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能夠協助禁欲的外來力量，絕食和選擇食物、節食同樣重要。人的情欲有一種難以抵擋的力量，只有我們從四面八方將其團團包圍並壓制，才能夠把它控制住。我們都清楚當人食不果腹時，情感這東西就顯得無能為力了，所以我完全不懷疑絕食對於“禁欲”極有幫助。對某些人而言絕食倒沒什麼用，因為他們以為單靠絕食就可以解決問題，所以盡管他們不吃東西，滿腦子想的卻全都是美食，總想著絕食結束以後的食譜。這一類絕食既無益於控制食欲，也無助於節制情欲。只有在堅強的心靈和饑餓的肉體共同起作用時，即當人的心靈對肉體拒絕的事物同樣漠然置之時，絕食才是有用的。一切欲望來自於心靈。所以絕食的作用有限，絕食者仍然可能是情欲的奴隸。
不過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如果不絕食的話，通常性欲很難消失，而奉行“禁欲”誓言的人，絕食更是必不可少。有很多有志於“禁欲”的人都沒有成功，那是因為他們跟不禁欲的人一樣，沒有摒除一些情感和欲望，因此他們的努力就如同在盛夏裡求寒冬那樣不可能實現。禁欲者和非禁欲者之間應該有一條明確的界線。表面上看起來兩者很相近，但其實是有著明確的區別的，雖說他們都以肉眼觀察事物，但不同之處在於，前者看到了上帝的光輝，而後者卻只看到身邊的瑣事。他們都用耳朵聆聽，但不同之處在於，前者聽到了天上贊歌，而後者聽到的卻是人間鄙語。寂靜的夜晚裡，他們都難以入睡，但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專心向神靈禱告，而後者卻在庸俗的歡樂中虛度光陰。他們都信仰著神靈，但不同之處在於，有人精心地修護寺廟，而有人卻只自顧自地生活。所以這兩類人就像分立的兩根柱子，隨著時間的消逝，他們之間的距離將會越拉越大。
“禁欲”指的就是從思想上、言論上和行為中控制自己的情欲。日復一日地，我逐漸地認識到了在上述各種欲望中自我控制的必要性。放棄“禁欲”的可能性是無限的，而堅持的可能性同樣也是無限的。“禁欲”是無法通過有限的努力達到的。對於許多人而言，“禁欲”只能是一種理想。一個立誓奉行“禁欲”的人應時常意識到自己的不足，應不斷挖掘自己內心深處的纏綿不斷的情欲，並堅持不懈地加以克服，只要思想不完全受意志的控制，“禁欲”就不是完美無缺的。不自覺的想法是內心深處的反映，所以克制思想就意味著節制心靈，而這可能比追風還要困難。然而，只要人們內心住著神靈，實現自我控制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千萬不要認為人們在困難面前是無能為力的。因為面對著最崇高的目標，所以需要付出最艱苦的努力才能實現它，這不足為奇。
直到我回到印度後才意識到單純靠人力是無法達到“禁欲”的目的的。直到那個時候我都還以為只要吃水果就可以摒除一切情欲，甚至還以這種信念自慰，覺得除此以外沒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但是在這一章就不談我的自我斗爭的過程了。同時我想闡明一事：凡想通過奉行“禁欲”進而認識神靈的人，都無須失望，只要他們對於神靈的信仰不遜於對自己付出努力的信心就好。
“色與味如影隨形，色味絕則得道矣。”[《薄伽梵歌》第2章59節。
]因此，神靈的名義及其恩惠便是立志於禁欲的人的力量源泉，回到印度後，我才認識到這個真理。
