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俱往矣，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但他們的功過是非卻沒有因時間的流逝和朝代的更替而消失，相反，正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和朝代的更替，歷史上的是是非非才越來越清楚，因此，歷史上的帝王將相引得後人議論紛紛，他們也正是在這種議論中被定位的。唐代的趙蕤著的《長短經》對一些帝王將相作了評論，其中不乏獨具慧眼之處，讓我們摘引數則。
【事典】
魏文帝曹丕問吳國的使者趙咨說：「吳王是怎樣的一位君主？」趙咨回答說：「是一位聰睿、明達、仁愛、智慧、志向高遠、富有謀略的君主。」曹丕問他有何具體表現，趙咨回答說：「魯肅出身貧寒，他能起用，這表明了他的聰睿；呂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拔，這表明了他的明達；抓獲了於禁而不加害，這表明了他的仁愛；兵不血刃就攻佔了荊州，這表明了他的智慧；佔據三州，虎視天下，這表明了他的志向高遠；委曲求全，敬奉陛下，這表明了他的謀略。」
孫策中箭後，箭傷發作嚴重，他把弟弟孫權叫來說：「統率江東的人馬，與敵人對陣決戰，與天下爭雄，你不如我；選拔任用人才，使他們各盡其才，以保全江東，我不如你。」
陳壽說：「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人之傑也。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也。」意思是孫權忍辱負重，任用人才，崇尚計謀，像越王勾踐一樣奇特，是人中的豪傑，所以他才能雄踞江南，成就三國鼎立的基業。
晉宣帝司馬懿老謀深算，諸葛亮蓋世奇才，他們二人誰更高明？
虞世南說：「司馬懿是讀書人出身，參與輔佐建立魏國，能夠救助社會的危難，治理好朝政，文才武略，確實有可以稱道的地方。然而他喜歡玩弄陰謀，做事不講仁義，性情猜疑、殘忍，詭計多端。例如他故意說胡話裝病，蒙騙李勝，使曹爽放鬆了警惕，最後消滅了曹爽；他把何晏等人下獄後，任由獄吏審訊拷打，最後連誅三族。像這些傷天害理、昧盡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不會做的。用這種虛情假意對待一切事物，假如雙方勢均力敵，在中原會戰，以司馬懿的奸謀來對付孔明的指揮若定，恐怕司馬懿就不是對手了。」
吳國的張微在《默記》中談論到司馬懿和諸葛亮二人的優劣時說：「漢朝滅亡，天下分崩離析，司馬懿和諸葛亮二人在這種形勢下相遇，各自投靠了明主。孔明從蜀漢開始發展，只有一個州的地盤，與大國相比，約有它的九分之一，指揮著數萬步兵，從祁山長驅而出，慷慨激昂，大有飲馬黃河、洛水的雄心壯志。司馬懿擁有天下十倍於孔明的地方，統率來自各地的大軍，佔據堅固的城池，擁有精銳的軍隊，卻沒有擒獲敵人的意圖，而只求自保。假如形勢像這樣發展下去而孔明不過早病死，要不了多久，勝負的形勢就可以決定了。比起司馬懿來，孔明不是更高明嗎？」
後漢衰落混亂，歸咎於漢桓帝、漢靈帝二人，那麼，他們誰的品德更壞呢？虞世南說：「漢桓帝因國舅梁冀把握朝綱，為非作歹，盛怒之下，聯合宦官密謀將其誅滅，這一舉動表現出了他剛毅果斷的氣概。然而，宦官也因此專權，李膺和太學士郭泰等二百餘人聯合反對宦官勢力，被宦官集團以『黨人亂政』的罪名逮捕下獄，後雖釋放，但終身不許做官，宦官勢力從此不可遏止。這便是史稱的『黨錮之禍』。由此而知，朝政的動亂起源於漢桓帝。古話說：『民不聊生，天下哀號，這正是新的君王興起的良機。』漢靈帝即位時，百姓疲憊不堪，正好便於施行仁政。百姓關心國事，都希望國家能重新得到振興。可是漢靈帝重蹈覆轍，又以『黨錮之禍』誅殺了一批大臣，危害比桓帝時更嚴重，終於導致國家滅亡。像他這種人沒有死於非命，已經是很幸運的了。」
虞世南說：「王莽是一個生性殘酷、奸詐、虛偽的人。沒有發達的時候，沽名釣譽；達到目的之後，驕傲自大，目中無人。偽裝的畫皮一旦撕掉，真面目就暴露出來了。他不聽規勸，自高自大，至死不知道悔悟，天下人飽受冤屈迫害，最終被漢光武帝劉秀所推翻。」
