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只有春夏兩季的島上生涯過得真快，一轉眼間就是三年了。今天，白天聽著巷子裡叫賣椪柑的聲音，晚上按摩的盲者又拖著木屐，吹著笛子從窗前經過，和三年前自基隆捨舟登岸後，借住在東門二妹家的情景一模一樣。
鄰居的一品紅開得正盛，陪伴著一株高大的橡皮樹，在牆頭迎風招展。在北平，這是珍貴的「盆景」，此刻正陳列在生了洋爐子的客廳裡，和冷艷的臘梅並列。
想到了北平，便不能忘懷扔在那裡的一大片，家搬到那裡二十多年了，可留戀的東西實在很多，衣服器物，只要有錢原可以再購置，但是書籍，尤其照片，如果丟了就沒有法子補償。更可懷念是那一幫朋友——那一幫撇著十足京腔的朋友，他們差不多都沒捨得離開那住進去就不想走的古城，現在不但書信不通，簡直等於消息斷絕。
這些朋友，有的是同事，有的是同學，有的是同鄉，有的兼有以上兩種或三種的資格。我們從梳著兩條小辮兒一同上學到共同做事養家，又到共同研究哺育子女方法，幾十年都沒有離開這城圈兒，現在卻像分居在兩個世界裡，不知何日重見。和這些朋友彼此互悉家世，瞭解性格，而且志趣相投，似乎永遠沒有斷交的可能。但是經過長期的和世事封鎖，將來再見，也想像不出他們那時是何等情景了。
我剛回到台灣時，幸運的是家人大部分團聚，甚至還多了許多親戚長輩。不過寂寞的是友誼突然減少，偶然有剩餘的時間，覺得無所寄托，認識的人雖多，可以走動的朋友卻極少，值得飲「千杯酒」的知己更少。所以我那時常對人說：回到台灣，理論上是還鄉了，實際上卻等於出了遠門兒，因為只有到一個新地方才感覺到沒有朋友的寂寞，「出門靠朋友」，沒有朋友便有流亡身世，無所依靠之感。
幸虧第一個來填補這個「感情的真空」的是鄉情，我所能感覺到的鄉情有兩種，一種是台灣的，許多親友聽說我「少小離家老大回」，都來接風敘舊，對於我的「鄉音未改」，尤其感到愉快。另一種是大陸的，例如山東朋友明明聽到我是「京油子」，卻堅持要稱我是「老鄉」，廣義的說，都是從大陸上來的；再狹義一點兒，好像我們都有資格參加華北運動會，他卻不曉得我是回了「本鄉本土」的呢！反而是到了台灣人的面擔子上，老闆娘卻堅持說我連「半山」都不像。
第二個是，友情之門忽然開放，許多「不速之客」闖了進來，這完全是因為偶然在報章雜誌寫寫稿子的緣故，日子一多，紙上也熟悉了。以文會友，一封表示「久仰」的信便可以建立了友情。
這許多新朋友是分住在各地的，有的在熱鬧的城市，有的在安靜的小城鎮，有的在風景區。台灣的交通便利，旅行成了極平常的事，再遠的地方也不過朝發夕至。無論新朋友老朋友，都是到一處，攪一處，一地有一地的情味，一處有一處的風光，雖然台灣的惡酒不足以論文，甚至會嚇跑了文思，但是作客異地，秋窗夜話，已經夠得上是件樂事了。我常常感覺到，即使從小看大，乃至天天見面的老朋友，有些共同生活反而不容易產生，例如昔人說「聯床夜話」，想一想，越是親近如鄰居，反而不會有這種樂趣的。
木屋生活是有趣的，榻榻米上可以許多人擁被圍坐，中間放一隻矮腳桌，煙茶果點，有備無患。如逢冬夜，加上火盆一隻，燒著熊熊的相思炭，上面燒水、烤薯、煮咖啡，無往而不利。戰火餘生，得到這樣自由自在的生活，真該謝天謝地了。
兩年來，在台灣交的新朋友，寄來的信已經塞得滿滿一抽屜。台北的電話太少，本市的朋友也要靠綠衣人聯絡，所以寫信也成了伏案生活的一部分。寫信有好處，「物證」在手，閒時可供消遣，必要時也可資覆按，比起話說過了不存形跡，另是一番趣味。
信筆至此，風正吹著門窗咯咯作響，雨打椰樹發出沙沙的聲音來。若有足音到窗前而止，敲著玻璃問道：「海音在家嗎？」我必擲筆而起，欣然應道：「在家在家，快請進來坐，烏龍茶是剛沏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