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克林頓聚焦非洲
當有人問比爾·克林頓離任後最重要的工作是什麼時，他的回答是消除非洲國家的艾滋病，他曾對《芝加哥論壇報》的一名記者說：「因為這樣能使我拯救更多人的生命。」1
一直與克林頓一起工作的許多醫生都承認，克林頓在消除艾滋病的這場戰役中表現很好，但他們都認為他並不像他自己認為的那樣重要，並且絕對遜色於他的下屬愛拉·邁格辛納。理查德·費捨姆讚揚克林頓壓低藥品的價格，使那些需要的患者得到了藥物。「他與選定的藥品製造商達成的特殊協議已經對第一線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價格產生重大影響。」價格下降的幅度很明顯，從每個病人每年15000至20000美元下降到140美元左右。
費捨姆還說，克林頓總是過於相信藥品價格的降低歸功於他的克林頓基金會所做的談判，實際上，同樣甚至更多地歸功於全球基金強大的購買力，「因此，我們的錢和他的談判完成了這個三角關係」。費捨姆稱，全球基金和喬治·沃克·布什的總統救助艾滋病應急計劃，*「正在為非洲百分之八十艾滋病患者的治療鳴鑼開道。」3
費捨姆補充道，儘管如此，克林頓的談判小組「依然是促成藥品價格下降的功臣，他們不僅和藥品生產商一次又一次地進行談判，而且還密切關注成藥的重要成分，與藥品成分供應商進行艱苦卓絕的談判，從而使藥品價格降得更低，降得更快。如果沒有克林頓的談判，我不能肯定藥品價格是否會降這麼多，但我確信它不會降得這麼快。」4
世界衛生組織的凱文·德考克認為克林頓所產生的影響「雖有實際作用，但影響力有限……他們表現不錯，很認真地來做，但我認為在全球範圍內影響不大，而是被人為放大了。」5
一些身在非洲的醫生希望克林頓總統不要過度使用「我」一詞，他們從不懷疑他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每當他似乎想披上超人的披風，想把自己看做是每次救援行動的大英雄時，他們就有點退縮了。6並且，這些醫生在對克林頓和他的基金會以及他的全球倡議（CGI）表示欽佩的同時，一致認為克林頓演講稿中的「我」一詞，應該改為「愛拉·邁格辛納」。
他們稱，坐在談判桌旁協商藥品價格的人並不是克林頓，而是默默無聞的實幹家愛拉·邁格辛納。桑迪·伯格認為邁格辛納是「克林頓兌現承諾的工具」。7「他從沒有停止過工作，」梅蘭妮·維微爾說，「在幫助總統做這件事時，他一直一心一意。」8伊麗莎白·格拉澤兒童艾滋病基金會的理查德·馬靈克把克林頓比做一個「動員者」，他去各個地方演講，「也為了支持他的妻子」。馬靈克非常讚賞邁格辛納和同在克林頓基金會工作的同事們，認為他們像「信徒」一樣默默地做著實事。9
然而刊登在2007年7月《名利場》雜誌中的一篇關於非洲問題自我吹捧的雜文中，克林頓並不曾提起邁格辛納。10對克林頓和邁格辛納都非常熟悉的艾倫·索羅門特稱，「邁格辛納總是幕後英雄」。他提到克林頓基金會的年度報告中，「全都是克林頓和納爾遜·曼德拉的照片，雖然邁格辛納總是和克林頓在一起……卻不常見到他的照片。」11
有人說這就是邁格辛納的做事風格，他從不拍照，除非被推到攝像機前。但是他們也說，如果將來克林頓在非洲的工作拿到了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應該是邁格辛納，而非克林頓。泛大陸全球艾滋病基金會的埃裡克·古斯比說，邁格辛納的工作具有「巨大的影響」，「降低藥品價格是他們做的極具意義的事情，也正是由愛拉設想並努力實現的。」
古斯比說，「在藥物談判的前線，一直是邁格辛納在工作，是愛拉提出策略，並參與到與那些專利藥品公司和非專利藥品公司所有的談判中來，……他試圖利用市場的驅動力來促使藥物價格下降。邁格辛納很有頭腦，從一開始他就知道，要降低藥物價格就需要在每一個國家營造具有競爭力的市場，打入非專利藥品。他的策略在於不指定某一家非專利藥品公司生產，而是指定至少兩家，甚至四家公司來生產……這樣他們就能在價格上保持優勢，這些都是在克林頓基金會離開談判很久以後完成的。而它的意義在於，使那些人均收入不足100美元的國家的患者也能用到這些藥品。」12
克林頓和邁格辛納的性格截然相反。2005年夏季，克裡斯·斯塔摩斯曾陪同前總統克林頓在非洲八國進行為期十天的考察。他這樣描繪克林頓：「極其優雅，非常親切。」斯塔摩斯還說邁格辛納從不花心思去考慮他是否親切，「他總是利用一切時間處理工作」。他還說如果有人問他最擔心誰的健康問題，那一定是邁格辛納，「他總是在飛機上，飛往各地去談判。」13