六十三簡樸生活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過著安逸舒適的生活。盡管曾經精心裝飾過自己的房子，但我並不留戀它。過簡單生活後不久，我就開始削減費用了。要付給洗衣匠的賬單很費錢，而且他又一向不遵守時間，雖然我有兩三打襯衫和領子，但還是不夠用，領子每天都要換，而襯衫如果不能每天換一次，至少隔天也得換一次，我覺得沒有必要支付雙倍的開銷。於是便買了一台洗衣機用以省下這筆開支。我專門買了一本關於洗衣服的書，研究了其中的方法並教給我妻子，顯然這增加了我的工作量，但是由於工作新奇，就變成了一種樂趣。
親手洗第一條領子的情形真是令人難忘。當時我撒了過多的漿粉，熨斗也總是不夠熱，又怕燙壞領子，所以不敢使勁熨。結果領子雖然熨得很平，但是表面沾了好多漿粉。我戴著這個領子去法院還招來了同事們的嘲笑，不過當時我一點也不在乎。
“嗯，”我說，“這是我第一次洗自己的領子，漿得不好。不過也沒給我帶來麻煩啊，還給你們提供了這麼多笑料。”
“可這裡並不缺洗衣店吧？”有個朋友問。
“太貴了，”我說，“洗一條領子的錢差不多可以買一條新的了，而且還離不開洗衣匠。我寧願自己動手。”
但是我沒法說服我的朋友們欣賞自力更生的妙處。不久後，我洗衣服的技術越來越好，差不多成了漿洗專家了，水平絕不遜於洗衣店。領子平整光亮的程度也不比別人的差。
戈克利到南非時帶來了一條頭巾，是摩訶竇·戈溫德·蘭納德送給他的禮物。他非常珍愛這個紀念品，精心保存，只在特殊場合才使用它。一次，約翰內斯堡的印度僑民為他舉行了歡迎宴會，可是他的頭巾皺巴巴的，需要熨平才能戴出去。不過當時送到洗衣店已經來不及了，所以我便毛遂自薦要幫他熨。
“我信得過你當律師的才能，但是我不信你也能做洗衣匠，”戈克利說，“萬一要是熨壞了怎麼辦？你知道這條頭巾對我有多重要嗎？”
於是他心情愉快地對我講述了有關這件禮物的故事。我堅持要給他熨，還保證不會出問題，他同意了，我熨好了那條頭巾，得到了他的贊賞。此後，即使別人都不賞識我的手藝，我也無所謂。
當我不再依賴洗衣匠時，我又自力更生地捨棄了對理發師的依賴。凡是去過英國的人，至少都學會了刮胡子，但據我所知還沒有人學會理發。理發的本事我也要學會。在比勒托裡亞時，有一次我去一家英國理發館裡理發，被理發師很輕蔑地拒絕了。我當然很傷心，立即買了一把剪子，對著鏡子自己給自己理發。總算額前的頭發理得還算有型，但腦後的卻理糟了。法院的朋友們看見後簡直笑瘋了。
“甘地，你的頭發怎麼啦？被老鼠啃過嗎？”
“沒有，白人理發師不屑於碰我的頭發。”我說，“所以我寧願自己動手剪，不管剪得多麼糟。”
對我的這個回答，朋友們一點都不驚訝。
其實，那個理發師不肯給我理發也是有原因的。如果他為黑人理發，就會隨時失掉顧客。在國內，我們也不允許我們的理發師為“不可接觸者”理發。而我在南非經常遭遇這種歧視。我認為這是一種報應，於是也就不生氣了。
我追求自力更生和簡單生活的熱情後來發展成一種極端的形式，我將在後面適當的地方另行描述。其實這個種子早就種下了，只要澆水，自然會生根、開花和結果，而後來我確實做了澆水的工作。
六十四波耳戰爭
我必須把1897—1899年間許多其他經歷從略，直接敘述波耳戰爭。
