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如功
柏楊先生曾經提出一種中國歷史進程的規律：一、舊王朝統治階級腐敗滅亡；二、軍閥或變民集團乘機奪取政權，發生混戰，殺人如麻；三、混戰的最後勝利者建立新的王朝，組織新的政府，成為新的統治階級；四、經過一段安定或繁榮的時間；五、再回到第一。這種規律可以說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最完美詮釋。是這種在治世與亂世間鐘擺似的規律使中國人的文化中「英雄」這個概念的份量遠遠超過其他民族，現在我們難以揣摩這一國民性的起源，是否它起源在個人難以自保的亂世，中國人陷入的夢境有七成充滿了金戈鐵馬，例如各地傳統戲劇中絕大多數以戰爭和政事為背景的劇目。戰爭和推動戰爭的人們在市井鄉里的戲台上宛如一枚枚堅硬的桃木釘，釘在了國人心底一份農耕民族潛在的激情上，也把文明中明暗交融的那部分一點點地滲了進去。
留下的印記，是一種同情者的淚水，是一簇燎原後的餘燼。
他們是戰爭的落敗者，是不稱職的敵人和無力的統帥，人們在羨慕得勝者的榮華時卻總是把情感擺放在他們的祭台上，那些身成功就之前就含恨而終的忠臣義士，那些喊著「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的江洋大盜，那些一個錯誤決斷就使得多少人與之殉葬的身價模糊不清的人，這與我們傳統觀念中「成者王侯敗者寇」的方向截然相反，這便是中國式精神的一種逆判讀。有誰敢說太史公《史記》中的項羽列傳和李廣列傳不是煌煌幾十萬言中最精彩的部分？又有誰敢在打麥場的野戲台下和農人講述被真豪傑曹操追得抱頭鼠竄的劉玄德是偽君子呢？只有敗亡甚至身死，才讓他們的言行塗上了一抹褪不去的鮮艷。這鮮艷是一針強心劑，打在有著反抗壓迫制度的心理需求又掌握著最基礎話語權的民眾身上。例如官府對農民加征一成半成的賦稅，地主強迫長工用一年的勞苦錢抵償前年欠下的高利貸，甚至延伸到知識分子的屢試不第和中下層官吏的官場失意，這些對現實的不滿充斥他們的靈魂，可生活的重擔不允許他們揭竿而起，他們也無力揭竿而起。這時除了對悲劇英雄情景的不平怒吼與同情淚水之外，他們還能做什麼呢？這是集體性的精神勝利法，他們蒼白的理由掩蓋不了他們不願承受悲劇英雄命運的懦弱。
那麼，就暫且把崇拜者和偶像的癥結之一歸結於「無奈」罷了。
經常有人迷惑於為何悲劇英雄們更富有人性化，不圓滿的結局讓他們背離了傳統英雄的「高、大、全」而充滿個性的鋒芒，他們極端、唯我，有庸者的缺點也不失偉人的氣勢。例如項羽，這般蓋世的豪傑，連中了張良的十面埋伏和四面楚歌，最終在垓下部下四散，只餘下美人虞姬和寶馬烏騅。虞姬無言的死是對末路英雄的愛與忠誠；同樣在烏江亭長要用小舟載項羽過江重整霸業時，項羽贈烏騅與他以保馬逃生，同樣是出於對夥伴的忠誠。當一切後事都已料理完畢時，項羽和最後的部下衝向漢軍，最後驕傲地在敵軍面前自刎。他懷著對天下和各種複雜情感的身軀緩緩倒下時，不會有人記得張良的絕代妙計，也不會有人記得劉邦的天下平定，而呂馬童等人的分屍邀功此刻簡直就是對英雄無恥的褻瀆了。人們只會記得項羽無雙的豪氣和絕境前對所愛之人之物最後的溫柔，而忘卻他導致這一結局的剛愎自用與狂妄自大。