一名熟悉邁格辛納的記者說，邁格辛納是少數能更正克林頓錯誤的人之一，並且他還被克林頓認為是唯一的「實幹家」。她這樣描述他：「他是一個真正有社會公德心的人，不過也有點古怪，脾氣不好，易發怒……他只有被問到，才會講話。但是，一旦你和他交戰，你會發現他有著驚人的智慧。」14
如果按艾滋病患者佔人口的比例來劃分，萊索托則是世界上受艾滋病影響嚴重程度排名第二或第三的國家，因為在這裡幾乎三分之一的成年人都感染了艾滋病。萊索托波士頓健康聯盟的主任比爾·畢克奈爾每年有四五個月待在這裡。衛生部部長對比爾·畢克奈爾說，他聽說克林頓正在非洲開展工作，不知道能否在萊索托採取措施使艾滋病藥品價格下降。於是，畢克奈爾打電話給克林頓在紐約的辦公室，甚至試著打到阿肯色州的辦公室，都沒有回應。之後卻發現邁格辛納在馬薩諸塞州昆西一個低收入區的小公寓裡實施克林頓的艾滋病防禦計劃，而畢克奈爾每天都經過馬薩諸塞州卻從來沒有留意。三周後，衛生部長與克林頓基金會簽署了協議。15
然而，如果沒有了克林頓，邁格辛納又會怎麼樣呢？正因為有克林頓，邁格辛納才能從事衛生部門的工作。「克林頓在抗擊艾滋病工作中做了很大的貢獻，」埃裡克·古斯比說，「事實上，是很重要的貢獻。他與國家領導人相互交流，使之參與克林頓基金會的活動，並使艾滋病患者在一開始就受到關注和保護。」16
在美國之外，克林頓的道義權威令人印象深刻。他無限的人格魅力就是一種驅動力，比如，他成功說服南非政府領導人相信艾滋病的病毒特性和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對艾滋病的效用，這可不是簡單的推銷。2006年8月，在多倫多舉行的國際艾滋病會議上，加拿大衛生部長曼托·查巴拉拉·姆西曼提出「常食甜菜根、檸檬、大蒜和非洲土豆這樣的食物是治療艾滋病最行之有效的方法。」17
克林頓前往會見了南非總統塔博·姆貝基。古斯比說：「克林頓總統與南非總統塔博·姆貝基的會晤，增強了我們與南非衛生部合作的能力。」姆貝基總統早在1994年到美國進行第一次國家訪問時，就曾給予克林頓「一定程度的信任」，克林頓特設國宴款待了他。「我們得到了總統的首肯。」因此，埃裡克·古斯比及其隨同人員前往南非，耗時長達三個月，與南非衛生部聯合制定了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應用計劃。18
克林頓在非洲的影響力是無可否認的。當愛拉·邁格辛納走進一個房間，沒有人會在意，但當克林頓走進房間，則會引起每個人的關注。當克林頓在非洲時，克裡斯·斯塔摩斯曾聽過他發表的「十至十五次發言，每一次我都被感動得落淚，有時是熱淚盈眶，我覺得彷彿置身於浸信會一樣。」
斯塔摩斯回憶說，當他們來到一個國家，「街頭擠滿了蜂擁而至的人們，他們高聲吶喊：『我們愛你，比爾·克林頓。』」斯塔摩斯說，這位前總統幾乎要讓特工人員發瘋，因為他會「讓車隊停下，自己下車走向人群，與他們握手，擁抱，合影，簽名，好像他要參加那個國家的總統競選一樣。」
斯塔摩斯比克林頓小幾十歲，他曾連續多晚陪同克林頓乘坐黎巴嫩副總理和企業家伊薩姆·法雷斯的波音727，密切觀察了克林頓的行為，斯塔摩斯對他的旺盛精力感到吃驚。「比方說，我們乘飛機從萊索托到南非，途中我們一直交談，著陸後，他可能會小憩五分鐘……他每晚只睡三個小時，在餘下的時間裡，我們都在討論……下了飛機後，他走到麥克風前，便開始他驚人的演說。」斯塔摩斯說，他從不帶手稿，所有的演說都是即興式的，每次演說都與之前的不同。斯塔摩斯還回憶了他們共同呆在酒店的情形，「我們每到達一個國家，會見該國的總統、訪問幾家醫院、吃完飯回到酒店之後，克林頓都會邀請我們到他的房間。」他總將電視鎖定在有關高爾夫錦標賽的頻道，斯塔摩斯還記得曾在莫桑比克觀看泰格·伍茲比賽的情形。「在他開始深奧的話題如全球健康或任職總統期間的趣聞軼事之前，都會談到高爾夫球。」斯塔摩斯說，那次行程結束後，他用了「足足一個月的時間」來調整和恢復自己的狀態。19
比爾·克林頓與納爾遜·曼德拉的交情很深，2005年曼德拉的兒子死於艾滋病，儘管這不能看做是克林頓在非洲開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關鍵因素，卻是我們理解他在南非工作的核心內涵。20
每年7月在曼德拉的生日來臨之際，克林頓都會前去拜訪。由於克裡斯·斯塔摩斯是此次非洲之行的亮點，一天下午應曼德拉私下之邀，到其在約翰內斯堡的住宅進行私人訪問。斯塔摩斯坐在曼德拉的起居室，看著這兩位前總統，心中充滿了敬畏，「他們感情甚深……相互擁抱。我敢說曼德拉很喜歡克林頓。」
