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什麼是帝王氣象？一兩句話恐怕說不清楚，但認真歸納起來，也不外乎這樣幾條：一是要有遠大的志向和堅韌的毅力，不要為一時一地的得失所迷惑，二是要有卓越的見識，即超出別人的政治遠見，三是要有識人之明和用人之術，四是要有容人之量和納賢之德。
如果我們把這四個方面分為兩種不同類型的問題的話，前三個方面屬於人的思想、能力、水平的問題，而後一個方面卻是屬於人的胸懷、修養的問題。也就是說，前三個方面是硬的問題，達不到就是達不到，第四個方面則是軟的問題，人人皆可做到，但真正做到的人卻又少之又少。其實，縱觀歷史，能夠做到前三個方面的並不少，但能夠做到最後一個方面的人卻不多，如果能夠在前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做到第四個方面，恐怕也就具備了帝王氣象了。
第四個方面之所以難於做到，其根本原因在於難以戰勝人性的弱點，難以戰勝自己。如果一個人克服了人性的弱點，戰勝了自己，祛除了私慾、貪慾，克服了個人的好惡和偏見，那還有什麼事做不成呢？
【事典】
在容納人才方面，唐太宗李世民更有容納百川的胸懷，他不僅不為淵驅魚，而且還主動任用當初那些堅決反對過他的人，對於自己的親戚本家，他也無所偏袒。也許，在他的眾多優點之中，這一點是使他成為明君的主要原因之一。
唐太宗歷來被認為是「真命天子」，何也？大概是因為他有高遠的志向，有任人唯賢而又海納百川的胸懷，更有明察是非的見識、多謀善斷的性格和知錯善改的氣度。）
李世民當了皇帝後，曾經論功行賞，史書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記載，茲摘譯如下：
九月二十四日，皇上親自確定了長孫無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陳叔達在殿下唱名宣示給大家，並且說：「我敘定你們的功賞，可能有不恰當的，應該各自談談。」當時，諸將爭功，亂哄哄地鬧個不停。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說：「臣在關西舉兵，首先響應起義的大旗。而房玄齡、杜如晦等人專靠耍筆桿子，功勞在我上面，我心裡不服氣。」皇上說：「叔父雖然首先響應起義舉兵，大概也是為了免禍。後來，竇建德吞併山東時，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度叛亂來攻，叔父又被打得望風而逃。而房玄齡等人如同張良一樣運籌帷幄，坐在那裡就安定了社稷，論功行賞，本來該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國家至近的親人，對於您，我還有什麼可以吝嗇的呢？只是不能憑私情而隨便封賞罷了。」諸將這才說：「皇上真是公道極了，即便是對淮安王，也沒有私心，我們難道還敢不安分嗎？」於是都心悅誠服。
唐朝初年，經過戰亂，各派的人士尚不知道李世民對待自己的態度，大多數人都處在徘徊觀望之中，有的甚至懷有異心。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對待過去的問題就非常重要了。
隋朝末年，王世充之子王太鎮守河陽，聘請鄧世隆為賓客，鄧世隆是個很有才能的人，又非常講究恩義，所以十分受器重。唐太宗率軍攻打洛陽時，派人送書信給王太，勸王太及早棄暗投明。王太命鄧世隆代寫覆信，拒絕投降。鄧世隆不僅寫了覆信，還在信中盛讚王世充聖明而有天子的威儀，對高祖、太宗多有貶斥乃至辱罵之辭。太宗平定洛陽以後，鄧世隆深知自己為王太寫給太宗的覆信大有言過其實之處，闖下了殺身滅門之禍，於是改變姓名，自稱隱玄先生，逃到白鹿山隱居。
貞觀初年，太宗知其文名，知道他是個很賢能的人，就派出專使去徵召他，拜他為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等人一起任修史學士。鄧世隆雖應召任職，但過去觸犯太宗的舊罪，使他終日提心吊膽，有惶惶不可終日之感，不知何時大禍臨頭。唐太宗聽說了他的情況，就專門派宰相房玄齡前來安撫他。房玄齡向鄧世隆傳達太宗的話道：「你替王太給天子寫覆信，出言不遜，確實應該從重處罰，但那時只是各為其主，跖犬尚且吠堯，這是人之常情，哪裡是你的過錯呢？皇帝豈能對你有什麼惡意。天子正在用人之際，怎能追責平民百姓過去犯下的罪過呢？你應該安心供職，用不著心懷恐懼，皇帝不會把你的舊罪放在心上。皇帝還讓我轉達你，他沒有關心到您，使您終日憂慮，他感到十分不安，這是他的過錯。」
鄧世隆聽了房玄齡傳達的太宗的話，萬分感激，急忙叩頭謝恩。鄧世隆的同僚、親友、家屬聽說了太宗的話，也都深為太宗的寬宏大度所感動，尤其是那些當初反對過他的人，聽說了這件事後就更加安心地為唐朝服務。於是，多年征戰造成的混亂局面所遺留下來的矛盾很快就解決了，人心很快就收攏了起來。
【評議】
對於人才的重要性，諸葛亮在出師伐魏時給後主劉禪寫的《出師表》說得極其懇切透徹，他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及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正所謂得人才者得天下，如果真正做到「親賢臣，遠小人」，那也就真正具備了所謂的帝王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