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杏褪殘花、園荷點翠之時，秦宮中傳出驚人消息：莊襄王去世。對於莊襄王的死，眾議紛紛，有人說得病，有人說為呂不韋所害。無論死因如何，事實上他一死，呂不韋在秦國的地位就又發生了變化。秦國首都一片肅穆氣氛，渭水南的章台宮，挫鋪的悲涼清音陣陣傳來，而後宮中則九重笙管之樂與之相呼應，這裡在舉行緊接葬禮後的秦王政的登極典禮。秦王政登極時才十三歲，是個尚未成年的孩子，在威嚴的典禮過程中，丞相呂不韋始終伴其左右，指示他該如何動作。嬴政繼位後，呂不韋除了丞相、文信侯外，又加封了一個特殊封號——仲父。十三歲的孩子當然想不出如此封號，這完全是呂不韋自己出的主意。從此，呂不韋就坐到章台宮大殿秦王御座的右側，開始處理朝政了。從秦王政即位的公元前246年，到公元前237年，都是呂不韋在秦國直接掌權的時代。
秦王政即位之初，當務之急仍然是取得對東方各國的勝利。兼併戰爭的主要對像仍是韓、魏等國，而與楚國一直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
公元前239年，秦王政二十一歲了，他己經成年，只要舉行過加冠禮，他就可以親政了。
而在親政之前，朝廷的一切大權都掌握在呂不韋手中，嬴政只是一個傀儡君主。每逢上朝處理政事，只能聽本相安排。
在秦王政年幼時，呂不韋每逢處理完朝政，就會去後宮與太后斯守。太后原本是邯鄲姬，是呂不韋的老情人，她風流成性，盜意淫樂，肆無忌憚。可是作為丞相的呂不韋為了避嫌，而且因為一心應付政務，因而開始冷淡太后。為了擺脫淫婦的糾纏，呂不韋只得把太后的另一位舊情人嫪毐找來頂替自己，把嫪毐以假宦官的身份安排在甘泉宮，日夜陪太后縱情歡樂。
不久，得了長信侯封號的嫪毐，爵位、食邑的待遇及地位完全可以與呂不韋相抗衡了。嫪毐陪伴在太后身邊，勢力一天天膨脹，在秦國大有超過呂不韋之勢。出身於市井無賴的嫪毐，雖不乏政治上的野心，但除了取悅太后的房中之術外，本無任何才能。他靠太后庇護暴發，建立私黨，但其劣根性是無法改掉的。與太后縱慾之後，就在宮外為非作歹，惹得滿朝上下憤懣不堪。
隨著羽翼豐滿，他也想謀權奪位，而且與太后生有一個兒子，密養在深宮中。但他也預感到自身的危機，一方面與呂氏集團對立已趨於白熱化，更重要的是，秦王政己二十一歲，可以親政了。若不能在秦王親政前控制局勢，不僅要敗在呂不韋手下，而且有被秦王剷除的危險。
嫪毐、太后、呂不韋、秦王政此刻都在緊張籌劃個人的事，顧不得前線的勝負，一場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鬥爭即將公開進行。
公元前238年，當秦王政在雍城舉行加冠典禮時，嫪毐知道自己與太后的穢行及叛亂的圖謀己被發現，於是趁咸陽空虛發動叛亂，利用太后的玉璽調兵。可是秦王政早有準備，嫪毐的叛軍還沒出咸陽，就遇到由雍城開來的秦軍。一群烏合之眾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嫪毐被車裂於東門之外，並被滅了九族。太后則被減了俸祿，收回璽印，軟禁在最遠的雍宮域陽宮中。
公元前237年，在嫪毐叛亂勢力被鎮壓下去，呂不韋集團的勢力尚未被觸動之際，秦國又發現了奸細。秦國一直未察覺韓國派來的水工鄭國，是來執行疲秦計劃的。鄭國人秦修水渠，乃是韓國借修渠企圖在經濟上拖垮秦國的陰謀。於是秦王發出逐客令，下令限期將秦國內所有外來賓客驅逐出境。當時李斯力阻秦王逐客，上奏了一篇《諫逐客書》，指出逐客的危險結果，後被秦王政接受而撤銷逐客令。
公元前237年農曆十月，秦王政下令：免去呂不韋相國之職。等到後來，齊人茅焦勸說秦王到雍宮將太后迎接回咸陽，而將呂不韋遣發到河南的封地去了。
