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相信我寫下這些故事是出於神的指示，現在可能比較容易理解了。我原本打算把這一章的標題用在前一章，但是我在寫作時，意識到在敘述同歐洲人交往的經歷之前，我應該寫一個像緒言之類的東西。我這樣做了，也沒改標題。
現在當我著手寫這一章時，我又遇上一個新問題。關於我要寫的那些英國朋友，到底該寫哪些事情，該略去哪些事情呢？這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如果無意間把相關的事情漏掉了，就會掩蓋了真理。但很難判斷什麼是相關的事情，因為關於如何寫才算恰當，連我自己都不明白。
今天我深切地感受到多年前讀過的「不宜把自傳當做歷史」的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我知道在這本自傳裡，我沒有記錄下來記憶中的一切。誰能告訴我為了真理，究竟應該寫下什麼，又省略什麼呢？我在法庭上提供的關於我生平某些片斷的證據，又有何價值呢？如果有愛管閒事的人仔細檢查我已寫成的幾章內容，他也許會突出這些問題；如果遇到一位挑剔的評論家，他會自鳴得意地把「我的許多虛偽之處」全都掀出來。
我有段時間開始猶豫是否還要繼續寫下去。但是只要還有發自內心的聲音，我就必須得繼續寫下去。我要遵循聖哲的格言：凡事既然開始做了，就不能半途而廢，除非從道德上證明了它是錯誤的。
我寫自傳不為取悅批評家，寫作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對真理的一種體驗。不可否認寫作的目的之一是要給我的同事們留下一點安慰和回憶的素材。我就是順應了他們的願望才著手開始寫作的。倘若不是捷朗達斯和史華密·阿南德一直堅持他們的意見，也許我就不會寫這本書了。所以倘若寫這本自傳是錯誤的決定，那他們也該與我一起分擔責難。
現在回到正題吧。正如曾有好多印度人像家人一樣同我一起住一樣，在杜爾班時，也有好多英國朋友同我一起住。並非所有同我一起生活的人都喜歡這樣，但我堅持要留他們住。我並非在每件事情上都很明智，也有過一些痛苦的經歷，既有印度人帶給我的也有歐洲人帶給我的，我並不遺憾自己曾經有過這種經歷。儘管有這些不愉快的經歷，儘管我時常給朋友們帶來不便和煩惱，我從未改變過自己的態度，朋友們同我相處時也很包容我。當我與陌生人來往而讓朋友們感到不快時，我總會毫不猶豫地對朋友們加以責備。我認為信仰神靈的人要想在別人身上也看見自己信仰的神靈，必須懷著足夠的超脫去與別人共同生活。這樣的生存能力是可以培養出來的，不能迴避這種難得的接觸機會，而是應該以為他服務的精神來相處，這樣才能讓大家感受不到拘束。
波耳戰爭爆發時，雖然我家中已住滿了人，我還是接待了兩個從約翰內斯堡來的英國人，都是通神學者，其中有一位是吉特慶先生，以後我們還有機會再談到他。這些朋友們常讓我的妻子覺得自己悲慘，不幸的是，由於我的緣故，她還要經受很多這種考驗。頭一次有英國朋友像家人那樣同我親密地住在一起。留學英國時雖然我住在英國人家中，但那時我是努力在適應他們的生活方式，多少有點像是住在國外。但現在情形頗為不同，這兩位英國朋友成為我的家人，他們在許多事情上都採用了印度人的方式，雖然這個屋裡的設備都是西式的，但生活方式主要是印度式的。我還記得把他們視同家人確有困難，但是我可以肯定，在我家裡，他們絕沒有什麼不便，完全像住在自己家裡一樣自在，這樣的交往在約翰內斯堡比在杜爾班深入得多了。
八十九同歐洲朋友的親密往來（下）
在約翰內斯堡時，我一度僱用過四個印度職員，說他們是職員，倒不如說他們更像是我的兒子。即使有這麼多人，還是無法滿足我的工作需要，譬如說打字吧，沒有打印機就不行，可只有我會打字。我設法去教兩個職員，但因為他們的英文水平太差，所以一直不合要求。此後我想訓練一個職員當會計。我無法去納塔耳找人，因為沒有許可證任何人也不能進入德蘭士瓦，而我也極不願意為此事去巴結負責發證的長官。