斯塔摩斯是這樣描述曼德拉的：「雖然疲倦但仍然精神矍鑠。他一踏進屋子，就像走來一個長頸鹿一樣……並不是因為他的個子高，而是因為他優雅的風度，有點超凡脫俗。你能感覺到他那種高貴氣質……他的道德威望猶在，絲毫不曾動搖……但是，他變老了。」21
這兩位前總統都在為他們在任職時沒能做的更多表示遺憾。理查德·費捨姆稱曼德拉喊出了「或許是全球HIV/AIDS的鬥爭中最值得尊敬、最真誠的聲音……而當克林頓和曼德拉聯合之後……所產生的號召力更是不可抵擋。」22
斯塔摩斯聽到了克林頓和納爾遜·曼德拉的談話，談話內容主要圍繞著「非洲真正需要的是成功」這樣的主題。斯塔摩斯離開時認為，不久之後盧旺達的艾滋病防治會取得成功。「這就是我為什麼有興趣投資盧旺達的原因。」他希望能同在此已有投資的蘇格蘭慈善家湯姆·亨特進行合作。23
克林頓對其他國家領導人也具有巨大的影響力，比如愛爾蘭總理曾令其政府為萊索托出資1300萬美元。24在印度的一家兒童醫院，克林頓宣佈他已經制定了一份3500萬美元的協議。該協議由法國牽頭，包括巴西、英國、挪威、智利等多國集團共同簽訂，這將使兒科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價格減半——降至每個兒童每年60美元。25
尤其在過去的幾年中，克林頓在這方面頗有建樹。2006年，在一些非洲國家，在所有接受治療的兒童中獲得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僅佔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26凱文·德考克說，克林頓涉入這個「缺口」，「因為他們看到了自己的作用……他們試圖尋找縫隙市場並且找到了……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領域，是一個可見且值得關注的領域，它並不龐大，但是卻是一個能讓我們聲張權力做出貢獻的領域。」27
理查德·馬靈克對克林頓將重心轉移至關注小兒艾滋病表示讚賞，他也表示很樂意同克林頓的同僚一起工作。然而，馬靈克說他們只是「處理事情的皮毛」。他對此表示失望，並想告訴克林頓總統那些他還不曾說過的話：「我們需要更多的機構、護士和藥劑師。」馬靈克還說，克林頓基金會尚沒有籌足資金來完成上述目標——但克林頓全球倡議（CGI）總能使他離實現目標更接近。28
克林頓會堅持消除艾滋病的工作嗎？一些在非洲工作的醫生擔心他會對此失去興趣，找一些更為煽情，更容易解決的問題來激發他的想像力——成為頭條新聞。
理查德·馬靈克早期說過，克林頓堅持他的諾言，不分散精力於「許多不同的國家」。但是馬靈克覺察到了他一絲的懈怠並對此表示擔心。「近來，我認為他們回來後，似乎總是在他們認為可以公佈於眾之時才對外宣佈。」馬靈克說艾滋病防治進行中的國家有坦桑尼亞、莫桑比克、南非和盧旺達。「有了這四個國家，我們說，『就夠了』……我們是這裡的志願者，為了志願的實現，我們需要做出承諾，我們需要將精力長期集中於少數幾個地方，這樣我們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並非是我們訪問的每一個國家，我們也不做無法兌現的承諾，這不是未來幾年我們能夠解決的，或許我們有生之年都未必……他贊同，愛拉贊同，每個人都贊同。」29
但是克林頓卻無法自持，他的基金會現在已經在25個國家建立，因此，凱文·德考克擔心過多基金會的建立會使之捉襟見肘。30除了非洲，克林頓已將範圍擴大至中國、印度和柬埔寨。一次偶然的機會讓克裡斯·斯塔摩斯和他的家人成了克林頓基金會在柬埔寨的捐贈人。愛拉·邁格辛納來到斯塔摩斯辦公室將此想法告訴了斯塔摩斯，引起了他的興趣，由於正在展開的普及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工作還很不足……因而，為期三年，每年50萬美元的資助，使我們能夠成為在柬埔寨的捐贈人，讓這裡的孩子和成人盡快得到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斯塔摩斯對這項結果很滿意「我在柬埔寨有一所醫院……已救治了70000名孩童，花費了80萬美元培訓出1000名醫生和護士。我想，以這個價錢在紐約的醫院可能連兩個星期都支撐不了。」31
