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愛國之情油然而生。從1796至1797的兩年時間裡，他將弗裡貝格的戰鬥詩篇譜成了曲，即一首是《出征歌》；一首為合唱曲《我們是偉大的德意志民族》。雖然他歌頌大革命的敵人，但大革命已經征服了世界，更征服了貝多芬的心。從1798年起，奧地利和法國的關係仍舊緊張，可貝多芬卻同法國人，及其使館，甚至是剛到維也納的貝爾納多特將軍有著密切的往來。在與他們的交往中，貝多芬傾向於共和的感情更加堅定，而且在他以後的歲月中，這種情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這一時期，施坦豪澤為貝多芬畫了一幅肖像，十分真實地表現了他當時的形象。同貝多芬後期的那些畫像相比，這幅畫像彷彿如蓋蘭[蓋蘭（Pierre-NarcisscGuerin，1774—1833），法國名畫家。所繪拿破侖像為其年輕時之姿態。
]畫的拿破侖畫像一般，能夠準確地透過那張嚴峻的臉孔，感受到拿破侖的勃勃野心。畫中的貝多芬比實際看起來略顯年輕，消瘦的身軀十分挺拔，上衣的高領使他頭頸僵直，目光顯示出不屑和一點兒緊張。他知道自身的意志所在，更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曾這樣寫道：「勇敢不屈！即使身體虛弱，可我的才華必將得到成功……二十五歲！這不已經到了嗎！我二十五歲了……這一年，我必須將自己顯示出來。」[這段時間，貝多芬嶄露頭角。1795年3月30日，在維也納首次舉行鋼琴演奏會。
]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說貝多芬是高傲的，而且舉止粗俗，態度陰鬱，說話時還帶有濃重的家鄉口音。但是，唯有幾個密友才真正瞭解他那隱藏在這種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的心。在貝多芬寫給韋格勒的信中，開頭便是：「譬如說，我發現某位朋友手頭拮据：如果我不能在經濟上接濟他，我只要坐到書桌前，不多一會兒工夫，便能使他擺脫困境……你看這是多麼美妙的事情啊。」[出自貝多芬1801年6月29日致韋格勒的信。1801年左右，貝多芬在寫給裡斯的信中也提到：「只要我有錢，我就不會讓我的朋友有任何匱乏。」
]隨後，他繼續寫道：「我的藝術應該為窮人們做點貢獻。」
但是，在1796至1800年之間，苦痛已經敲響了貝多芬的人生大門，它纏住了他，不再離去。貝多芬的耳朵的重聽現象越來越嚴重[1802年，貝多芬在遺囑中說到自己的耳聾情況已經有六年了，即1796年就有了。我們注意到，在他的作品目錄裡，只有第一號作品（三支三重奏）是創作於1796年之前。第二號作品頭三支鋼琴奏鳴曲是1796年3月創作的。由此可見，貝多芬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耳聾後創作的。
關於他的耳聾，克洛茲·弗雷斯托醫生曾在1905年發表過文章，其中說到貝多芬的這個病是受一般遺傳的影響，或許與他母親的肺病也有關係。當時，貝多芬的耳聾情況日益加重，但他並不是完全聽不見，他對低沉和高亢的聲音還是有感知的。據說貝多芬在晚年時期，曾用一支小木桿，一端插在鋼琴箱裡，一端則用牙咬著。作曲時，就可以通過這種方法來聽。1810年左右，機械家梅爾策爾為貝多芬特製了一副助聽器，至今仍保存在波恩城內的貝多芬博物館裡。]。耳朵裡晝夜不停地嗡嗡作響，聽力越來越差，內臟也讓他痛苦不堪。對於這種情況，他獨自忍受了好幾年都沒對別人講過，甚至對他最親愛的朋友也沒提過。他總躲著別人，一個人將這個可怕的秘密深藏心底，以免被人發現自己的殘疾。直到1801年，他再也無法隱瞞了，他絕望地告訴了他的朋友中的兩位：韋格勒醫生和阿門達爾牧師。
他在寫給阿門達爾牧師的信中寫道：
「我最親愛、善良、真誠的阿門達……我多麼希望你能長時間地陪伴在我身邊啊！你的貝多芬現在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最高貴的部分——我的聽力，它在逐漸下降。當我們在一起的那段時光裡，我就發現了一些徵兆，但我一直瞞著你和其他人。可是從那之後，情況越來越糟糕了……你說我的病能治好嗎？我當然是抱有這種幻想的，但是希望似乎很渺茫。我清楚這類疾病是無法醫治的。我不得不悲慘地生活著，逃避我摯愛的、對我的生命來說舉足輕重的一切。我生活在一個悲慘、自私的世界裡！……我無奈地棲身於淒慘的聽天由命之中！當然，我試圖要戰勝所有的災禍；可那又怎麼可能呢？……」
