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的個性，要甘心在一個有名無實的政治團體裡做一個不起作用的會員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向來不會隱瞞或放任僑團的缺點，也不會只爭取各種權利而不努力彌補僑團的各種缺陷。因此自打我在納塔耳定居後，便致力於消除人們對僑團的指責，不過這些指責並不是全無道理的。人們往往指責印度人生活習慣很邋遢，室內室外都不能保持乾淨整潔。因此，這時僑團裡的領導者們已開始帶頭把自己的屋裡屋外打掃得乾乾淨淨，收拾得整整齊齊，直到杜爾班發佈了即將爆發鼠疫的報告後，我們才開始挨家挨戶地進行衛生檢查。此次行動是與城裡的神父們商量後並得到了他們的允許後才進行的，本來他們也希望和我們合作。雙方合作會使他們的工作進展得更加順利，也可以減輕我們的負擔。因為城裡一旦爆發了疫情，當局者通常會沉不住氣，採取高壓的過分手段招致印僑不快。僑團這一次因為主動採取了衛生措施而避免了承受這種壓力。
不過我卻獲得了一些痛苦的體驗。我知道不可能指望僑團像為自身爭取權利那樣痛快地履行自己的責任。在有些地方我會受到侮辱，在有些地方則又遇到了客氣的冷遇。事實上要發動人們保持環境衛生非常的困難。讓他們出錢來改善衛生條件更是不可能。這些體驗讓我明白：沒有巨大的耐心是無法鼓動人們去做任何事情的。迫切需要改革的正是改革者自己，而不是社會。社會給予改革者的不會是什麼好東西，只會是反對、憎惡、甚至殘酷的迫害。為什麼這個社會要把改革者視同生命般珍愛的東西當做一種倒退呢？無論怎樣，通過這次廣泛的宣傳，印度僑團多多少少知道了維持室內和室外清潔的重要性了。當局也十分看重我，他們明白，儘管我好為印僑打抱不平，竭力為大家爭取權利，但還是熱心公益事業並堅持淨化自我修養的。
然而還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那就是喚醒南非印僑對祖國的責任感。印度是一個貧窮的國家，印僑們到南非來尋求財富，而當他們的同胞處在困苦的環境中時，他們有義務捐獻一部分收入給苦難的同胞們。在1897年和1899年發生可怕的大饑荒時，印僑們做到了，他們捐獻了不少錢來賑災，而1899年的捐獻比1897年的還要多。我們也呼籲英國人捐款，同樣也得到了他們的積極響應。甚至連印度契約工人也加入到捐獻的行列之中，而這兩次饑荒期間所建立起來的賑災制度一直延續至今，以後一到印度遇到全國性災難時，南非的印度僑民總會慷慨解囊，獻出一大筆捐款。
在南非為印度僑民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就這樣每一個不同階段都向我揭示了真理的嶄新含義。真理就像一棵大樹，你越是悉心培植，越能結出纍纍碩果。真理就像一片礦藏，你越是深入追尋，越能發掘出無盡的珍寶。我從中開闢了為人們服務的多種多樣的工作形式。
六十六準備回印度
戰時任務結束後，我覺得我要回印度工作，而不是留在南非。並不是說在南非已經無事可做了，而是我擔心這樣下去我做的主要業務可能只是為了達到賺錢的目的。而且國內的朋友也再三催我回去，我也覺得自己應該回印度多做一些工作。而可汗先生和曼蘇克拉爾·納扎先生可以負責南非的工作。於是我便請求同事們解除我的職務。在費了很大力氣與他們溝通後，終於我的請求算是有條件地被大家接受了，附加條件是：如果在一年之內僑團有需要的話，我得準備重返南非。儘管對我來說這非常困難，但是出於對僑團的熱愛，我接受了。密羅白曾唱道：主以愛的紗線拴繫著我，我是他的奴僕。對我而言，連結我和印度僑團的愛的紗線太堅韌了，永難斷裂。人民的呼聲就是神靈的呼聲，而這裡的朋友們的呼聲真是太真誠了，我無法拒絕。接受了這個條件後，我的離開得到了他們的准許。