克林頓訪華時，公開擁抱了一位帶有艾滋病毒陽性抗體患者後，著實激勵了中國人民。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儘管中國對感染者的數目迴避不談，毫無疑問，這個數字會很大，預計有65萬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近百分之八十的帶有艾滋病毒陽性抗體患者並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感染。32
比爾·畢克奈爾並不贊同克林頓重新將重點放在中國和印度，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是相對強勁的經濟實體。「是的，他們出現了問題，但是如果他們願意，他們完全能依靠自己解決很多問題。」畢克奈爾希望克林頓協助斯威士蘭、萊索托和贊比亞這些「經濟薄弱的國家……這種道義上的資金援助不考慮一個國家的收入和經濟實力，因此，像萊索托……這樣的國家不應受到歧視。」33理查德·馬靈克表示贊同並希望克林頓繼續關注非洲。「把精力集中於那些有艾滋病問題的未來經濟強國不太公正合理」34
埃裡克·古斯比、凱文·德考克和理查德·費捨姆都說過，關注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的艾滋病患者也至關重要。德考克說：「雖然印度和中國的感染率不高，但是不高的感染率在人口如此龐大的國家中可能達到更多的數量。」35費捨姆稱僅僅抓著非洲不放是「錯誤的」，「HIV/AIDS不是一個非洲問題，而是一個全球問題。如今，世界上艾滋病患者（絕對數字）最多、且迅速增長的國家是印度，而不是非洲。他稱印度、中國和俄羅斯是「三顆定時炸彈，如果我們在這些地方的戰役中打了敗仗，我們將失去整個世界。」36
理查德·馬靈克解釋說，他不同於那些敬畏比爾·克林頓的人。「我並不想待在他的身邊，雖然他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不必傾心於他。」
在克林頓在哈萊姆為志願者舉辦的答謝會上，馬靈克將克林頓引薦給了他的妻子，她曾在1992年邀請比爾·克林頓參加「阿森尼奧·霍爾訪談」。克林頓那時是一名總統候選人，他戴著太陽鏡，用薩克斯管演奏了一段名為《心碎旅館》的音樂。馬靈克說：「克林頓是個溫文爾雅的人」。克林頓並未忽視這位丈夫。「我知道你在做什麼」，他指出了馬靈克都為哪些國家工作，然後說：「對你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謝。」接著，他將注意力轉向了這位妻子並開始回憶：「他們談的很開心」，非常的開心，以至於「我讓他移步離她遠一些時，他還在大笑。」37
埃裡克·古斯比說「我希望克林頓能夠專注於此，關注他的基金會，並且支持它……我是一名醫生，我的職責就是為病人解除病痛，因此，當我看他將注意力轉向另一項活動時，我感到很氣憤，克林頓全球倡議（CGI）在不斷地籌款……數十億美元用於開展各式各樣的活動。」38
凱文·德考克擔心克林頓可能並沒有全身心投入到此項工作中，他那不安分的大腦又在搜尋著其他目標。他列舉的證據是克林頓「涉足太多的事情。我認為原因之一是他沒有得到號召力……他沒有得到他所期望的號召力。」39
人人都說，能夠讓克林頓全身心投入的國家是盧旺達。因為克林頓曾表示，在他任職期間最大的遺憾就是對1994年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的「不作為」。40
克林頓第三次來訪盧旺達時，克裡斯·斯塔摩斯陪同克林頓參觀了盧旺達基加利種族大屠殺紀念館。「我知道我在流淚……總統肯定是被他眼前之所見觸動，離開那裡之後，我們去了醫院。」在醫院，當地的記者問道：「我們都知道你正致力於消除世界各地的艾滋病，但是您是否會對發生在您任職期間的盧旺達事件給予特別的償還呢？」
克林頓回答說：「盧旺達事件不但是發生在我的任職期，而且是因我發生的，由我造成的……我們本來可以做得更多。但遺憾的是，我們沒有。」
克林頓和他的隨從人員隨後去訪問了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並向他致以歉意。
斯塔摩斯是盧旺達總統多年的老朋友了，他說:「卡加梅熱愛克林頓總統，他多麼希望歷史能重寫……聯合國和法國常常指責卡加梅總統的想法……他經常說……他喜歡克林頓，他認為……克林頓善於傾聽盧旺達民聲，不像一些非政府組織，來到這裡只告訴人們要做什麼，或者是說『這就是我們將盡力為你們的國家去做的。』克林頓是德高望重的。」41