虞世南說：「曹操深通謀略，無人能比，所以他能開創基業。他雖然是朝廷的丞相，實際上卻具有雄才大略。然而他為人譎秘詭詐，反覆無常，心中多猜忌，以至於殺害伏皇后，毒死謀士荀彧，殺了孔融、崔琰。婁生只因為說錯一句話就被他處死；桓劭已經自首，跪下求饒，最後還是被殺。拋棄仁德，只用刑戮，曹操實在是太暴虐了，但他閒談時卻自比周文王，實際上根本不是周文王那種人。汝南名士許劭說他是說：『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這個評價非常恰當。」
曹操的謀士郭嘉勸曹操說：「漢末的政治失敗在於太寬鬆，袁紹卻以寬鬆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領。您用強硬的法規來糾正，上下就會知道制度在哪裡了。」這是說實行嚴刑的必要。所以《左傳》中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政策寬鬆，老百姓就會散漫，對散漫應當用猛烈的法令來糾正；太猛烈了，人就會變得殘忍，這時就應當再實施寬鬆的政策。用寬鬆來調濟猛烈，用猛烈來調濟寬鬆，政治因此才能達到和諧。《尚書》中說：「刑罰世輕世重。」刑罰的使用，有時輕有時重。《周禮》中說：「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治理新建的國家刑罰要輕，治理動亂的國家刑罰要重，治理安定的國家刑罰要適中。
由此看來，法治的使用，要看在什麼時候。怎麼可以輕視嚴刑峻法的作用呢！夏代的少康、漢代的光武帝劉秀，都是中興之君，誰更為出色呢？
虞世南說：「這兩位帝王都是復興先人未竟的功業，使帝王的事業發揚光大的人，他們中興之名相同，實際內容卻不一樣。為什麼這樣說呢？光武帝劉秀利用處亂思治的老百姓，誅滅獨夫民賊王莽，乘著混亂打敗亡命之徒，成功比較容易。至於少康，夏氏滅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小時就沒有父親，還在母親胎中，母親就懷著他逃亡在外，生在異國他鄉。沒有受過父親的教誨，沒有強大、親近的親人，遭受背井離鄉的戰亂，流離失所，但是他卻能在國破家亡中歷盡艱難坎坷，終於成就了帝王大業。中興的帝王，少康應為第一。」
劉備對原益州牧劉璋以禮相待，一切事情聽任諸葛亮而從不懷疑，作為君王的品德，這是最美好的表現。孔明是舉世聞名的奇才，可與輔佐商湯的伊尹和輔佐周武王的呂望相比。君臣同心，如魚得水。只因國小兵弱，偏居西南蜀地一隅，要同時對付魏、吳兩方，與大國抗衡，顯得力不從心。假如劉備與曹操互換地方，施展他的遠大計謀，發揮關羽、張飛的勇武，充分利用諸葛亮的才能，那麼他的霸王之業就一定會獲得成功。
孫權憑借他哥哥孫策奠定的基業，任用前朝的文臣武將，依靠長江天險，僅僅能做到自保，與曹操、劉備二人相比，應該是力所不及的。
《三國誌》的作者陳壽說：「劉備的智謀才幹，比不上曹操，所以他開闢的基業地域也比較狹窄。」然而張輔卻說：「撥亂反正的君主，應當首先以得到好的將相為根本，僅憑自身一人善於作戰是不行的。諸葛亮通曉禮義，善於應變，算得上是具有輔佐帝王創業治國才能的人才。劉備沒有強大的勢力，卻能讓他鞠躬盡瘁；關羽、張飛都是英雄豪傑，心悅誠服地為他效力。人與人相處的原則是說：聰明的人不會願意為愚蠢的人所使用，有能力的人不會願意為平庸的人所使用。曹操雖然很強大，這些人卻不願為他效力，更何況他處在危難之際呢？假如讓劉備擁有中原，他開創的基業將會與周朝媲美，怎麼會只與曹操齊名，並稱二傑呢？」
有人說：「漢宣帝明察政事，難道不是漢光武帝一類的國君嗎？」
虞世南說：「漢宣帝在市井里巷長大，知道民間的疾苦，所以處理政務非常認真，提拔重用優秀人才。分析他實行嚴刑重法的原因，是受法家申不害、韓非子的影響。古人說過：『追求王業不成，還足以成就霸業；追求霸業不成，將會是什麼後果呢？只能身敗名裂。』漢光武帝以仁義治國，是追求王業的皇帝。漢宣帝以法治國，是追求霸業的皇帝。將這二人相比較，恐怕他們不屬於同一類型。」
