不例外。西漢末年，綠林、赤眉起義的烽火燒遍了大半個中國，把新朝王莽的大軍打得一敗塗地。但最後成功的不是首倡義軍的王匡、王鳳和樊崇等人，而是隨之起義的漢室宗親、南陽豪強地主劉秀。劉秀後來壯大了自己的勢力，攻滅了義軍，重建了漢朝，稱之為東漢。
如此算來，中國古代竟有一大半王朝是以這種方式建立的，為什麼始作俑者很難成功，而後繼者卻易於成功呢？其實，這並非上天不公，而是改朝換代的一種規律。看透了，其原因也很簡單：一是始作俑者首先對前一個腐朽的王朝進行了猛烈的打擊，使其處於垂死的境地，為後繼者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二是始作俑者往往不是能夠做政治家的人，只能振臂一呼，逞血氣之勇，缺少一個淘汰選擇的過程，又兼缺少經驗，所以易於敗亡。三是後繼者有三條優勢，其一是繼承了前人的基礎，其二是繼承了前人的經驗，其三是領導者多是從艱苦的鬥爭中磨練淘汰而來，具備了做政治家的品格。有此三條優勢，就易於取得成功。或許，上述的現象也算作是一條「歷史規律」吧！
看看歷史，真令人想起「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俗語，首創者不能成大功，後繼者才得建大業，中國古代改朝換代的這一「歷史規律」恐怕很難否認。其實，豈止是中國古代如此？豈止是改朝換代如此？其他許多事情不也有相通之處嗎？正眼看看歷史，也許會少些浮躁情緒：歷史會為許多人提供各種不同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