我分身乏術。事情堆積如山，無論怎樣勤奮工作，還是不足以應付業務上的和公眾工作中的事務。我很想僱用一個歐洲人當職員，但不知有沒有白種人願意為我這個有色人種做事。無論怎樣我決定試一試。我找到一個認識的打字機代理商，請他幫忙找一個速記員。那有許多女速記員，他答應幫我找一個合適的試試看。他遇到一位名叫狄克的蘇格蘭女子，剛從蘇格蘭來的，很需要工作，隨便去哪裡工作都行。於是那個代理商便叫她來見我。當時她就給我留下了一個很好的印象。
「在印度人手下做事，你不介意嗎？」我問她。
「我不在乎。」她的答覆很堅定。
「你的期待薪酬是多少？」
「17鎊10先令會不會太多了？」
「如果你能完成我所需要的工作，這工資不高。你什麼時候可以來上班？」
「隨時可以，如果你需要的話。」
我很開心，馬上口述信件讓她打字。
不久以後，她便像是我的女兒或姐妹一樣，而不僅是一個速記員。我挑不出她工作中有什麼毛病，我常叫她處理高達幾千英鎊的現金業務，還把賬本交給她來管理。我完全信任她，不單因為她出色的工作能力，可能還在於她把自己內心深處私密的思想感情都講給我聽，連選定丈夫的事也要徵求我的意見，我還有幸為她主婚。狄克小姐成為麥克唐納夫人後，不得不離開事務所了，但即便在婚後，當我實在忙不過來時，只要找她幫忙，她從不拒絕。
不過現在我得找一個速記員來代替她工作了，幸而我經由克倫巴赤先生介紹又找到了另一位女子，史麗新小姐。關於克倫巴赤先生，後面我還會談到。她現在在德蘭士瓦的一個中學當老師。她來我這裡時，只有十七歲。她的脾氣有一點古怪，有時克倫巴赤先生和我都沒法忍受。與其說她是來當速記員的，倒不如說她是來積累經驗的。
她稟性中沒有對有色人種的偏見。她似乎也不在乎年齡和經驗。她甚至敢毫不猶豫地當面侮辱一個人，當面呵斥一個人。她的粗暴常常讓我陷入困境，不過她坦白率真的性情往往又能把問題消除。她打出來的信，我常常不再審核一遍就簽發了，我覺得她的英文比我的要好，而且充分信任她的忠誠。
她極具犧牲精神，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她所得的薪酬不過6英鎊，但她總是不肯接受每月多於10英鎊的薪水。每次我勸她多拿一點工資時，她總會責怪我：「我不是來這裡問你要薪水的。我來這裡工作是因為我願意同你一起做事，我欣賞你的理想。」
有一次她從我這裡支取了40英鎊，可她一定要將其視為欠款，而且在去年把這筆錢全部還給了我。
她的勇氣和她的犧牲精神一樣大。我平生有幸遇到幾個這樣的女人，她們的品格像水晶般潔淨，她們的膽識可以讓戰士失色，史麗新便是其中的一個。現在她已長大成人。現在的她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已不像從前那樣那麼清楚地知道了，但同這位年輕女子的接觸卻永遠是屬於我的一個神聖的回憶。所以如果我不把自己所瞭解的她的為人說出來，就對不起真理了。
她日日夜夜為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操勞。黑夜來臨時，她還要獨自外出工作，倘若有人提議派人接送她，她會很生氣地加以拒絕。成千上萬的勇敢的印度人都向她求教。在進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期間，幾乎所有的領導者都被抓進監獄裡了，多虧有她領導著這個運動。她領導著幾千個人，處理無數封信件，還要操持著《印度輿論》週刊，但是她永不懈怠。
關於史麗新小姐所做的諸如此類的事情，我可以寫個不停。現在我要引用戈克利對她的評價來結束這一章的內容。戈克利熟悉我所有的同事。他喜歡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時常誇獎他們。然而在所有同事之中，既包括印度人也包括歐洲人，他最欣賞史麗新小姐。他說：「我很少遇到像史麗新小姐這樣勇於犧牲、為人純潔又無所畏懼的人。在你所有的同事中，在我眼中她應當位列第一。」
九十《印度輿論》
在我繼續敘述和其他歐洲人的親密往來以前，我得先講兩三件重要的事情。狄克小姐一人還不能完全滿足我在工作上的需要，我仍需要更多的幫助，前幾章提起的李琪先生，他跟我很熟，本是一家商行的經理，後來聽從了我的意見，離開了那家商行來跟我做事，從而大大地減輕了我的負擔。
