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池田家半年的調整，胡蘭成逐漸恢復過來，來年三月，胡蘭成移居到了東京。
正在進行的朝鮮戰爭，對胡蘭成來說又是一個機會，通過幾個月的報紙寫稿，他重新擔當起以往曾見重於日本人的謀士身份，上躥下跳謀劃獻策。
朝鮮戰爭涉及中國、蘇聯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對立，「聯合國軍」組成已進入朝鮮，中國人民志願軍也從北面開進了朝鮮，蘇聯的武器裝備空降到了平壤機場，戰爭雖然在朝鮮土地上進行，事實上卻已成了局部的世界戰爭。東北亞這種緊張局勢是否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結局將會怎樣？亞洲國家在關注，世界各種政治力量也在關注，與朝鮮隔海相望且剛剛從戰爭中恢復了點元氣的日本更在關注。在美國駐軍的控制管理下，日本朝野各黨派對於日本的處境、應對的策略舉棋不定，上層人士在活動，下面的老百姓也在議論，是否又有重蹈戰爭苦難的危險。
但這恰是胡蘭成表演的大好機會。經由池田、清水和谷正之等老關係，他得以參加了日本各政黨和團體的多次聚會。日本戰後，二次大戰中的戰犯已受到國際法庭的懲罰，有美國人在，許多日本右翼政治人物韜光養晦，不輕易也不敢隨便在公開場合發表言論，有胡蘭成這樣一個無家無業漂流無定的光棍，恰好可以利用來被他們當槍使。胡蘭成本無任何可擔憂，於是投其所好，一有機會即放言高論，大講其東亞局勢、世界發展的分析預測。他如此賣力的表演，在他一則可對得起池田、清水及谷正之等人對他的器重和關顧，以此證明他不是個一無所用的偷渡客，再則也可為他進入日本社會掙得吃飯的地位和身份。他之所以能夠與日本右翼政黨團體接近還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反共和反華。
其時，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正甚囂塵上，反共主導了美國的基本對外政策，朝鮮戰爭發生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上與美國處於對立的戰爭狀態，在東亞，反共必然也就導致在外交上的反華。在美國的影響下，日本右翼勢力也開始大肆反共反華，結果又引發了新的結盟，與台灣蔣介石國民黨所謂的「反共救國」、「反共復興」運動合流。
這一新現象，對胡蘭成又是利好消息。胡蘭成本是日本人卵翼下的漢奸，是國民黨政府通緝的對象，是故胡蘭成剛在日本出現，在報刊發表文章且到處講演時，台灣駐日本外交使團曾提出抗議，警告報社不許刊登胡蘭成文章，斥責有外交官身份的清水董三不應介紹胡蘭成去改進黨會議上發表演講，台灣使團還為此到麥克阿瑟司令部去告狀，要求日本地方警察調查他的身份。
可由於反共反華的共同需要，台灣也漸漸顧不得胡蘭成的漢奸身份了。據胡蘭成自己說，台灣「國防部」次長鄭介民到日本，鄭曾與他秘密見面，以後何應欽到日本也秘密召見過他，何應欽並要胡蘭成將他對美國有關朝鮮戰爭政策的看法寫成書面意見，回台灣後何應欽將他的意見轉給了蔣介石，以後總統府秘書長王世傑給胡蘭成回信說，蔣對他的看法頗為讚許云云。
胡蘭成在大陸時，毛澤東看過他的意見，現在他流亡日本，蔣介石又看過他的意見，雖則一「不以為然」一「頗為讚許」，但他胡蘭成與海峽兩岸的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領袖人物聯在了一起，言下之意，他該是中國現代史上如何重要的一個人物。只不過，所有這些只是胡蘭成自己在說，別無任何旁證。不過，不管怎樣，以後台灣使團不再找他的麻煩，卻是真的。
胡蘭成得意洋洋地向唐君毅自誇：「我在此發表的文字影響很大，日本有權威的評論家紛紛介紹讚揚，而日共也很注意起我來了。我研究日共在被宣佈為非法之前，大約不敢對我有暴行，再以後也得防範的。我的生活問題是到現在才完全安心，可以商量接家眷出來了。」[6]他還誇耀自己與多少多少日本政要黨魁有交往，他們對他的意見又是怎樣怎樣看重，儼然一副日本著名政論家的姿態。他甚至妄想著成立一個研究機構，專事研究反共和日本的外交政治策略，以備日本右翼政黨團體咨詢，為了向麥克阿瑟美軍司令部請准，他還準備為其所用地研究美國東亞政治軍事戰略。可他所有的文章言論，不要說對中國人，即使對台灣、香港的中國人都難有一個交代，那就是他所有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首先為日本做打算。日本已戰敗五年多，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可他仍是五年前的漢奸樣，而且更為瘋狂和更無顧忌。他自己未嘗不明白這一點，卻巧為說詞道，他這樣做是首先幫助日本取得獨立自主，而後再回頭來幫助中國，唯有獨立自主的日本，才能幫助中國。說來說去，還是往年曲線救國的那一套。
不過，不管胡蘭成如何上躥下跳，到處獻演，他無論如何是高估自己了，聽他說說可以，是否接受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以他這樣一個漏網漢奸，一個非法偷渡入境者，托庇於日本可以，但任何嚴肅的日本政治人物、哪怕是右翼政黨團體，怎會把他的意見真當回事呢？所以，儘管他在日本全國到處跑，各種地方去遊說，可最終他熱心的那個研究機構沒有成立，他這個「業餘政論家」，事實上也就是高級無業遊民的地位也沒有得到任何改善，既沒有政黨也沒有任何大學或研究機構雇他。他忙乎了幾年，結果仍是一場空，令他傷心得想哭。他還唱高調：「光是車馬宴會，我豈為此而來？」其實在他人眼裡，他本就是一個亡命而來的流亡者。
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東亞局勢平靜，在東西方冷戰的大背景下，東亞各國的現實政治格局趨於穩定，胡蘭成作為一個「業餘政論家」基本上已無其活動的餘地，日本的現實政治沒有他插嘴的份，他的「強項」——日本對華政策的研究和預測，日本人也不再需要他甚至是不允許他再胡說亂道。清水董三在一次宴會上說：目前日本對於中共的研究，及不上美國和香港的研究，因為研究的熱誠是從志氣生出來的，日本人現在對中國的事沒有志氣。這既是清水的怨艾，也是對胡蘭成再明白不過的暗示，就是要他收心收筆，不要再放肆胡亂議論。池田是胡蘭成的朋友，清水卻不僅是朋友，還是日本政府的正式官員，也是胡蘭成在日本最大的依靠，他既如此明說，胡蘭成懂得這些話的份量。胡蘭成只能自嘲自解：「我為什麼要這樣的唸唸於政治呢？因為我是天涯蕩子，不事家人生產作業。」[7]此後，胡蘭成再不去多想「國事」，只規規矩矩地身縮於家中，開始轉軌，談中國文化，寫自己的「散文紀實」體，閒時則遊山水，看花石，聽昆曲，偶爾去坐坐酒吧，欣賞酒吧女養眼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