「他是真的對盧旺達感到愧疚，」理查德·馬靈克說，「當我們這個志願小組開始啟動時，他就告訴我，他希望首先宣佈與盧旺達政府合作。」42 克林頓對卡加梅說：「愛拉和我來幫助你。你需要什麼？要我們如何幫助你？」卡加梅回答說：「在這條艱苦的道路上，我們已經飽嘗了辛酸。外國人將登機離開，只留下我們來承擔後果。」43
歷史學家在解析克林頓總統職位時曾記錄了其在兩任期內犯下的過失，雖然克林頓在非洲的工作能夠提升他目前的形象，但是卻無法彌補他在職期間留下的過失。2005年10月比爾和希拉裡來到位於紐約海德公園的羅斯福故居，使他想到他也可以獲得富蘭克林與埃莉諾·羅斯福協會（FranklinandEleanorRooseveltInstitute）的四大自由獎（FourFreedomAwards）之一。此獎項湯姆·基恩曾獲得過，全球廣播公司的新聞節目主持人湯姆·布羅考以及普林斯頓大學的宗教學教授康奈爾·維斯特也獲得過。44
「坦率地講，」湯姆·基恩說，「我認為我們大家都相當不錯，維斯特是傳道者，因而言語尤為明晰……布羅考也很了不起。」但是，基恩接著說，克林頓站起身來，搶盡了風頭。他「把我們遠遠地甩在了後面」。45
一邊淺嘗美酒奶酪，這位前總統一邊與史學家、富蘭克林與埃莉諾·羅斯福協會董事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聊天，布林克利提到，三周後即將舉行的霍夫斯特拉會議，將專門討論和評價克林頓總統，布林克利在這方面是頗有天賦的學者。「很顯然在那時，他的思想並沒有集中在這裡……對他來說，這只是他……異常繁忙日程中的一天，所以，我認為他在看這期節目時會說『哎呀，哎呀，我怎麼會到那裡去？』」46
克林頓一直忙於他一個月前的克林頓全球倡議（CGI）第一次大會，但其實在他心裡一直在考慮的是希望把這場即將到來的會議命名為「威廉·傑斐遜·克林頓：希望中的『新民主黨派』」。克林頓認為他的公共場合集會所創下的記錄代表了他執政最輝煌的時期，這些記錄在近些年已經被看做是美國總統在任期內一項巨大的政績。
為期三天的會議（從2005年11月10日至12日）在霍夫斯特拉大學舉行，長島文學院組成了50人的專題討論小組，涉及到總統任職具體的國內和外交政策等各個方面。克林頓在第一天發了言。
霍夫斯特拉的聲望顯然不及哈佛或阿斯彭，但霍夫斯特拉會議自從1982年舉行的第一次會議評價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來，也贏得了一定的社會聲望。（自克林頓卸任以來，已經連續五年召開了會議。）克林頓在任期的最後三年裡，莫妮卡·萊溫斯基性醜聞和彈劾問題讓他心煩意亂，無心過問國民經濟，但克林頓知道他不能讓與會者對這種日益普遍的看法得出定論。
埃裡克·施默茲是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院前任院長，他已先後負責主持了四場會議，第一場是艾森豪威爾的，克林頓的會議也由他負責。從採集文獻開始，三年來他一直致力於克林頓的項目。47他和他霍夫斯特拉大學的同事們討論，與克林頓的員工組進行了磋商，以確定專題討論小組的事宜。美國的外交政策智囊卡洛琳·艾森伯格教授曾參與過卡特、裡根、布什的會議策劃，他認為霍夫斯特拉的工作小組與克林頓總統的人接觸的過於密切。「這是我所經歷過的控制最嚴格的會議。」
來自左翼的艾森伯格——克林頓的員工組和負責大學會議的霍夫斯特拉文化中心之間的聯絡人，是一個克林頓批評家，認為他太過於騎牆。她抱怨說，員工組關於專題討論小組成員組成的建議「並沒有受到真正歡迎……我們期望的是一場嚴謹的學術會議……但事實並非我們所願」。她指責了霍夫斯特拉和克林頓基金會的代表，尤其是後者。
艾森伯格說，在過去的一兩周，克林頓和他的成員們極度關注該會議，卻不喜歡他們的眼前所見。48這樣說，他們並不會感到羞愧難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說，當克林頓的團隊「向你走來」，「就像約翰斯敦的洪水一樣」。49艾森伯格稱，克林頓的團隊在最後一分鐘提交了「一份他們希望邀請與會的人員名單……隨之，方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她舉例說，比如他們將中間派民主黨領袖委員會負責人布魯斯·裡德列入名單，因為克林頓和戈爾都來自這個中間派民主黨領袖委員會。阿爾·弗羅姆是此中間派民主領導委員會的創建人，他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所有的座談會都擠滿了克林頓的人……我曾與（克林頓）基金會的人交談，他們說，他們對如何說服了霍夫斯特拉官員們接受他們最後一分鐘的要求感到非常驚訝。」50