漢元帝在做太子時，曾向漢宣帝進諫，認為他執法太嚴。宣帝變了臉說：「我漢家向來交錯使用霸道、王道，怎麼能單純依靠道德教化而危害政權呢？」雖然就這句話而言，知道漢宣帝的抱負不夠遠大，但是他實行寬嚴相濟的制度還是有根據的。從前漢高祖進入秦國，曾約法三章，秦人感到很高興。這是說減輕刑罰的好處。
有人問說：「漢元帝多才多藝，溫文爾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嗎？」
虞世南說：「帝王的才能，主要表現在文治武功上。在文的方面，要有經天緯地的非凡治國才能，善於制定政策法令；在武的方面，要能夠制止暴亂，平息戰爭，安撫百姓。這才是做帝王的宏圖大略。至於鼓瑟吹簫，和詩作曲，這是宮廷中樂官的職責，哪裡是天子應該做的事情呢！」
漢元帝多才多藝，善於彈琴，但這並不是最可貴的優點。為什麼這樣說呢？東漢末哲學家徐干在《中論》中說：「對小事情明白，對大道理卻忽略，對眼前的事情清楚，對長遠的發展卻糊塗，從古到今，沒有像這樣而不發生動亂的，沒有像這樣而不亡國的。』這裡所說的『小事情明白，眼前的事情清楚』，是指能聽出音樂、歌曲是否和諧；能看出書法雕刻是否漂亮；出口成章，能言善辯，對答如流；對小說詩詞心領神會；擅長射擊、駕車、書法、算術。所謂長遠的發展、大道理，是指仁慈足以覆蓋蒼生，恩惠足以撫養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統率萬物，權謀足以應付變化莫測的情況，仁義足以使人民富裕，威望足以遏止壞人為非作歹，勇武足以平定暴亂。善於聽取別人的意見，懂得任用官吏。明白興亡的根源，通曉安危的道理。能做到這些，做皇帝的素質就具備了。」
從前魯莊公能歌善舞，詩人寫詩諷刺他；魯昭公善於修飾儀容，因而招來逃亡晉國的禍患。這樣說來，做國君的即使視力像離婁一樣銳利，聽力像師曠一樣敏銳，射箭像后羿一樣準確，書法像史籀一樣高明，只能說是能夠勝任負責某方面事務的官職，對治理國家有什麼好處呢？
西漢匡衡規勸漢元帝的《改政書》中說：「開國皇帝，追求的是創立基業建立制度，世世代代地傳下去。繼承政權的君主，一定要致力於繼承傳播先王的德行，使先王的功業發揚光大。如今陛下的聖明賢德有上天庇佑，能愛護天下百姓，然而陰陽不和，邪惡奸詐的勢力沒有受到制止，大概是由於參政議政的官吏們沒有弘揚先帝的豐功偉績，卻爭相說制度不合適。國家把樂於成功的事業放在一邊，而把精力浪費在這無益的紛爭上，對此我深感遺憾。希望陛下深入考慮治理國家的事情，這樣才能保持先帝的基業啊！」
有人問：「看那建立偽新朝政權的王莽，開始時為人謙恭禮讓，可以稱得上是一代名士。但等到他當了皇帝以後，卻驕奢淫逸，殘酷暴虐。他為什麼會前後判若兩人呢？」
漢桓帝曾問侍中爰延說：「我是一個什麼樣的皇帝？」爰延回答說：「在漢朝帝王裡屬中等。」桓帝問：「何以知之？」爰延說：「尚書令陳蕃主持政務，國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們干預朝政，國家就發生混亂。因此知道陛下既可以行仁政做好事，也可以行暴政做壞事。這就叫做中主。」
虞世南說：「在泯江的源頭，水流只能浮起酒杯。等到了下游江面只有乘船才能渡過。漢元帝的時候，任用佞臣弘恭、石顯，到了後漢桓帝、靈帝的時候，卻更加信任宦官單超、張讓，敗壞了倫常道德，使國家最後走向滅亡。發展到這一步，是有一個逐步的過程的。所以說，星星之火不及時撲滅，到了燎原之勢就沒有辦法了。可見在事情開始時就要慎重對待。嗚呼，百代之後，都要以此為鑒啊！」
古話說：「寒冷的人不挑剔衣服，飢餓的人不挑剔食物。」晁錯說：「自己國家富強，而鄰國動亂，這正是帝王成就大業的好機會。」
由此說來，昏君實在是為明主製造機會啊！
自從漢朝政權衰落，天下分崩離析，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劉備憑借蜀道之險，孫權依靠長江之固，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勢，都開創了帝王基業，實現了霸圖。這三位君主，誰優誰劣？
【評議】
歷代帝王似乎都想青史留名，但人性貪鄙，天違人願，本想贏得好評如潮，誰知落得個罵名滾滾。倒是元人張養浩的一首小令道出了千古真諦：「興，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