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精神文化更能令人傷心。現代化的物質生活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到個個中國人身上。不會說洋話而能吃大菜、穿洋服、行洋禮的固不足為奇，連那僅能維繫中國文化的宗族社會（這與宗法社會有點不同），因為生活的壓迫，也漸漸消失了。雖然有些地方還能保存著多少形式，但它的精神已經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割股療親的事固然現在沒人鼓勵，縱然有，也不會被認為合理。所以精神文化不是簡單地復現祖先所曾做，曾以為是天經地義的事，必得有個理性來維繫它，批評它，才可以。民族所遺留下來的好精神，若離開理智的指導，結果必流入虛偽和誇張。古時沒有報紙，交通方法也不完備，如須「俾眾周知」的事，在文書的佈告所不能用時，除掉舉行大典禮、大宴會以外，沒有更簡便的方法。所以一個大人物的殯儀或婚禮，非得鋪張揚厲不可。
現在的人見聞廣了，生活方式繁雜了，時間寶貴了，長時間的禮儀固然是浪費，就是在大街上吹吹打打，做著誇大的自我宣傳，也沒有人理會了。所謂遵守古禮的喪家，就此地說，雇了一班搽脂蕩粉的尼姑來拜懺，到冥衣庫去定做紙洋房，紙汽車乃至紙飛機；在喪期裡，聚起親朋大賭大吃，鼓樂喧天，夜以繼日。試問這是保存國粹麼？這簡直是民族文化的渣滓，沉澱在知識落後與理智昏聵的社會裡。在香港灣仔市場邊，一到黃昏後，每見許多女人在那裡「集團叫驚」，這也是文化的沉澱現象。有現代的治病方法，她們不會去用，偏要去用那無利益的俗道。評定一個地方的文化高低不在看那裡的社會能夠保存多少樣國粹，只要看他們保留了多少外國的與本國的國渣便可以知道。屈原時代的楚國，在他看是醉了的，我們當前的中國在我看是瘋了。瘋狂是行為與思想回到祖先的不合理的生活，無系統的思想與無意識的行為的狀態。瘋狂的人沒有批評自己的悟性，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從天才說，他也許是個很好的藝術家或思想家，但決不是文化的保存者或創造者。
要清除文化的渣滓不能以感情或意氣用事，須要用冷靜的頭腦去仔細評量我們民族的文化遺產。假如我們發現我們的文化是陳腐了，我們也不應當為它隱諱，愣說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優越的。好的固然要留，不好的就應當改進。翻造古人的遺物是極大的罪惡，如果我們認識這一點，才配談保存國粹。國粹在許多進步的國家中也是很講究的，不過他們不說是「粹」，只說是「國家的承繼物」或「國家的遺產」而已（這兩個詞的英文是NationalInheritance，及LegacyoftheNation）。文化學家把一國優越的遺制與思想述說出來給後輩的國民知道，目的並不在「賽寶」或「獻寶」，像我們目前許多國粹保存家所做的，只是要把祖先的好的故事與遺物說出來與拿出來，使他們知道民族過去的成就，刺激他們更加努力向更成功的途程上邁步。所以知識與辨別是很需要的。如果我們知道唐詩，作詩就十足地仿少陵、擬香山，瞭解宋畫，動筆就得意地摹北苑、法南宮，那有什麼用處？縱然所擬的足以亂真，也不如真的好。所以我看這全是渣，全是無生命的屍體，全是有臭味的干屎橛。
我們認識古人的成就和遺留下來的優越事物，目的在溫故知新，絕不是要我們守殘復古。學術本無所謂新舊，只問其能否適應時代的需要。談到這裡，我們就檢討一下國學的價值與路向了。