埃裡克·施默茲強烈反對說，霍夫斯特拉是因受到了威脅。然後，他介紹了相當多的關於這件事的始末原由。克林頓的員工告訴施默茲「總統將（會議方案）拿到了他的辦公室……他能記下整個方案和所有的議題……和與會者名單」。也就是從那時起，施默茲開始接到電話。「我們為這種……這樣的座談小組……感到不安……總統認為這樣會失去平衡。」
施默茲稱他回答說：「對不起。請你告訴總統先生，我們認為這樣很好……關於這個座談小組，我們考慮再三，他可能不喜歡那個人，但是從我們的角度來看，他必須留在小組裡。」另一方面，施默茲補充道：「偶爾，我們會接受他們的建議，將某個人列入小組名單，因為我們覺得這樣做有道理；我們也曾忽略過某個重要人物。」施默茲堅持認為，我們「極少採納克林頓的請求」，「除非我們確信它能更好地……保持平衡」。他還堅持說，克林頓曾不止一次要求他將某個人的名字從小組名單中除掉。51
納塔利·達特羅夫是霍夫斯特拉文化中心的執行主任，曾出席過霍夫斯特拉歷年的總統會議，斷然說：「我們沒有做任何不尋常的事情，就像過去一樣。」52
華盛頓前共和黨參議員斯萊德·戈頓，為彈劾座談小組一員——曾在參議院投票表決是否宣告克林頓無罪——他說整個座談小組非常偏袒克林頓。總的來看，他抱怨說：「我或許只是整個方案中僅有的三名共和黨人中的一員。」戈頓稱這次會議是克林頓同僚的「團聚」；有趣的是，伊萊恩·卡瑪克也用了同樣的詞語來描述她在座談小組的所見所聞：「簡直太好了，就像是團聚一樣。」53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說，霍夫斯特拉會議在於「著眼於全方位提升歷任總統」，「因為總統領導下的絕大多數成員都要出席。」然而，霍夫斯特拉前教授布林克利似乎為這一次的會議感到憂慮，他擔心迫於壓力，克林頓成員要求查看會議文獻——這樣就離圓滿完工太遠。「所有文獻中，有五分之四關於克林頓總統的文獻，都是持肯定態度的。如果我們一篇持反對態度的文獻都沒有，那它就是比爾·克林頓的讚頌會了。」54
當克林頓得知議程表中安排了兩個探討他被彈劾的座談小組時，非常惱火。納塔利·達特羅夫說：「我們事先通知他，會有探討彈劾的座談小組，他們對此表示理解。我們告訴了他們那些學者的名字，並給了他們打印出的名單」55儘管如此，布林克利說，「霍夫斯特拉開始受到壓力，被要求取締這兩個討論彈劾的座談小組。」布林克利能夠確定，壓力「直接來源於克林頓陣營」。克林頓的同僚建議「剔除」彈劾座談組，由白宮法律顧問蘭尼·戴維斯為代表的議會取而代之。「不能用你的律師取代學者」，布林克利說，「在我看來，這樣做很幼稚。」56（起初，戴維斯同意為這本書接受採訪，但後來他改變了主意。）霍夫斯特拉大學歐洲現代史教授，斯坦尼斯勞·普格裡斯將克林頓的做法描述為「企圖謀劃一場政變」。57
布林克利準備上陣了。「我想讓人們認識到，我們沒有粉飾……當他們施壓要求取締座談小組，而讓蘭尼·戴維斯談論彈劾時，我不得不捍衛這場學術交流會。」布林克利說，從學術的權威角度而言，絕不允許他們那樣做。「我們從來沒有考慮過」取消彈劾座談小組。「我們寧願他不出席，也不願取消這些治學嚴謹、鑽研於彈劾問題的學術教授。」
布林克利強調他並非「反克林頓人士，也不是保守黨派，但我認為你無法掩蓋他向美國人民撒謊的事實，因而給了他的對手巨大機會來破壞他第二任期的進程。倘若不涉及肯·斯塔爾、莫妮卡·萊溫斯基及彈劾，你如何討論克林頓執政時期的所作所為？」58
對克林頓的另一個不滿是，在會議期間他總是匆匆到來，匆匆離去，沒有給學生留時間。卡洛琳·艾森伯格對此感到非常失望，因為在與會期間，她教過一學期的克林頓外交政策課，她還組織了一場學生辯論會，策劃了一個方案，她說，他們在這方面已經準備了好幾個月，然而，克林頓政府的人從沒有露過面，更別說總統本人了。「真令我們感到悲哀。」59
一些總統在他們的執政表現接受評估時通常會會見學生，有的總統甚至親自參加一些座談小組——吉米·卡特和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都曾經攜妻子會見過學生，他們的出席讓人感到真切、優雅、平易近人。克林頓結束了紐約皮埃爾酒店的演說——他為此得到的報酬是25萬美元，然後乘坐直升機來到了長島校園，接著，數小時後，他又乘直升機來到肯尼迪國際機場，踏上私人飛機前往捷克共和國。