此時我與納塔耳的社會各界有了密切的關聯。臨走時，納塔耳的印度僑民給予我的溫暖的愛令我非常感動，到處都有他們為我安排的送別會，還送給我很多珍貴的禮物。
1899年我回印度那次，他們就已經送了不少禮物，然而這一次的送別是異常隆重的。禮物中自然包括金銀製品，而且還有名貴鑽石。
我有什麼權利接受呢？接受了這些禮物，我又如何說明自己是不計酬勞地在為僑團服務呢？除了少數幾件禮物是我的當事人送的之外，大部分禮物完全是人們為了感謝我為僑團所做的工作而贈予的，其實我也無法把我的當事人和同事區別開來，因為有的當事人也曾幫助過我進行公眾工作。
眾多禮物中有一條金項鏈，價值50金幾尼，是送給我妻子的。然而這件禮物也是基於我為公眾工作而贈送的，所以它也不能與其他禮物分而論之。
我竟然在收到這一大堆禮物的那晚失眠了。我走來走去，情緒激動，但是想不出解決的辦法來。叫我拒絕價格不菲的禮物是困難的，但心安理得地留下這些禮物更為困難。
就算我可以收下它們，可我的孩子們，還有我的妻子，他們會怎麼想呢？他們正在受著一種訓練，即去過一種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生活並將這種服務本身當做一種獎賞。
一直以來，我家中並沒有值錢的擺設。我們很快就過上了簡樸的生活。既然如此，我們怎麼能夠戴上金錶、金鏈還有鑽石戒指呢？何況當時我還勸導過人們不要貪戀珠寶，現在朋友們把珠寶送到這兒來了，我該怎麼辦呢？
我決定拒絕這些禮物。於是起草一封信，將這些禮物轉送給了僑團，並為其成立一個托管會，指定巴希·羅斯敦濟和另外幾個人為托管人。第二天早上我與妻子和孩子們一說，終於把這個沉重的包袱卸下來了。
我知道要勸服妻子可能會有一些困難，至於孩子們，我想應該是不會有困難的。所以我決定先說服他們。
孩子們馬上就接受我的建議。「我們不需要這些這麼貴重的禮物，我們必須將其轉送給僑團，而且就算我們以後需要，還是可以隨時買到這些東西啊。」他們說。
聽了他們的話後我很高興。「那麼你們會說服媽媽，是嗎？」我問他們。
「當然了，」他們說，「這是我們的事情。媽媽用不著戴首飾。她一定是留給我們以後用的，不過如果我們不要了，她為什麼不同意放棄這些東西？」
然而說起來倒是容易，做起來比我想像中困難。
「你也許用不著這些，」妻子說，「孩子也可能用不著。他們經你哄一哄就會聽你的話。我可以理解你不讓我戴首飾，但是我的兒媳婦也不戴嗎？她們是肯定要用的。更何況誰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呢？這些禮物都是人家好心好意送的，我可捨不得放棄。」
就這樣我們開始了激烈的爭辯，最後眼淚也出來對決了。孩子們是很堅定的，而我也不動搖。
我溫和地勸妻子：「孩子們還沒結婚，我們不願讓他們早婚。等他們長大了，他們會自己照料自己，處理好自己的事情。而且我們也絕不能為我們的兒子找那種熱衷於首飾的媳婦。況且假若真的需要給她們買首飾，還有我在啊，到時候你問我要好了。」
「問你要？這一回我算是看清你了。我的首飾早就被你賣了，還指望你會給媳婦們買首飾？我看你是從今天起就想讓兒子們當沙陀（Sadhus）！[指那些刻苦修行的人。
]不行，這些首飾絕不能退回去。再說了，你有什麼權利處置那條送給我的項鏈？」
「可是，」我反駁道，「項鏈是別人為了答謝你為他所做的服務還是為了答謝我為他所做的服務而送的？」