呂不韋在河南封地時，並未韜光養晦，而是廣交賓客，各國諸侯使者絡繹不絕，去拜訪他。秦王政害怕他叛亂，便把他發配到蜀地，並寫信斥責他。受到威脅的呂不韋害怕被殺，於是飲鳩自殺了。
呂不韋登上秦國丞相之位雖晚，但絕無一般暴發之政客嫉賢妒能的通病，他對元老重臣甚為器重。老將中突出的是蒙驁，這位老將在呂不韋執政十餘年中，不居功，不傲上，繼續帶兵為秦國爭城奪地，雖己年邁但成風不減當年。對舊巨不存戒心，對元老毫無成見，是呂不韋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呂不韋用人不拘一格，最有名的是小甘羅，他十二歲就能負擔出使之重任。小甘羅首先幫助呂不韋勸服張唐接受出使燕國的命令，後又單獨出使趙國，讓趙國心甘情願割五城給了秦國。呂不韋在入秦之前，各國諸侯都大力招攬人才，供養食客，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嘗君、趙國的平原君、魏國的信陵君、楚國的春申君。而呂不韋是秦國歷史上第一個認識到士的重要作用，他大規模招攬賓客，是打開國門大批養士的政治家。
呂不韋任相國之初，就在相府內建造了數以千計的高堂廣捨，聘有眾多名廚，在首都和城牆上掛起告示，歡迎各方士人來相府做客。因為呂不韋本人並非秦人，卻官至秦相，對希求功名的人士，極具誘惑力。其次，呂不韋權勢大，養士之舉不會遭人反對和嫉恨。另外，秦國在軍事上節節勝利，統一六國是早晚的事情。因此呂不韋告示一發出，有識之士紛紛奔向丞相府裡來，很快，呂不韋門下的食客就達三千人。其中有著名的司馬空和李斯。
大凡當王的人，大多有兩個想法：或長命百歲，永遠做王，或留名青史，讓後世人永遠記住他。而呂不韋是無冕之王，只好退而求其次。很快他就找到了留名的好方法。他門下有三千賓客，不產生實際效益的投入，是商人絕對不願幹的事。於是他把門客召集在一起，讓他們編著一本《呂氏春秋》，為他留芳百世。書既要保持各派學者的觀點和風格，又要編在一起，成為一部完整的作品，這的確是個難題，但經過一番研究，終於得到圓滿解決。這部書形式上統一，內容則多樣，真如雜樹生花，群駕亂飛，開創了雜家體例。
為了提高作品質量，防止抄襲現成之作，呂不韋又想出一招。公元前239年的一天清早，咸陽城較往日熱鬧得多，人們紛紛趕往市區，並且七嘴八舌議論起來。原來咸陽市門上掛著《呂氏春秋》的書稿，旁邊有一大堆錢，告示宣佈：如有人能對《呂氏春秋》改動一字者，將千金拿走。可是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好奇的觀眾越來越少，站在市門前閱讀《呂氏春秋》的人也逐漸散去，終無一人將千金取走。其實，並非書中不可改動一字，而是人們不敢改動，害怕招來殺身之禍，告示只不過是呂不韋吹噓的手段罷了。
呂不韋由商場而入官場，靠的是金錢、巧謀和美色。他是個成功的商人，「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牛氣沖天。然而在當時，兜裡有幾個子兒，還牛不到哪兒去！與那些嘯傲江湖，縱橫六國，奔走於諸侯公卿之間、出入於朝堂內廷之上的策士謀臣、良將賢相相比，呂不韋得靠邊點兒去！「要入流！」這是呂的蠢蠢的慾望！
在呂不韋看來，女人純粹是商品。他自己娶名噪京都的能歌善舞的絕色美女，與之同居，有了身孕了。而當好色之徒子楚在一次來府上喝酒對這個美艷舞女「一見鍾情」即要「橫刀奪愛」時，呂不韋起先是怒火中燒：想不到自己為了子楚散金破家，居然這子楚連「朋友妻也要欺」了。但是，呂畢竟有宰相的肚量，「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這就應了老話「捨不得孩子，套不著狼」。大概是受呂的「風物長宜放眼量」的處世哲學影響吧，這個傍過名大款的風塵女子決非等閒人物，居然忍辱負重，「自匿有身」，瞞天過海，後來生下了「子政」——秦始皇。誰知道，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居然就是個名不正言不順的「謬種」。在這其中，分明還讓我們感覺到一種可怕的力量——慾望，生存之欲，發展之欲，愛之欲，恨之欲！太史公雖然沒有道破，但善於寫人的他，對人心、人性的審視、的揣摩，恐怕是後人所望塵的！不為尊者諱，這是太史令了不起的勇氣。