艾森伯格抱怨道，他沒有給予學生們「接近他的機會，簡直太荒謬了」，她補充道：「他沒有興趣，不願花費時間呆在我們的群體，實際上我們尊敬他。只是他不在乎，對相互交流不感興趣。」60
希拉裡·克林頓也被邀請，但她沒有出席，切爾西也沒有出席，儘管總統的子女曾參加過歷次會議。
約八百人購買了午餐招待會的入場券，克林頓的演說之前，由克林頓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作了定調的發言。待甜品和咖啡送上時，克林頓才姍姍到來，納塔利·達特羅夫描述說，他一進來，整個會堂立即「雀躍起來」。他走到隔壁房間裡會見來賓、會議的基層支持者和對會議的召開和組織發揮了作用的人，並與他們合影，「人群蜂擁而至。」61
斯坦尼斯勞·普格裡斯曾擔任策展人，他也是隊伍中迎接克林頓的一員。他本來不想給克林頓添麻煩，他說——「我被克林頓的魅力折服了」——但他是長島呼籲人權教員小組的一員。該小組的成員起草了一封信，要求前總統克林頓和參議員克林頓都站出來公開反對伊拉克戰爭，「因此，由我站在隊列中，希望能將信交給總統先生」。
隨著隊列的移動，普格裡斯一直在觀察著克林頓。「他對每個人都非常熱情，微笑，握手，拍照。我向他問好並做了自我介紹……然後與他握手、官方攝影記者拍照，我從夾克衫的胸前口袋裡拿出一封信交給他，並說，『總統先生，我代表我的部分同事把這封信交給你，』他的態度立即變了，什麼也沒說，但笑容不見了，他默默地將信交給了隨從的特工人員……他們把我送了出去。」當普格裡斯離開房間的時候，他回頭看克林頓，「他立即恢復到公開場合的面貌，微笑著說『嗨！你好嗎？』」
學生們流露出巨大熱情的原因顯然與克林頓搖滾明星的頭銜和他所倡導自由主義的思想密不可分。普格裡斯說：「他們（學生）對克林頓非凡的領導能力頗感興趣並為此折服。可是如果你讓他們列舉克林頓政府的五個具體政策，我不敢肯定他們能對答如流。」他評價那場會議是「支持者的聚會」，「很多人都是來自行政機構」，「敢於批評的人寥寥無幾」。62
克林頓並沒有回復那封信。63
大學籃球館裡，人山人海，將近五千人擁擠在一起等待著克林頓的演講，所有的人都充滿期待和崇拜之情。學生們「站在他們的椅子上」，達特羅夫如此描述，「伸出手想盡力接觸到他們的偶像」。64
克林頓的一個助手走到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身邊，引他去見前總統。克林頓在那天的《新聞日報》看到一篇文章，上面引用了布林克利的話：「我認為無法掩蓋，而人們卻視而不見的就是他的彈劾問題。」布林克利將這稱做「克林頓遺產中的『巨大的污點』……有些人認為，如果不是因為被彈劾的話，比爾·克林頓將作為一位偉大的總統而名垂青史。問題是，彈劾確實發生了。」65
「克林頓用手臂摟著自己的肩膀，」布林克利回憶說，「我只是想要告訴你，今天我將真心地稱讚你，同時將挑戰你。說這些話的原因只是想讓你提前知道我將會說什麼。」66
由他的國務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介紹過後，克林頓開始演講，沒有筆記的演講——儘管他已經將一些重點句寫在了信箋簿上，演講持續了整整一個小時。克林頓精彩的台上表演讓校長斯圖爾特·拉比諾維茨如此評價：「克林頓完全掌控了觀眾，不論愛他的還是討厭他的人，在這裡都完全地喜歡上了他。」67
當克林頓說到彈劾方面問題的時候，布林克利說，「他稱讚我是他最敬仰的歷史學家之一」，接著就是挑戰，「但是我不認為彈劾案是我任期內的污點。」他接著聲稱「彈劾案應該被看做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成就，因為他打擊了那些右翼分子的陰謀。如果他沒有挑戰並擊敗他們，那將是對我們民主制度的一次恐怖打擊。」他還將彈劾案稱做「一次臭名昭著的對憲法和法律的濫用和這個國家不光輝的一段歷史。而我站起來回擊了他們，我理應得到褒獎。」他也否認因為萊溫斯基事件，他在總統職位上沒有盡職盡責。為此他還列出了在彈劾案審判期間他完成的事情。
他的演講可能贏得了學生們的交口稱讚，可是沒有說服我們的布林克利先生，他依然堅持認為：「克林頓之所以沒有步入像林肯、華盛頓、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西奧多·羅斯福、哈里·杜魯門這些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列的原因就是他的彈劾醜聞……不管發生了什麼，此次醜聞都將是揮之不去的事實，就像是抹不掉的紅字，在他的胸前會有一個彈劾案的第一個字母——巨大的『I』那樣，人們將記得發生過的所有關於他的彈劾案的事情，這也是他政治遺產的一部分。」
