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1960年代。
出版人。
不管她願不願意，「章士釗的外孫女」、「章含之的女兒」、「喬冠華的繼女」這些稱謂將伴隨她一生。但她始終沒有放棄「抗爭」。當媽媽希望她進國家機關工作的時候，她選擇了外企；當別人艷羨她身邊擁有的許多普通人夢寐以求的資源，只要隨便開個公司、搞房地產都能發大財的時候，她選擇了做雜誌；甚至在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在康城得獎大紅大紫的時候，她提出與他離婚。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花了20年時間向我自己證明我能夠走自己的路。」
1960年代的獨生子女也叛逆
我媽她想我正統一點，能夠進入國家機關單位，比如外交部。但我就不正統，就天天說話罵罵咧咧。外交人員的詞彙應該是非常優雅、非常禮貌的。我就天天說「你媽的」、「他媽的」……我就這德性。基本上的態度就是：你看著辦吧。我的想法就是堅決不做家裡讓我做的事。我就覺得，你們讓我幹什麼我就干，憑什麼！
父母對我這叛逆的態度非常有看法，但我們獨生子女跟家長的關係是特別怪的一個平衡。就是說，太管這個孩子，家長也擔心他會幹出一些出格的事來。本來他就是一個混蛋，擔心管他之後會激發出更渾的東西。所以有時候他們也忍著，那我也做到適可而止，也不去做特別過分的事情，比如說沒有去打砸搶或者偷偷摸摸什麼的。除了嘴上比較渾以外，沒有幹出實際的混蛋業績來。總之，幸好沒有渾的業績只有渾的語言，沒給人逮到監獄裡頭去。
少點叛逆，多點和諧
現在很多人說80後的青年人特別叛逆，我覺得他們其實沒那麼多可叛逆的東西。因為叛逆是需要一個推翻的對象和權威的，而他們已經生活在一個沒有特別強大的權威的時代，所以他們不用像我們那一代，承受那麼大的來自主流的壓力。我覺得對他們來講，可能叛逆不是那麼重要。這是一件好事，咱們現在不是要和諧社會，少點叛逆嗎？而且說老實話，中國各個方面的平衡都比我們那個年代要好多了，所以沒有太多理由讓你去死去活的了。
文化需要原創
我回國的時候，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已經是如火如荼。電影界出現了第五代導演，詩歌界有北島、芒克，其他的像崔健什麼的。這些人都是特別有想法、特別有中國文化的。中國有這麼一批人，讓你感到特別高興，感覺有新的東西出來，這些東西是原創的。而且那個時候沒有商業文化，純文化占主流地位，然後大家都在談論這個東西。包括電影《黃土地》、《紅高粱》，還有崔健的《一無所有》。當你聽到這種聲音的時候，你就特別興奮，你就覺得未來肯定是他們的。
相信未來就會充滿力量
我那個時候特別喜歡郭路生的詩。我是特別不會背詩的一個人。應該是美國教育對我的破壞，它把我的記憶力變得特別差，因為在美國從來不用背書，所以我從來不會背東西。但是我特別想背郭路生的詩，他的詩特別讓人感動。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相信未來》那首詩。在20世紀80年代那種文化環境下，有人告訴你要相信未來，作為一個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中國年輕人，當時我真的覺得說出了我的心聲。雖然是特俗的一句話，但覺得不管怎麼打壓，你還是會相信未來。這就是一種力量，這種力量讓大家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