一個在官場角鬥中善於玩弄政治手腕的人，一個在情感遊戲中善於耍花招把戲的人，他還是能夠尋求金蟬脫殼的法子暫時應付一陣的。大概出於權勢安穩的警戒，或者出於對封建宗法傳統條律的隱憂，也或者是出於自身肉慾的疲軟，對呂而言，「太后」簡直是「魔鬼」！是「定時炸彈」！於是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搞了個另一個猛男——嫪毐，讓他佯裝為宦者，入宮滿足太后的私慾——這可是欺君罔上的啊！而這位太后的「新歡」的迅速發跡與攀升，很快對呂形成了致命的威脅！這不僅僅是權謀的角逐，更是慾望的爭鋒！其實，呂在這件事的處理上與其說是弱智，不如說是無奈！誰叫他太早地不行了呢，司馬遷的敘述很見幽默！呂是自己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啊！其實，司馬遷不動波瀾的敘述向世人展示了人性之惡。還是《易經》中的那句老話——「亢龍有悔」。盛極必衰，少有幾個人能擺脫這個怪圈！當那一層薄薄的紙被捅破後，所有尊嚴榮華都褪色了，都破碎了，都煙消雲散了。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從一個沒有政治地位的大商人到權傾一國的強國丞相乃至相國、「仲父」，呂不韋的政治發跡史給後世很多官宦提供了一個進退之術的典型案例。「有錢能使鬼推磨」，可是，「飛鳥一旦繫上了黃金的羽翼」，它也就飛不高了！
商場、政壇兩棲的大鳥——呂不韋，終於從邈邈雲端一頭栽倒了下來！用錢購買的權勢，靠美色獲得的地位，總是最易霉變和腐爛的：不知道司馬遷這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在這樣一種庸俗社會學的寓意理解之外，是否還有其它更不可告人的隱秘！因為在今天這個世界，相似版本的故事依然在波瀾不興地上演！如果有，是不是要觸及到一個簡單而又深奧的字——欲！
呂不韋工於心計，敢想敢做，「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呂不韋當時並不知道，他的策劃和行為毫無疑問地使他成了後世風險投資業的鼻祖。以投機商業的手段投機政治，在進退之中學找機會，由經商而經國，呂不韋的氣魄之大、信心之強，眼光之遠、心計之深、創意之妙、謀劃之秘、辦法之多、預見之準、收益之豐……都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說他是古今中外第一風險投資商，當不為過。
給後人留下了許多值得品味、值得思索、值得借鑒、值得揚棄的東西。尤其是他在進行風險投資時的言行，實際上就是他給後人留下的寶貴「商經」。如他所說的「奇貨可居」一語，已經成為一句成語。了了四字，便道出了進行風險投資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作為商人的呂不韋將政治也當成了生意，他卻有所不知，搞政治不同於經商。在專制時代，經商失敗，頂多傾家蕩產；而搞政治失敗，則會家破人亡，甚至會株連九族。所以，最終，呂不韋還是賠了，賠了個家破人亡，賠了個乾乾淨淨。他經商成功後的輝煌和經國失敗後的悲慘，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