他在寫給韋格勒的信中說：
「……我活在一種淒慘的生活裡。兩年來，我不敢與任何人往來，因為我不能與人交談：我是一個聾子！如果我所從事的是其他職業，或許還可以維持，但在我幹的這一行裡，這無疑是一種可怕的情況。對於我的那些敵人，他們又會怎麼說！……在劇院裡，我必須盡可能地靠近樂隊，不然我根本聽不見演員們在說些什麼。如果我坐得稍微遠一點，我甚至連樂器和演唱者的高音都聽不見。當別人說話聲音很輕時，我幾乎聽不見；可是當人家大聲叫喊時，我又無法忍受……有時，我會詛咒自己的一生，而普魯塔克引導我要學會聽天由命。但可以的話，我更喜歡與命運挑戰；然而，在我生命中的某些時刻，我僅僅是上帝最可憐的造物。聽天由命！多麼傷心的避難所啊！而這卻成為我剩下的唯一出路！」
這一時期，貝多芬將自己這份悲劇式的愁苦表現在了他的一些作品中，例如作品第十三號《悲愴奏鳴曲》（創作於1799年），尤其是作品第十號鋼琴曲《第三奏鳴曲》的「廣板」（1798年）。事實上，他這一時期的作品並不全是愁苦的。他還有許多作品，諸如歡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C大調第一交響樂》（1800年）等，都反映著年輕人的無憂無慮。想來，或許他用了一段時間來讓心靈習慣這種痛苦。心靈如此需要歡樂，一旦沒有歡樂，它就要自己製造歡樂。當「現在」過於殘酷時，它只好活在「過去」裡。
過去的幸福時光不會轉瞬即逝，即使它不復存在，它的光芒也會長久地照耀著。在維也納，孤單、痛苦的貝多芬時常沉浸於對故鄉的思念之中，內心充滿了對故鄉的眷戀。《七重奏》中以變奏曲形式出現的「行板」的主題就是一支萊茵地區的歌謠。《C大調交響曲》也是一個描繪萊茵的作品，是青年人笑迎夢幻的詩篇。它是快樂的，也是為愛情苦惱的，人們可以從中品味到取悅心上人的慾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裡，在低音樂器的明暗對比裡，在荒誕古怪的戲曲裡，人們萬分激動地發現，在那青春的面龐上看得見未來天才的目光。那雙眼睛恰如波提切利[波提切利（1445—1510），文藝復興前，意大利著名畫家，《聖家庭》中的嬰兒即耶穌，故提及未來的悲劇。
]在《聖家庭》中所畫的嬰孩的眼睛，而從中也可以窺視到那不久將至的悲劇。
除了這些肉體的痛苦，貝多芬還有一種苦痛。韋格勒醫生說，在他眼中，貝多芬始終是一個充滿愛，具有強烈熱情的人。這種愛一直都是那麼的純潔、無邪，激情和歡愉之間沒有絲毫關係。而現代人常常將這兩者混淆，這可以說是大多數人對愛的愚昧無知，不懂得什麼是激情以及如何難得。在貝多芬的心靈中，蘊藏著某種清教徒的東西，他厭惡粗俗的談論和思想，但對愛情則是深信不疑，有著一絲不苟的看法。據說，貝多芬不能原諒莫扎特，因為莫扎特糟蹋自己的才華去寫《唐璜》[唐璜，歐洲傳說故事中一位有名的風流浪子，莫扎特曾為歌劇《唐璜》作曲。
]。他的摯友辛德勒肯定地說：「貝多芬一生潔身自愛，從未有過任何道德缺失。」而這樣的一個人，似乎生來就要受愛情的欺騙，成為愛情的受害者。的確如此，貝多芬不斷癡情地去愛，不停地追逐快樂的夢想，可是當夢想破滅時，隨之而來的是無比痛苦與煎熬。他無奈地處在熱愛與高傲反抗的交替之中，但仍堅持尋找最豐富的靈感源泉，直到年事已高，他那激昂的性格才隱忍於悲苦之中。 1801年，令貝多芬傾心的對象似乎是茱麗塔·圭恰迪爾，他那支著名的《月光奏鳴曲》的樂曲（第二十七號之二，創作於1802年）題名就是獻給她的。他在寫給韋格勒的信中說道：「現在，我的生活變得有趣多了，而且我開始習慣與別人交流了……我有這種變化，主要是因為一位溫柔可愛的姑娘。她愛我，我也很愛她。這是我兩年來第一次擁有的幸福時光。」然而，他卻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首先，這段看似美好的愛情使他真實地感受到自己是個殘疾人，他深刻地意識到自己不可能娶這個女子，他進退兩難。
