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黃秀虹在接受筆者採訪時，透露了她當時的巨大壓力：因為工作上的事情，她經常徹夜難眠，想著那些千頭萬緒的公事，有時一個問題一想就是好幾個夜晚。黃秀虹說：「別人做不好還情有可原，但我做不好就不行，我必須要做得比別人更好，誰叫我是黃光裕的妹妹！」
在剛到北京那段忐忑不安的日子裡，一個男孩闖進了她的生活。當時國美電器還在創業初期，企業的規模不是很大，所以公司一些重要的職位都是回到廣東老家去招人。這個男孩在一次招聘中進入了國美。他雖然只有高中文憑，但由於聰明能幹，很快就得到了賞識，成為財務方面的負責人，早幾年公司使用的財務系統軟件都是由他主要負責做起來的。
由於工作關係，兩人有很多機會在一起，慢慢地就產生了好感。兩人的戀愛經歷沒有太多懸念，在相識一兩年後的1994年，21歲的黃秀虹嫁給了25歲的他。婚後兩人很快有了一個女兒，這個小家庭度過了一段非常甜蜜的時光。但好景不長，後來兩人的關係因為種種原因發生了變化，這是後話。
幾乎在同時，國美另外還有一段愛情在萌芽。1993年，黃光裕因為工作關係認識了一位漂亮的北京姑娘杜鵑。杜鵑畢業於北京科技大學，當時任中國銀行信貸員。據知情人介紹，那個時候的信貸員對於業務能力要求很高，這樣的人才總量是很少的，所以杜鵑稱得上智慧與美貌並重。
那一年，黃光裕剛和大哥黃俊欽分家，正處在事業的關鍵轉折點上。既漂亮能幹、又擁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工作單位的杜鵑，無疑讓年輕的黃光裕為之心動；而連初中都沒有畢業的黃光裕，卻有著聰明的頭腦和可貴的進取心，這也讓杜鵑不得不為之側目。
當時的黃光裕分家時得到一輛夏利車，這輛車自然成為他承載當年愛情幻想與事業理想的最佳工具。據知情人透露，黃光裕雖然會開車，但一直沒有駕照，自從愛心被杜鵑俘虜後，他更沒辦法集中精神開車，有一次甚至差一點被交警逮住。於是，找一個駕車技術好、熟悉北京路況、人老實聽話而且年輕身體好（偶爾可以做做搬運工）的司機，成為黃光裕的當務之急。
有一個人完全符合黃光裕這些「苛刻」的條件，那就是一個叫張志銘的年輕人。看看他的簡歷就知道，這絕對是一個私人司機的最佳人選：中專學歷，籍貫北京，1970年2月出生，1984年至1986年在北京市塑料工業學校學習，1986年至1991年在北京蘋果園木器廠工作，1991年至1993年在北京市金龍出租汽車公司當司機。他不但長相佳、品行端，而且老實聽話、勤奮肯幹，讓黃光裕甚是稱心。
1994年，也就是在張志銘進入國美之後一年，黃光裕的二妹——年僅19歲的黃燕虹也來到了北京。她最初在國美當出納，在財務方面完全是自學成才。
在黃燕虹來到國美不久，黃光裕便把自己的司機張志銘調到最基層的門店去幹活。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在平常的接觸中，黃光裕意識到張志銘是一個人才，所以開始重點培養他；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張志銘已經不能專心為自己開車了，他的心思已經慢慢轉移到自己的二妹黃燕虹身上去了。
1993年，在黃光裕開始第二次創業的時候，又招聘了一些人，其中幾個人以後成為黃光裕得力的左臂右膀，他們在國美的發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除了張志銘和之前進入國美的李俊濤，另外還有何炬和華天等人。
1993年是黃光裕的本命年。中國有一句古話：「本命年犯太歲，太歲當頭坐，無喜必有禍。」按照中國的傳統習俗，如果本命年走背運，則以後到處是關口、滿眼皆門檻、霉運到家；如果本命年走順運，則以後一順百順、紅運當頭、勢不可當。
黃光裕命硬且好，有幸成為後者——他想找一個好老婆，卻「事與願違」，最後發現自己找的是一個天生的投資專家；他想找一個好司機，還是「事與願違」，最後發現自己找的是一個無師自通的管理專家；他念及親情，想為兩位妹妹在公司裡安排一份工作，仍然是「事與願違」，最後發現她們不但不是累贅，反而是獨當一面的人才……
如果說黃光裕是一個賭徒，那他真是一個手氣奇佳的賭徒。三段愛情和幾員大將，在黃光裕的本命年一起湧現。他們以後都對國美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份本命年的紅運，將照亮黃光裕整整15年的行程。
