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描繪的女人們在監獄中的景象，非常悲慘！彼此間冷酷麻木，毫無惻隱之心。然而藝術家是那仁慈的上帝，他能夠看到每個女人心中隱藏於卑賤之下的無奈，以及那張無恥面具下哭泣的臉。純潔而蒼白的光，漸漸地在梅斯洛娃那原本卑微低賤的靈魂中閃現，最後，這束光變成了犧牲之光照亮著她，表現出一種動人的美，就像那束照亮了倫勃朗的一幅卑賤畫面的陽光。作者聲色俱厲，即使面對劊子手也亦然表現得聲言厲色。「寬恕他們吧，仁慈的上帝，他們並不知道自己都做了什麼。」……最糟糕的是，他們有時明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並為之感到愧疚，可他們不得不去幹。
根據書中所流露的那種重壓的宿命感，它其實既壓在那些受苦的人身上，同時也壓在那些讓別人受苦的人身上。例如那個典獄長，他天性仁慈，早已厭倦了獄吏的生活；同樣，對於他那個身體瘦弱、面色蒼白、眼圈發黑的女兒總是練習彈奏李斯特的那首狂想曲，他也厭煩透頂；還有西伯利亞小城的總督，一個聰明而善良的人。他為了逃避自己想做的善事與不得不做的惡事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衝突，三十五年來一直借酒消愁，但即使他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他的頭腦還是很清楚，仍能自重，不失風度。另外，就是那些因為職業的原因而對他人無心無肺的人。
在書中各色人物之中，唯一缺乏客觀真實性的就是主人公聶赫留多夫，因為托爾斯泰將自己的思想灌輸到這個人物身上了。這已經是《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眾多最知名的典型人物的缺陷或危險了，例如埃爾特裡親王、別埃爾·比基多夫、列文等。但這些人物的缺點算不上太嚴重，因為他們由於地位和年齡的原因，處於與托爾斯泰的思想更接近的狀況。但在這部書中，他把一位古稀老人的靈魂強制到一個三十五歲放蕩的人的軀體中。我並非質疑聶赫留多夫的精神危機不真實，也不是說這種危機不可能突然發生。但在托爾斯泰所刻畫的人物的以往生活中的秉性中，沒有任何東西是在預示或解釋這種危機。然而當危機展露端倪時，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它了。
毫無疑問，他深刻地指出了聶赫留多夫最初摻雜了犧牲思想不純的部分，以及他對自己的憐惜和孤芳自賞，甚至是日後面對現實時所感受到的恐懼和厭惡。但他的這份決心始終沒有動搖。這場危機與之前的危機沒有絲毫關係，雖然劇烈，但也只是暫時的。一切都阻擋不了這個優柔寡斷的人。這位富有闊綽的親王，他是那麼的受人敬重，注重社會輿論。就在他準備迎娶一個心愛的漂亮姑娘為妻時，他突然決定拋棄一切——金錢、朋友、地位——而去娶一個妓女，這樣做的目的竟是為了贖回自己以前的過錯。而且，他的這個決定堅定不移地持續了數月。他經歷並承受住了所有考驗，甚至當他聽到自己想要娶的那個妓女依舊過著放蕩的生活時，也不為所動。[當聶赫留多夫聽說馬斯洛娃又同一個男護士通姦時，他更下定決心要「以犧牲自己的自由來承受這個女人犯下的罪行」。
]——這其中蘊涵著一種聖潔，是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理論的，使主人公隱晦的心靈深處及其機體之中看到其根源。但聶赫留多夫絲毫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主人公氣質。他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碌碌無為但身體健康的人物，也是托爾斯泰筆下常出現的人物。其實，我們非常清楚地感覺到一個十分實際的人[他在塑造初期的聶赫留多夫時，文筆雄健有力，內心充滿了自信。這也是在其他人物身上找不到的。例如在描寫聶赫留多夫第一次出庭前如何起床，怎樣度過當天早上的情景上，真是無比精彩。
]，與屬於另一個人的那種精神危機並存，而另一個人，也就是托爾斯泰老人。
在這部作品的末尾，同樣給人以雙重成分的印象，具體來說，是在運用嚴格的寫實手法創作的第三部分中，出現了不必要的福音書式結論——這是屬於個人信仰的行為，並非是從被觀察的生活中得出來符合邏輯的理論。將自己的宗教思想加入寫實主義之中，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但在以往的那些作品中，這兩種元素能夠相互融合。可是在這部作品中，它們各自獨立，沒有任何交集。因為托爾斯泰的信仰已經逐步脫離實際，而寫實主義的思想日益自由、尖銳，所以這兩種元素的反差也就十分強烈。這是衰老的跡象，而非疲乏使然——關節已經僵硬了。宗教的結論絕不是作品結構的自然發展。這是Deuxexmachina[拉丁語。譯為：整體中走出來的上帝。