「是，你說得不錯。但是你所做的服務其實也就是我所做的服務，我日夜為你操勞，難道還不算是服務嗎？你和孩子一起來逼我，害我痛哭傷心，虧我一直為你們當牛馬！」
妻子有些話確實很有道理。但是我仍然下定決心要退還這些禮物。後來她總算勉強同意了。於是我把1898—1901年收到的禮物全部退還。我們簽訂了一份托管契約，這些禮物就存到一家銀行裡，根據我或其他托管人的意願，供僑團在公共服務中使用。
此後，當我開展公眾工作需要基金的時候，或是覺得應該動用這筆錢時，我常常盡量設法另行募集所需的資金，盡量不動用這筆款項。這筆錢現在還存在那兒，需要時也曾用過，但還是時常有所積累。
我從來沒有懊悔過當時的做法，而且過了若干年後，妻子也感到當年的做法是很明智的，替我們免除了許多誘惑。
我一直有一個明確的觀點：一個為公眾服務的人不應當接受任何貴重的禮物。
六十七重返印度
然後我就乘船回國了。船在途經毛里求斯時停泊的時間較長，我上岸觀光並瞭解了一下當地的情況。這塊殖民地的總督查理斯·布魯斯爵士邀請我去做客，我便在他那兒住了一夜。
回到印度後，我又花了一些時間到各地轉轉。那時是1901年，國民大會黨正在加爾各答召開會議，主持會議的人是丁紹·華恰先生（後來受封為爵士）。當然我也參加了。這還是我頭一次參加國民大會黨召開的集會。離開孟買時我與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搭乘同一列火車，因為我必須得跟他談一談南非的情況。我知道他的生活方式高貴闊氣。他專門包了一個特等廂房，根據他的指示我到他的包廂裡和他一起坐一站，在這段時間裡跟他談一談。所以我便在指定的車站等候，然後上火車去他的包廂裡向他報告。在座的還有華恰先生和金曼拉爾·謝達華先生（現在是爵士）。他們正在商談有關政治的問題。費羅澤夏爵士一看到我便說：「甘地，看來我似乎幫不上什麼忙。當然，我們是願意通過你提出的議案的。但是就算是在我們國內，我們自己又有什麼權利呢？我認為如果在自己的國家裡我們都沒有政權，在殖民地的印僑的境遇也不會有什麼改善。」
我感到驚異。謝達華先生似乎很贊同這種看法，華恰先生則用他那同情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我試圖說服費羅澤夏爵士，但是像我這樣的人想要說服孟買的無冕之王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有以我提出的議案獲准這件事來聊以自慰了。
「當然，你會把提案拿給我看的，對吧。」華恰先生說道，這算是他對我的鼓勵。我謝過他，到了下一站便和他們告辭了。
然後我們到了加爾各答。大會主席受到了招待委員會的隆重歡迎，並被送到他的住處。
我問一位志願工作者我應該去哪兒住，他把我送到李朋學院，那裡住了很多代表。我的運氣還算不錯，和我住在同一棟樓的還有羅卡曼尼亞，我記得當時他比我們晚到一天。自然同以往一樣，羅卡曼尼亞還是免不了要接受人們的拜見。如果我是畫家的話，一定會把他端坐床上接受「朝拜」的樣子畫下來——整個場面在我的印象中是那麼栩栩如生。當時有無數的人來拜見他，現在我只記得其中的一個，即巴布·莫迪拉爾·戈斯先生（現已故），他是《甘露市場報》的主編。他們縱聲大笑，指點江山，論統治人物的倒行逆施的行為，那個場景是令人難以忘懷的。
安頓下來以後，我想稍微仔細地考察一下這個駐地的相關情況，卻發現這裡的志願工作者們都互相推諉工作。你請其中的某人做一點什麼事，他立刻便推給別人，而另個人又推給第三個人，就這樣推來推去的。至於代表們，則是根本找不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