相比之下同樣身為悲劇英雄的俄底修斯和源義經總使人感覺欠缺了什麼，他們的命運同樣充斥著無奈，那種面對眾神降予他無可逆轉的命運雖竭力終究失敗的悲涼感，或被兄長與恩人家族步步緊逼卻無力抗爭的脆弱感並不比項羽的殺身成仁渺小，他們只是缺少與人民天然的聯繫，即使是山村匹夫一樣具有殺身成仁以紓國難的可能性，但生來具有殺父娶母的詛咒或貴公子的家族宿命，卻只可以被台下的人們欷歔。人們不會忘記自己僅僅是在千百年薪繼火傳的農耕文明中以安逸和土地為生的農人，正如一塊被開墾的處女地，盲目無序地播種都難以讓它生長出生命的養料，人們在規矩下的方圓製造著保守中的創新。退而求其次，「房要小，地要少，養個黃牛慢慢搞」（《白鹿原》）。樹為偶像的英雄們打破了高高在上的神壇，最終還要塵埃落定——他們要與凡人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也要為活在宿命中的凡人們指明方向：腳踏實地，你我便同樣是人。只不過那種天降大任的宿命使你我不同。這便是堅韌的文化紐帶——人性化和人性化昇華後的命運感。
就是這種「昇華的可能」讓悲劇英雄扎根在最廣大的民眾中，而不是戲劇課本和長卷浮世繪裡。
閱盡史書我們可以不無自嘲地為中國歷史上的偉人們總結出一個定律：中國的英雄們都是理想主義者，中國的聖人們都是現實主義者。聖人們永無力量掌握政權，掌握政權的英雄們永無力量拒絕聖人們的理論；於是歷史車輪便在理想主義的進化（不如說是淪喪）中緩緩進入「太平盛世」，直到人們現實到「利己」甚至「唯己」時，新理想和新偉人出現，帶來新的亂世。我們總愛把「時勢造英雄」掛在嘴邊作為否定英雄主義的托詞，殊不知正是英雄書寫了時代，或者英雄強烈的理想主義書寫了時代。
從小老師便教育我們要「立大志向，做『大寫』人」，而還未衰老的我們現在還有幾個人在沿著理想化的道路前行？那些叫我們立志的老師又有幾個兒時便希冀日後教書育人的？現在我們的時代提倡做「平凡中見偉大」的英雄，事實上他們並非「英雄」，那些被設置在聚光燈下的人們可以被稱做「義士」、「能吏」、「孝子」……但他們只是體制中傑出的螺絲釘，英雄則是跳出體制為天下蒼生謀福利的。他們是舵手，流動著唯理想化的力量控制時代的方向，而只知蠅營狗苟的人們只是槳下的波紋，散了便散了，無人記起。倘若是堅定的理想接觸到了礁石，即使船毀人亡，依然不失得轟轟烈烈。例如切?格瓦拉，例如十二月黨人，例如暗殺教派……讓人無力自嘲的是，我們只能讓異國英雄演繹唯理想化的傳奇，因為在古老的中國，理想主義的悲劇英雄要麼背負「愚蠢」的稱號死不瞑目，要麼用成功洗淨了理想主義的塵埃，在大團圓的結局中等待聖人用「現實照進理想」，然後在歌頌中羽化成仙。
有的人說他們已經不再富有悲劇色彩，事實上他們圓滿下的哀傷才剛剛開始。
終結亂世，安寧下來的人民和英雄的助手們把功成名就的英雄扶上寶座，向他山呼萬歲，將自己的生命與前途交付於他，並竭力滿足他的一切慾望。此時的英雄已渾然不再是「人」，臣民們也不再允許他做一個「人」，他只有被無限權力包圍著，奢靡歲月消磨著，百廢待興的時代他只需要准奏蓋印，他還能做什麼？於是英雄們殺掉盡忠職守的助手，建宮殿，選美女，給庸碌的兒孫留下錦繡江山和一群奴才。然後他合上雙眼，向著歷史車輪的慣性宣告自己的皇圖霸業歸於塵土——並無英雄笑到最後，他們的悲劇都源自人民中對權威習慣性的服從。而這服從，也是三分真七分假。