]……但我堅信，在托爾斯泰的心靈深處，無論他怎樣表白，他那不同的本質，即藝術家的真理與信仰者的真理絲毫不能融合在一起。
雖然《復活》中沒有他年輕時創作的那些作品那麼和諧完滿，儘管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戰爭與和平》，但是，《復活》仍不失為歌頌人類同情心的最美好的詩篇，或許也是最真實的詩篇。在這本書中，我能夠看到其他任何作品裡都看不到的托爾斯泰那明亮的目光，淡灰色的眼睛無比深邃，「那種直透人心的目光」，能夠令每個心靈看到上帝的存在。
十七
托爾斯泰始終沒有放棄藝術。對於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來說，即使他心有此想，也絕不能放棄他藉以存在的理由。出於對宗教的考慮，他可以放棄發表作品，但絕不會放棄寫作。他從未停止過自己的藝術創作。近幾年，在亞斯納亞見到過他的保爾·巴維爾先生說，托爾斯泰一面寫一些宣道或論戰的文學作品，一面進行著藝術作品的創作，這兩類作品交替著進行，成為了他的生活調劑。當他寫完一本關於社會的論著，或者一些《告統治者書》或《告被統治者書》之後，他就會繼續寫一本講給自己聽的美麗故事，例如他的那部軍事史詩《哈吉·穆拉特》。這是一部歌頌高加索戰爭和山民英勇反抗斯卡密爾統治的作品。藝術創作已經成為了他的消遣，他的娛樂。但他認為將藝術看作是一種炫耀卻是虛榮。
他曾經編著過一本《每日必讀文選》（1904—1905），其中收集了許多作家對於真理與人生的看法。可以說這本書是一部真正關於世界觀的文選，從東方聖書到現代藝術家的作品盡收其中。除了這本書，托爾斯泰自1900年起創作的所有純藝術性作品都是手稿，從未刊印。
反之，他大膽且熱情地發表著自己針對社會論戰含有攻擊性、神秘性的文字。從1900年至1910年，社會之戰將他最旺盛的精力吸走了。俄羅斯面臨著一個巨大的危機，一時間沙皇帝國搖搖欲墜。俄日戰爭、戰後損失、革命騷亂、陸軍和海軍叛變、大屠殺、農村暴動等，這一切似乎標誌著「世紀末日」的到來。——托爾斯泰的一部作品就是以此為書名的。——1904年到1905年，危機達到了頂峰。在這幾年中，托爾斯泰陸續發表了一系列反響巨大的作品，其中包括《戰爭與革命》[這部作品的原名為《只有一點是必須》。
]《彌天大罪》《世紀末日》等。在這最後的十年裡，他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全世界都獲得了獨一無二的地位。托爾斯泰不屬任何黨派，也沒有任何國家的色彩，他脫離了曾將他逐出門的教會[1901年2月22日，托爾斯泰因為在《復活》中用一個章節的篇幅諷刺了瀰散和聖體聖事，被東正教最高議會逐出了教門。
]，孤軍奮戰。他富有邏輯性的理智，他堅定不移的信仰，使他「二者必居其一，即離開其他人或離開真理」。
他想起俄國的一句諺語：老人說謊，無異於富人竊盜。於是，他選擇脫離其他人，只是為說出真理。托爾斯泰將真理完完整整地講給眾人聽。這位將謊言全部驅除的老者不知疲倦地抨擊著一切社會迷信，抨擊一切偶像。而且他不限於針對過去的暴政、迫害他人的宗教以及沙皇的獨裁。對於這些他反而心平氣靜一些，這是因為現在大家都向它們投石頭。大家對它們都有所瞭解，也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另外，它們也都是在做自己的事情，並沒有騙人。在他寫給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那封信[信中寫的是關於土地國有化的事，可參見《彌天大罪》。
]中，雖然對作為君主的沙皇不算恭順，但卻對作為人的沙皇充滿了溫情。他親切稱呼他為「親愛的兄弟」，並請「他原諒，如果自己無意中惹惱了他」；最後補充了一句：「您的兄弟祝您幸福。」
托爾斯泰最無法諒解，並堅決予以揭露抨擊的，就是新出現的謊言，因為以前的謊言已經被拆穿。他抨擊的不是專制，而是對自由的幻想。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我們不清楚他最痛恨的是社會黨人還是「自由黨人」。