其次，茱麗塔是個風騷、稚氣，而且非常自私的人，這讓貝多芬很苦惱。1803年11月，茱麗塔嫁給了加倫貝格伯爵。這種愛情是最能摧殘心靈的，然而對於貝多芬來說，他的心靈已經被病魔弄得非常脆弱了，這種重擊很可能摧毀他的心靈。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幾乎到了死亡邊緣。他對生命和愛情充滿了絕望，他甚至寫好了給兩個兄弟約翰和卡爾的遺囑，上面說道：「等我死後才能拆閱並執行。」可以說，這是一種反抗與撕心裂肺的吶喊。這種吶喊真是令人心酸欲碎，他幾乎想到要自殺，但幸運的是他那堅韌頑強的道德觀念阻止了他。[貝多芬在遺囑中說：「教育好你們的孩子，只有高尚的德行才能真正使人獲得幸福，而非金錢。這是我的經驗之談。當我處於苦難之中時，是道德支撐著我。全虧了我的道德與藝術，我才不至於以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貝多芬在寫給韋格勒的信中說道：「假如我不知道人只要還有能力去做有意義的事，就不應該輕易結束生命的話，我想我早已離開了人世，而且是自行了斷的。」
]可是他痊癒的最後一點希望也都破滅了。「甚至曾經一直支撐著我的那份崇高的勇氣也突然消失了。噢，上帝啊，賜我一個真正快樂的日子吧！哪怕只有一天！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快樂的聲音了！我的上帝，我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它啊？……永遠也見不到了嗎？——不，這太殘酷了！」
這是臨終的悲鳴。但是，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那堅強的性格使他不屈服於挫折。
「我的體力與智力都比以往有所增加……我的青春，沒錯，我能夠感受到它，它似乎剛剛開始。我每天都在接近我可以預見卻又無法確定的目標……啊！如果我能擺脫這疾病的折磨與困擾，我將要擁抱世界！……除了睡眠，我不知什麼是休息。可惜的是，我不得不花比以前更多的時間去睡覺。但願我真的能從疾病中得到解脫，即使一半也好。……不，我無法繼續忍受下去了，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無法使我徹底屈服。啊，如果能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麼美妙的事啊！」
這種愛情、這種痛楚、這種意志、這種時而沮喪時而驕傲的感情交替、這些深藏內心的悲劇，都反映在他於1802年創作的偉大作品之中：如《喪禮進行曲》（作品第二十六號）、稱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鳴曲》（作品第二十七號）、《第二奏鳴曲》（作品第三十一號），其中還包括雄偉而淒婉的獨白式的戲劇化吟誦；獻給亞歷山大大帝的《小提琴C小調奏鳴曲》（作品第三十號）；《克勒策奏鳴曲》（作品第四十七號）；根據蓋勒特[蓋勒特，德國啟蒙運動作家、詩人，其作品頗為世人稱道。貝多芬曾為他的《宗教聖歌和歌曲》譜曲。
]的歌詞編寫的六支英勇悲壯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號）。1803年的《第二交響曲》則更多地反映了貝多芬年少時的愛情，從這支樂曲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意志佔了上風。一種無法抗禦的力量把他的憂鬱一掃而光，沸騰的生命力量掀起了音樂的終局。貝多芬渴望擁有幸福，他不願相信自己的不幸無法挽回：他渴望痊癒，渴求愛情，他的心中充滿了希望。
在上面提到的這些作品中，有好幾部表現出強烈和緊湊的戰鬥感，這些進行曲使人們的精神為之震撼。這在《第二交響曲》的「快板」和「終曲」中非常明顯，特別是在《獻給亞歷山大大帝的奏鳴曲》的第一章中，激昂壯烈的氣概表現得更加突出。這種音樂所蘊涵的英雄氣概令人們聯想到產生它的那個時代。大革命已經波及到了維也納，貝多芬也加入其中。騎士德·塞弗伊德說：「他同摯友在一起時，會很開心地談論政局，並用超於常人的聰明頭腦、清晰明確的目光發表評判。」他將所有的同情都投入到革命思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