錢賓四先生指出現代中國學者「以亂世之人而慕治世之業」，所學的結果便致「內部未能激發個人之真血性，外部未能針對時代之真問題」。這話，在現象方面是千真萬確，但在解釋方面，我卻有些不同意見。我看中國「學術界無創辟新路之志趣與勇氣」的原因，是自古以來我們就沒有真學術。退一步講，只有真學術的起頭，而無真學術的成就。所謂「通經致用」只是「做官技術」的另一個說法，除了學做官以外，沒有學問。做事人才與為學人才未嘗被分別出來。「學而優則仕」，顯然是鼓勵為仕大夫之學。這只是治人之學，談不到是治事之學，更談不到是治物之學。現代學問的精神是從治物之學出發的。從自然界各種現象的研究，把一切分出條理而成為各種科學，再用所謂科學方法去治事而成為嚴密的機構。知識基礎既經穩固，社會機構日趨完密，用來對付人，沒有不就範的。治人是很難的，人在知識理性之外還有自己的意志，與自己的感情意氣，不像實驗室裡的研究者對付他的研究對象，可以隨意處置的。所以如不從治物與治事之學做起，則治人之學必貴因循，仍舊貫，法先王。
因循比變法維新來得更有把握，代表高度發展的祖先崇拜的儒家思想，尤其要鼓勵這一層。所謂學問，每每是因襲前人而不敢另辟新途。因為新途徑的走得通與否，學者本身沒有絕對的把握，縱然有，一般人的智慧，知識，乃至感情意氣也未必能容忍，倒不如向著那已經有了權證而被承認的康莊大道走去，既不會碰釘，又可以生活得順利些。這樣一來，學問當然看不出是人格的結晶，而只為私人在社會上博名譽、佔地位的憑借。被認為有學問的，不管他有的是否真學問或哪一門的知識，便有資格做官。許多為學者寫的傳記或墓誌，如果那文中的主人是未嘗出仕的，作者必會做「可惜他未做官，不然必定是個廊廟之器」的感歎，好像一個人生平若沒做過官就不算做過人似的。這是「學而優則仕」的理想的惡果。再看一般所謂文學家所作的詩文多是有形式無內容的「社交文藝」，和貴人的詩詞，撰死人的墓誌，題友朋或友朋所有的書畫的簽頭跋尾。這樣地做文辭才真是一種博名譽佔地位的憑借。我們沒有偉大的文學家，因為好話都給前人說盡了，作者只要寫些成語，用些典故，再也沒有可用的工夫了。這樣情形，不產生「文抄公」與「謄文公」，難道還會篤生天才的文豪，誕降天縱的詩聖麼？
學術原不怕分得細密，只問對於某種學術有分得這樣細密的必要沒有。學術界不能創辟新路，是因沒有認識問題，在故紙堆裡率爾拿起一兩件不成問題而自己以為有趣味的事情便洋洋灑灑地作起「文章」來。學術上的問題不在新舊而在需要，需要是一切學問與發明的基礎。如果為學而看不見所需要的在哪裡，他所求的便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也不會有什麼用處。沒有問題的學問就是死學問，就是不能創辟新途徑的書本知識。沒有用處的學問就不算是真學問，只能說是個人趣味，與養金魚、栽盆景，一樣地無關大旨，非人生日用所必需的。學術問題固然由於學者的知識的高低與悟力的大小而生，但在用途上與範圍的大小上也有不同。
「一隻在園裡爬行的龜，對於一塊小石頭便可以成為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物，設計鐵道線的工程師，只主要地注意到山谷廣狹的輪廓；但對於想著用無線電來聯絡大西洋的馬可尼，他的主要的考慮只是地球的曲度，因為從他的目的看來，地形上種種詳細情形是可以被忽視的。」這是我最近在一本關於生物化學的書（W.O.KermockandP.Eggleton；TheStuffWe』reof）裡頭所讀到的一句話。同一樣的交通問題，因為知識與需要的不同便可以相差得那麼遠。錢先生所舉出的「平世」與「亂世」之學的不同點，在前者注重學問本身，後者貴在能造就人才與事業者。其實前者為後者的根本，沒有根本，枝幹便無從生長出來。我們不必問平世與亂世，只問需要與不需要。如有需要，不妨把學術分門別類，講到極窄狹處，講到極精到處；如無所需，就是把問題提出來也嫌他多此一舉。