〔重點解析〕
與生俱來的原罪
無論是出生的地理環境和家庭狀況，還是成長時所適逢的社會大背景，抑或家族幾代人所信仰的宗教教義，都讓黃氏家族和「原罪」兩個字有著剪不斷的關係。原罪成為黃氏兄弟一生的起點。
其實，現在引起公眾普遍關注的原罪問題，並不是法律概念和社會學概念，最初只是一個宗教概念。
《聖經》中也沒有原罪一詞。西方的拉丁教父德爾圖良是原罪教義的主要奠基者，但明確提出原罪（拉丁文peccatumoriginale；英文originalsin）一詞的人是中世紀神學家聖·奧古斯丁。聖·奧古斯丁在《罪的神學》一書中對此的定義後來廣為人知：「原罪——就是那從一人入了世界，又傳給眾人的罪，也就是那使嬰兒也必須受洗的罪——雖然為數只是一個，但若把他加以分析，就可看出許多種不同的罪包括在其中……」後來，另外一位神學家加爾文進一步將原罪簡明扼要地定義為「遺傳的墮落和我們天性中的腐敗」。
當然，原罪論並不是聖·奧古斯丁個人的體驗和冥想結果，而是他對《聖經》和教會教義中關於「淪落」、「罪」等問題的發展。原罪是由人類始祖亞當在違背上帝意志、偷吃「禁果」後犯下的。自亞當以後，人一出生就帶有「原罪」。它是人類生而俱來的、洗脫不掉的「罪行」。先知哲學告訴我們，罪不是一種外在於人的力量，它就存在於人的內心之中，存在於人的生存之中，成為生存的否定性力量。
也正是聖·奧古斯丁等中世紀的神學家，把原罪從宗教領域延伸到了社會和經濟領域，認為私有財產起源於原罪。聖·奧古斯丁在《對聖約翰的評論》中指出，在人類尚未墮落時，亞當吃禁果之前，並無私有財產，是原罪引來了貪慾，使人們在耕種土地時為「你的」、「我的」而爭鬥，私有財產於是產生了。
在猶太教中還有一個有意思的比喻：原始之罪常常被比作「原始資本」或「本金」，而「個體之罪」則常常被比作「利息」。
後來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初期，資本在其原始積累過程中，通過「對小生產者的野蠻剝奪」以及「對新大陸的血腥殖民政策」，將原本有限的資源在很短的時間內集中到少數富人手中，充滿了有形與無形的暴力，因此才有了「資本的原罪」。以致馬克思在其《資本論》中憤怒地批判道：「資本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也有神學家堅持，上帝的創世才具有第一原初性，罪只有第二原初性。與上帝創世時賦予人的最初的善性相比，人的罪性可謂是第二天性。但是，人處於淪落狀態中時，居於統治地位的卻不再是第一天性。與淪落的現實相比，人的第一天性，即原初之善已經變成一種潛能，在歷史上要上溯到無限遙遠的過去或推遲到未知的將來。
所以，劉宗坤在其《原罪與正義》一書中如此歎惜：「人的淪落昭示了生存始於一種悖謬，即人對向善的無力。人性之中的善根，在人的自由選擇中乃如狂風中之蘆葦，罪惡則是充滿誘惑的奧秘，似乎在等待人們不惜代價去尋求。」
對於幾代人都信奉天主教的黃氏家族，原罪問題是一出生就必須面對和思考的信仰問題。「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胎的時候，就有了罪。」（《聖經·詩篇》）黃家四兄妹所接受的受洗這種宗教儀式，其本質就是對這種原罪的認服。法國思想家巴特指出，「做一個宗教的人意味著做一個內心矛盾、失衡、不和諧的人」。黃氏兄弟就如脆弱又韌性的蘆葦，在時代風浪中起伏跌宕，人性的善與罪共存不悖並交替閃現。他們既有勤奮、堅韌、大膽、聰明、慷慨、溫和的一面，也有貪婪、冒進、吝嗇、無情、蒙昧、僥倖的一面。
而到了19世紀，近代神學開始拋棄遺傳論的原罪論。引人注目的是施萊爾馬赫行，他指出：原罪的傳播不是通過肉體，也不是通過靈魂，而是通過社會。這和中國的傳統認識十分接近了。孔子在《論語·陽貨》中闡述他的人性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意思就是人的天賦素質相近，個性差異是後天環境習染所造成的。當然，在近代神學觀念中，「孟母三遷」似的中國智慧只是徒勞，因為浸染原罪的社會和環境是無處不在的。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但正如前文所述，從地理環境來看，潮汕地區算得上是窮山惡水，生存條件十分有限，這方水土養活不了這方人，大家只能另尋生存的非常之法。這些都在挑戰著當時他們所處時代的社會秩序與規則。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之中，原罪自然肆意生長。