這時馬丹吉特先生倡議創辦《印度輿論》，來找我徵求意見。他早已開辦了一個印刷廠，我贊成了他的建議。於是雜誌在1904年創刊了，曼蘇克拉爾·納扎先生擔任第一任總編輯，但是這個刊物的實際運營工作卻必須由我來負責，事實上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這上面了。倒不是因為曼蘇克拉爾做不了這些事，他在印度辦過多份報刊，有很豐富的經驗，但只要有我在那裡，他便不肯冒險為錯綜複雜的南非問題發表社論文章。他很佩服我的見解，於是便把社論專欄交給我。《印度輿論》直到今天仍是週刊，一開始以古遮拉特文、印度文、泰米爾文和英文四種版本出版。不過我認為泰米爾文版和印度文版沒有實際意義，它們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於是我就把它們停了，免得給人留下欺詐的印象。
我原本沒有想到自己會在辦雜誌上花什麼錢，但是不久後我就發現，如果沒有我的資金做後盾，雜誌要想繼續出版是很困難的。所有人都知道，雖然我不是這本雜誌的正式編輯，但實際上雜誌的經營管理由我負責。如果從一開始就沒有創刊倒也沒什麼，可是一旦辦了幾期後中途又停下來，那不光是一種損失，更是一種恥辱。於是我不斷地為雜誌注入資金，直到後來差不多花光了我所有的存款，我記得有一段時間每月要匯出75英鎊。
幾年以後回過頭來看，這本雜誌對印度僑團作了不少貢獻，我們沒有將其作為商業性的事業來運營。由於它一直是由我負責的，所以它的變化能夠代表我自己生活的變化。當年的《印度輿論》就同今日的《青年印度》、《新生活》一樣，都是我生活的一面鏡子。一個周接著一個周，我投入自己全部的心血去寫專欄，宣揚我對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理解。在它出版的十年間，即從1904到1914年，除了在我被投入監獄時曾有間斷外，幾乎每一期《印度輿論》上都有我的文章。我印象中，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個字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沒有故意誇大或隨性寫出的東西。這份雜誌已成為我訓練自製的好場地。對於朋友們而言，它是瞭解我的思想的一個媒介。
批評家們很少在裡面找到可以非議的東西。事實上《印度輿論》的論調已迫使批評家也跟著它走。如果沒有這本雜誌，也許我們就發動不起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讀者希望從雜誌裡獲悉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準確情況，也想從中知道南非印度僑民的真實處境。對我而言，它成為我研究人類本性的一種手段，我一直想在編者和讀者之間搭建一條親密而單純的橋樑。我常會沉浸在流露出真情的讀者信件中。由於人們的性情各有不同，有的來信是親切的關懷，有的則是嚴厲的批評，也有的是沉痛的詆毀。去研究、消化和答覆這些信件是對我的一種很好的教育方式。通過這些信件，我彷彿感覺到了整個僑團的思想。與讀者通信使我徹底明白身為新聞工作者的責任，也使未來的運動更行之有效，而且具有無可抗拒的尊嚴。
《印度輿論》創刊的第一個月，我便意識到辦雜誌的唯一目的應該是服務。新聞出版業是一股偉大的力量，正如洪流能摧毀村莊和莊稼，一支不受約束的筆也能毀壞一切。如果約束的力量來自外界，那會比沒有約束的危害更嚴重。只有來自內在的約束才是有益的。如果上述說法是對的，世界上還有多少報刊能經受這種考驗？只是誰又能阻止那些無用的報刊呢？而且誰應當是裁判呢？正如善良和邪惡並存在這個世界上，有用的和無用的也並存著，人們必須靠自己來作出選擇。
九十一苦力集中地還是「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