一到郊外走走，就看見有許多草木我們連名字都不知道，其中未必沒有有用的植物，只因目前我們未感覺需要知道它們，對於它們毫無知識還可以原諒。如果我們是植物學家，那就有知道它們的需要了。在歐美有一種種草專家，知道用哪種草與哪種草配合著種便可以使草場更顯得美觀，和耐於踐踏，易於管理，冬天還可以用方法教草不黃萎。這種專門學問在目前的中國當然是不需要，因為我們的生活程度還沒達到那麼高，稻粱還種不好，哪能講究到草要怎樣種呢？天文學是最老的學問，卻也是最幼稚的和最新的學術，我們在天文學上的學識缺乏，也是因為我們還沒曾需要到那麼迫切。對於日中黑點的增減，雲氣變化的現象，雖然與我們有關係，因為生活方式未發展到與天文學發生密切關係的那步田地，便不覺得它有什麼問題，也不覺得有研求的需要了。一旦我們在農業上、航海航空上、物理學上，乃至哲學上，需要涉及天文學的，我們便覺得需要，因為應用到日常生活上，那時，我們就不能說天文學是沒有的了。所以不需要就沒有學問，沒有學問就沒有技術。「不需無學，不學無術」，我想這八個字應為為學者的金言；但要注意後四個字的新解說是不學問就沒有技術，不是罵人的話。
中國學術的支離破碎，一方面是由於「社交學問」的過度講究，一方面是為學人才的無出路。我所謂社交學問就是錢先生所謂私人在社會博名譽佔地位的學問。這樣的「學者」對於學問多半沒有真興趣，也不求深入，說起來，樣樣都懂，門門都通，但一問起來，卻只能作皮相之談。這只能稱為「為說說而學問」，還夠不上說「為學問而學問」。我們到書坊去看看，太專門的書的滯銷，與什麼ABC，易知、易通之類的書的格外旺市，便可以理會「講專門窄狹之學者」太少了。為學人才與做事人才的分不開，弄到學與事都做不好。做事人才只須其人對於所事有基本學識，在操業的進程上隨著經驗去求改進，從那裡也有達到高深學識的可能，但不必個個人都需要如此的。為學人才注重在一般事業上所不能解決或無暇解決的問題的探究。譬如電子的探究，數理的追尋，乃至人類與宇宙的來源，是一般事業所談不到的，若沒有為學人才去做工夫，我們的知識是不完備的。歐美各國都有公私方面設立的研究所、學院，予學者以生活上相當的保障。
各大學都有「學侶」的制度，使新進的學人能安心從事於學業，在中國呢？要研究學問，除非有錢、有閒，最低限度也得當上大學教授，才可說得上能夠為學。在歐美的余剩學者最少還有教會可投；在中國，連大學教授也有吃不飽的憂慮。
這樣情形，繁難的學術當然研究不起，就是輕可的也得自尋方便，不知不覺地就會跑到所謂國學的途程上，這樣的學者，因為吃不飽，身上是貧血的，怎能激發什麼「真血性」？因為是溫故不知新，知識上也是貧血的，又怎能針對什麼「真問題」呢？今日中國學術界的弊在人人以為他可以治國學，為學的方法與目的還未弄清，便想寫「不朽之作」，對於時下流行的研究題目，自己一以為有新發現或見解，不管對不對，便武斷地寫文章。在發掘安陽，發現許多真龜甲文字之後，章太炎老先生還愣說甲骨文都是假的！以章先生的博學多聞還有執著，別人更不足責了。還有，社交學問本來是為社交，做文章是得朋友們給作者一個大拇指看，稱讚他幾句，所以流行的學術問題他總得獵涉，以資談助；討論龜甲文的時候，他也來談龜甲文，討論中西文化的潮流高漲時，他也說說中西文化，人家談佛學，他就吃起齋來，人家稱讚中國畫，他就來幾筆松竹梅，這就是所謂「學風」的壞現象，這就是「社交學問」的特徵。
錢先生所說「學者各榜門戶，自命傳統」，在國學界可以說相當地真。「學有師承」與「家學淵源」是在印版書流行之前，學者不容易看到典籍，誰家有書他們便負笈前去拜門。因為書的抄本不同，解釋也隨著歧異，隨學的徒弟們從師傅所得的默記起來或加以疏說，由此互相傳授成為一家一派的學問，這就是「師承」所由來。書籍流行不廣的時代，家有藏書，自然容易傳授給自己的子孫，某家傳詩，某家傳禮，成為獨門學問，擁有的甚可引以為榮，因此為利，婚宦甚至可以佔便宜，所以「家學淵源」的金字招牌，在當時是很可以掛得出來的。自印版書流行以後，典籍伸手可得，學問再不能由私家獨佔，只要有讀書的興趣，便可以多看比一家多至百倍千倍的書，對於從前治一經只憑數卷抄本甚至依於口授乃不能不有抱殘守缺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