黃氏兄弟和許鍾民等人都出生在貧困的家庭。極度的貧困不是讓人委頓絕望，就是讓人偏激不安。對當時的孩子來說，正規的出路有兩條，一是念好書考上大學，二是去當兵，但對黃氏兄弟和許鍾民等窮小子來說，顯然此路不通。
在貧困與不安中泡大的黃氏兄弟和許鍾民，卻適逢其時地碰上了一個激盪多變的大時代。在這個時代，建立新的秩序還遙遙無期，舊的秩序卻仍禁錮著人們，大家在混沌無序中尋找著出路。
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均喜歡講這樣一則現在聽起來幾近荒謬的故事：在20世紀80年代初，政府還在為農民進行異地的長途販運究竟算不算投機倒把而陰晴不定。《人民日報》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肯定長途販運對搞活經濟有好處，但不久後，便接到有關政府部門的批評，只得再發一篇文章對自己的觀點進行否定。又過了一段時間，政府的態度開始明朗，《人民日報》於是發了第三篇文章，再次對長途販運進行了肯定。
就連長途販運這樣一件小事都經歷了數次的反覆，更遑論其他。直到2007年黨的十七大上，才明確提出「改革無禁區」。而在改革初期，一切屬於摸索、試探階段，可以說到處是禁區、到處是雷區。如果探索成功了，則會被視為先驅、功勳之士；如果探索失敗了，那麼連烈士都算不上，有些人甚至成了罪犯、亡命之徒。但時代要前進，需要這樣的勇士去衝鋒陷陣。
1982年出現的溫州柳市「八大王事件」，便是一個典型案例。「八大王」之首的「電機大王」胡金林，當時被當地政府在對經濟犯罪進行嚴打的運動中內定為10個需要嚴懲的人之一。察覺到風聲不對的胡金林連夜潛逃，甚至到《林海雪原》中坐山雕的老巢夾皮溝躲了很長一段時間。雖然兩年後他仍然被抓捕歸案，但已經躲過了風口浪尖。他不但挽回了一條性命，更是在被捕後的第66天戲劇性地被宣佈無罪釋放。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今天，胡金林從當初的一個被全國通緝的「罪犯」，變成了改革開放的功臣和標誌性人物。
正如韓國的璞玉洙在《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一書中所說：「我們沒有指望的，就像梨樹只能結梨，蘋果樹只能結蘋果一樣，因為我們是罪樹，再怎麼努力也會犯罪。」
在草莽中成長起來的黃氏兄弟，對原罪誘惑的接受或抗拒自然構成了黃氏兄弟的精神內核，而由此內核所散發出來的外在性格，則浸透著一種強烈的江湖習性。在以後的創業生涯中，他們靠著這種江湖習性去打拼，並在原罪的困擾中數度沉浮。
問題首富黃光裕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聖經·新約·馬太福音》
「這回胡潤總算把他揪出來了。」當大哥黃俊欽的名字出現在2004年胡潤的百富榜上時，黃光裕笑稱。與弟弟黃光裕後來聲名鵲起相反，大哥黃俊欽的曝光率一直幾乎為零。
新恆基大廈和鵬潤大廈並排矗立在北京朝陽區霄雲路路口，有著相同的建築外觀、相同的藍色玻璃幕牆，只不過新恆基大廈的體積和高度遠遠小於鵬潤大廈。這也象徵著兄弟倆截然不同的個性和風格——一個低調、一個張揚。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大哥黃俊欽的能耐和實力比黃光裕小。2005年年末，黃光裕接受了筆者的採訪。當問到「兄弟倆到底誰更有錢」時，黃光裕回答：「他比我有錢，只不過他沒有上市罷了，他產業的價值是難以估量的。」
在20世紀90年代初，兄弟倆都一致看好暴利的房地產業。1992年，大哥黃俊欽脫身而去，而小弟黃光裕也差點把國美電器賣掉專心從事房地產開發。但讓黃光裕意外的是，「賣不掉」的國美後來成就了他的大業，而房地產項目卻一直麻煩纏身。
這正應了那句古話：「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