在開始宣戰時，我本人是完全同情波耳人的，但當時我認為自己無權依據個人的信念來行事。我在《南非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史》中詳盡地描述了當時這個問題在我內心引起的激烈斗爭，這裡無須贅述。凡是對此好奇的人，請翻一翻那本書。別的不說，正是出於對英國的忠心，這時我站到了英國人這一邊。我認為如果我要求享有一位英國公民應有的權利，那麼我也有責任在這個時候保衛英國。當時我認為印度只有通過英帝國才能獲得解放。所以我盡最大的努力召集到了盡可能多的同志，費了諸多周折才使他們變作一個救護隊。
通常英國人都認為印度人膽小，不敢冒險，除了當下的私利以外看不到更長遠的利益。因此有很多英國朋友不贊同我的計劃。但布斯醫生卻全力支持我。他親自教我們如何來進行救護隊的工作。我們拿到了可以從事醫務工作的資格證書。勞頓先生和艾斯坎比先生（現已故）也都熱情地支持此計劃，最後我們申請去前線工作，政府對我們的申請表示感謝，但是卻回復說並不需要我們服役。
面對這樣的婉拒，我們是不會放棄的。我經布斯醫生介紹，拜訪了納塔耳的主教。我們的救護隊裡有不少信仰基督教的印度人。主教很贊賞我的建議，並答應幫助我們獲得許可去服役。而當時的時機也對我們很有利。波耳人的表現比人們想象中的還要厲害、果斷、勇敢；我們的隊伍終於能派上用場了。我們有一千一百多人，四十人左右為隊長；全體人員中近三百名左右是自由印度人，剩下的都是契約工人，布斯醫生也加入了我們。救護隊表現得非常好。盡管我們的工作是在火線以外進行，同時還有國際紅十字會的保護，但在戰事緊急時我們也會被派到火線內去開展工作。
我們自己並沒有要求這種保護，是當局不願意讓我們處在炮火射程之內。斯比昂·柯柏敗退後，形勢發生了變化，布勒將軍給我們致信，信中說雖然我們沒有義務去冒險，但倘若我們願意去戰地救護傷兵的話，政府將感激不盡。我們當然毫不遲疑地去做了，因此在斯比昂·柯柏時，我們一直在火線之內工作。這段時間裡，我們每日用擔架抬著傷兵行軍20—25英裡。還有幸救護過伍蓋特將軍。救護隊在工作六個周後便宣布解散了。自英軍在斯比昂·柯柏和瓦爾克朗茨受挫後，英軍總司令放棄了用主力攻取列第史密斯和其他地方的部署，決定放慢發兵的速度，等待英國和印度援軍。
當時我們微不足道的工作得到了高度的贊揚，印度人的名譽也因此提高。報紙上充滿了贊美我們的詩歌，稱“我們終究還是帝國的兒女”。
布勒將軍在他的報告中很感激地提到了救護隊的工作，而救護隊的隊長們也都榮獲了榮譽勳章。
這一時期，印度僑團組織也更為完善了。我與印度契約工人也有了更密切的來往。印僑們已有了更高的覺醒意識，他們認識到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泰米爾人、古遮拉特人和信德人都是印度人，都是祖國的兒女，這種觀念在人們心中已經根深蒂固了。此時所有人都相信印度人可以擺脫種種不公了。當時白人的態度似乎也有了明顯的轉變。戰爭期間，我們和白人的關系非常和諧，接觸到的成千上萬的士兵對我們非常友好，也很感激我們去戰場上為他們服務。我忍不住要記述一段美好的回憶，它彰顯了人性在經受考驗時獨具的美。有一次，我們前往齊弗裡兵營，羅伯茨勳爵的兒子——羅伯茨中尉在那裡受了重傷急需救護。幸運的是我們的救護隊把他從戰地上救了下來。我們行軍那一天天氣酷熱，所有人都渴得厲害，剛好遇到路上有一條小溪，可誰先去喝呢？我們覺得還是等士兵們喝完了我們再去。可是士兵們不願意搶先，執意要我們先去，於是這種溫馨的謙讓持續了好一陣子。
六十五衛生改革和饑荒救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