「如果那次的演講反映出克林頓的內心的話」，布林克利說，那麼就揭示了「他仍然深受傷害」，「彈劾案時不時地露出它猙獰的面目，而他不得不將它打回原處。」為此，他身心俱疲。克林頓記得布林克利說過：「如果他想重新樹立他的光輝形象，他將不得不設法讓人們相信彈劾案其實是一枚榮譽勳章。」
在總統的資深顧問大衛·葛根的陪同下，布林克利離開了體育館。他回憶說，這位葛根先生失望地搖著頭說，克林頓像是「一個二手車推銷員試圖讓你相信彈劾案其實是一枚勳章。」布林克利深表同感，「我們又不是傻瓜，人們怎麼可能在聽完演講之後立即改變想法，去認為『天啊，原來彈劾真的是一項榮譽』。」68
當觀眾將這次的演講推崇到和葛底斯堡演說（GettysburgAddress）一樣的高度時，那些熟知克林頓的人卻認為這並不是他傑出的表演之一。「當涉及到彈劾案問題的時候」，里昂·帕內塔說道，「他挖空心思去美化它，可是很顯然，他所做的只是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而已。」69
伊萊恩·卡瑪克稱這次演講「非常的古怪，特別是他對自己曾經行為的歪曲辯護。」她覺得克林頓和道格拉斯·布林克利的爭論「有點尷尬，他甚至都不應該去嘗試和他討論。」70
一位十分瞭解克林頓的女士形容這次演講是「克林頓極力為自己創造一個光輝形象，想以此掩蓋他第二任期的不良影響和犯下的大錯。這樣的心理促成了現在的克林頓，完全侵蝕了他，也使他變得暴躁不安。在霍夫斯特拉的這場演講確實能夠揭露出他正在試圖為自己的錯誤辯解。他不願意承認由於他的緣故阿爾·戈爾在2000年大選中失敗。」她認為克林頓在卸任後的這一時期很複雜，「因為有時候他試圖在辯解：『即使犯了那些錯誤我依然很偉大。』」71
這次演講，對於「真正的信任者」來說，是「典型的克林頓式的演講，引人入勝，充滿智慧，偶爾對事實進行調侃」，斯萊德·戈頓接著說道「當他談到彈劾案的時候，他說了一點：『我瞭解在座的某些人既會投有罪的票，又會投無罪的票，我從沒有想明白是為什麼，也真的想知道』……所以我坐在觀眾的後面自言自語『好吧，你們要做的只是來我的被告席說出你們想問的問題，我會給出答案的。』但是晚上，當我們見面的時候他早已離開了。」（戈頓和另外十個參議員對克林頓被起訴作偽證罪都投了反對票，而對於妨礙司法公正的指控都投了贊同票。他在2000年的時候沒有成功連任參議員）。72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週刊的一位資深作家邁克爾·巴龍認為，克林頓的態度背後其實是在說「你知道嗎？他們可以拋棄任何一位總統，可是我太優秀了，他們是不會拋棄我的。如果有任何一位總統做了同樣的事情，他肯定是被轟下去了。」73
卡洛琳·艾森伯格堅決不贊同那些人將克林頓的私生活放在顯微鏡下的做法，但是她認為克林頓的演講蠻橫無理，面對來自大學的觀眾，演講的內容卻像是出現在政治演講台上的。「我認為很像是樣板文件。」74
在觀眾們已經向前擁擠的時候，西裝革履的克林頓獲得了人道主義榮譽學位。「演講完畢」，埃裡克·施默茲回憶說，「我們衝上前去，授予了他榮譽學位，然後被要求立即離開。」75（通常會要求穿著禮袍拍照，但這次沒有。）76
斯圖爾特·拉比諾維茨回憶道，演講結束之後人們衝上去的情景令他感到吃驚……像是一場競選活動，因為所有人都伸出手想碰到他，和他握手……他看上去很享受這一切。和往常的風格一樣，他掙脫開了特工人員和我們保護他的人，走進人群中和他們握手，為他們簽名。
國會對霍夫斯特拉會議的關心和比爾·克林頓的親筆感謝信及致謝電話讓拉比諾維茨異常開心。他已經告知希拉裡·克林頓留意2021年的日程表，如果可能的話，那時將在國會評價她兩屆總統任期的表現，拉比諾維茨作為克林頓家族的家庭議員，與希拉裡私交甚好。「我每年去華盛頓兩次，老實說是去尋求我們學校的項目資金。克林頓參議員在很多方面給予我很大的幫助。」77
更為世俗的是，霍夫斯特拉的職員們可能在想「比爾·克林頓在霍夫斯特拉受到的熱情款待是不是與高層官員的某些願望相關。他們想確保希拉裡·克林頓——雖然現在只是紐約州參議員——繼續關注霍夫斯特拉。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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