中國人在失敗的偉大人物中選擇了剛愎自用的武將和崇古的教育家扶上文武二聖的位置，並視之為神敬畏有加，可拜過關二爺的黑社會小弟照樣在危難時打大哥的黑槍；敬了孔夫子的讀書人亦想廢了太學不讓別人讀書（見《資治通鑒》殷浩事）。不是關二爺的忠義和孔夫子的有教無類出了問題，而是當悲劇英雄的悲劇被人們視為某種精神的象徵時，加以神化，這一象徵便因過於完美失去了悲劇的色彩，從而十全十美，從而索然無味，從而不過是整個民族的心理安慰。人們只知道英雄的偉大忘卻了他們的無奈，人性與理想，連磕頭聲的回音都是一片茫然，正如王小波所說：你知道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都是誰嗎？你知道他們受的都是什麼苦嗎？反之，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被頂禮膜拜嗎？你知道自己為什麼為他們的成敗扼腕歎息嗎？這是一個民族性格上的倒刺，指向了一個個時代隱形的傷口。
電子時代的落地窗下，新人類彩色的瞳孔中，我們竟然已經找不到這種隱形的傷口。
在一個大人們無法用美好的GDP數字為孩子們描述未來的時代；在一個年輕人否定英雄主義轉而用短信投票塑造自己理想中偶像的時代；在一個現實的重量從未如此沉重以至於人們必須把理想化作最後一口氧氣維持生存的時代，人們已經愈發地感覺到自己的生活本身便已是一出哈姆萊特，當復仇之劍指向鏡中自己時，我們發覺自己已儼然是華麗悲劇中的主角。成功英雄的團圓和悲劇英雄的殘缺都已被忽略，忽略成老電影中指導員中槍後的遺言，還有選秀落敗後選手擠出來的淚水。英雄最終被完美地消費了，消費得淋漓殆盡如同七折甩賣的過時唇膏，可沒人知道它被塗在了哪個人的雙唇上，淋漓殆盡成了五千年凝聚的一滴血。
與其如此，寧願時至今日人們依然在敬畏的漩渦中打轉，寧願從未有過悲劇，亦從未有過英雄。
我父親單位所在的辦公樓內有一間為政府機關服務的激光印刷廠，他們印製公文、稿信紙、宣傳廣告或者本地小文人自費出版的詩集和小說。我常常在週末去父親單位玩電腦時順便看一眼工人工作，那些身穿遍佈油污的藍工作服的人們沉默地在機器的轟鳴聲中搬運紙張、排版、油印、裁紙……然後用膠塑出書頁被整合好時的書脊，加以外套，準備外運。他們的完成品總是質量不佳的，因為劣質的玻璃膠總讓書籍在幾經翻閱後分崩離析。
那麼，英雄們血與火的史詩假使缺少了堅強的書脊，分崩離析的將是這個民族的文明，還是凌強不欺弱的骨氣呢？無論人們何般漠視英雄和他們天命不濟的命運，它始終在某個角落和我們的血脈共存，畢竟在任何時代都有大大小小的悲劇以不同形式上演，畢竟任何時刻都有無助的人渴望一個竭力抗爭的英雄，用以鼓起生活的勇氣，畢竟任何時空都有群人曾經用陽光和鮮血書寫歷史背後的長詩，即使人們在心底焚燒讓我們深覺渺小的英雄們的畫像，再張狂地在空位擺上自己的照片——一頁書會認為自己代替了整部史詩，事實上它僅僅是一個組成，而我們連一個字、一個標點都不是，自大的眼睛目睹史詩接近尾聲，伴隨著合卷時一聲輕響，悲劇英雄的神話不再，我們的人生隨之始終，懷著景仰，懷著景仰後的歎息和一個情結面前手舞足蹈的流連。
然而，我們還是像胡嗎個那樣用方言唱一首歌吧，並且做一個流水線上的熟練工，把屬於英雄和我們自己的史詩裝訂成冊，為它塑造堅實的書脊和華麗的封面，最後關閉電閘，沉沉睡去。
然後在這時代荒涼的夢裡做一個悲壯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