對自由黨人的反感已經由來許久了。當他在塞瓦斯托波爾當軍官，同時還在彼得堡的文人圈子中交際時，他就開始厭煩了。這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一個因素。這個驕傲的貴族，這個世家子弟，簡直難以忍受那些知識分子及其大言不慚地說，無論如何都是在使國家幸福，可實際上，是將他們的烏托邦思想強加於他。托爾斯泰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俄國人，而且出身名門，[勒魯瓦·博裡厄曾提到，托爾斯泰是「地地道道的俄羅斯人，祖居莫斯科，屬於斯拉夫人的血統混有芬蘭血統的大俄羅斯人。從形體上看，他更接近於平民而不像貴族。」
]因此對於這些具有自由色彩的新玩意兒，對於那些來自西方的立憲思想，他表現出了以往的懷疑態度；而經過兩次歐洲之行，也更加堅定了他的這些成見。第一次旅行回來時，他這樣寫道：
「要避開、警惕自由主義的野心。」
第二次旅行回來時，他強調：「特權社會」沒有絲毫權利和方法去教育那些它並不熟悉的民眾……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爾斯泰淋漓盡地表達了他對自由黨人的蔑視。書中的主人公列文就拒絕參加外省的民眾教育事業，以及各種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的改革。作者描繪的外省議會紳士們的選舉場景，能夠很好地反映出某個地方以新的自由政權替代舊的保守政權的欺騙伎倆。一切都沒變，只是多了一個謊言。它無法原諒，也無須耗費幾個世紀來認可。
舊制度的代表說道：「或許我們沒有什麼價值，可是我們畢竟持續了上千年。」
托爾斯泰對於自由黨人濫用的「民眾、民眾的意願……」等詞句十分憤慨。哼！他們懂什麼？什麼是民眾？
特別是在自由主義即將成功，準備召開國家杜馬大會時，他強烈地表達自己對君主立憲思想的反對。
「近期，由於基督教義發生扭曲，致使一種新的欺詐誕生了，這使各族人民陷入到更深的被奴役的狀態。有人假借一種複雜的議會選舉制度，向人民鼓吹，假如人民可以直接選舉自己的代表，那麼他們就相當於參加了政府工作；服從自己的代表，無異於服從自己的意願，由此，他們也就獲得了自由。事實上，這是一種欺騙。即使全民普選，他們也不能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意願，這是因為：第一，在一個擁有數百萬居民的國家裡，根本不存在這樣的集體意願；第二，即使這種意願的確存在，大多數的選舉票也並非代表著這種意志。暫且不說當選者的立法與行政目的不是為了公眾的利益，只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也不說民眾的墮落是因為壓迫和選舉的腐敗所導致——這謊言的毒害是十分威力的，那些屈從於這項制度的人會落入自我滿足的奴隸狀態……這些原本自由的人會讓人想起囚犯，因為當他們有權選舉監獄警務員時，它們就又享有自由了……專制國家裡的人，即使處在最凶狠的暴政之下，也完全是自由的。但對於身處立憲制國家的人來說，則永遠是奴隸，因為他接受並承認了對他施行的強暴均合法……現在，就有人想把俄國人帶進一種同歐洲各國家的人民一樣的立憲制奴隸狀態！……」[參見《世紀末日》。
他疏遠自由主義的原因是因為鄙夷、不屑。對於社會主義，如果不是他禁止自己憎恨一切的話，或許是痛恨。他對社會主義是十分憎恨的，因為他認為它集兩種謊言於一身，即自由和科學的謊言。它不是自稱是建立在某種經濟學的基礎上嗎？而且還說這種經濟學的絕對規律能夠影響世界前進的腳步！
對於科學，托爾斯泰是十分嚴厲而嚴肅的。而對於這種現代迷信，以及「這些沒有意義的問題——例如物種起源、光譜分析、鐳的特性、數論、動物化石，以及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今天的人們仍然像中世紀的人對聖母懷胎或物質的雙重性那樣地重視，但是托爾斯泰則用一種嘲諷挖苦的口吻通過文字對此加以駁斥。他嘲諷「這群科學的奴隸，他們和那些教會的奴僕一樣，深信自己是來拯救人類的，並且還讓別人也相信這一點。他們像教會一樣，堅信自己掌握著真理，可笑的事他們彼此間從未一致過——因為他們分為許多門派；他們像教會一樣，粗俗、愚昧。人類無法早日脫離苦海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摒棄了能夠團結一致的重要因素：宗教意識。」[參見《戰爭與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