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到杭州讀中學時，新文學熱潮已過，他沒來得及趕上。他的文學青年期是到廣西後晚熟的，記錄性的成績，是他出了本散文集。
胡蘭成在抗戰勝利後逃亡溫州，與劉老先生以及夏承燾、吳天五等人來往時，稱自己「曾肄業北京大學，從梁漱溟、魯迅游，與漱溟時時通信」[1]。「肄業北京大學」事前已辯正。「從梁漱溟、魯迅游」，梁漱溟暫且不提，從魯迅游則是虛言，至少是誇大其詞。
從某人游，那是指親隨、貼身跟從某人請教和交往，這些，胡蘭成絕無可能與魯迅發生過。胡蘭成婚前尚幼稚，胡蘭成往北京時，魯迅正於其時離開北京南下，往廈門大學任教，次年又往廣州。魯迅定居上海後，胡蘭成在胡村和杭州斯家來去，他其時無職無業寄食於人，家中老小尚且不顧，不可能有文學青年的閒情逸致。只有當他在杭州和蕭山謀到教職開始教書時，這才有可能往上海從魯迅游，那是1929年至1931年間。遍查魯迅這兩年日記，不見有胡蘭成名字出現。
所謂從游，當然不是通信，也不是見一次兩次面的事，魯迅是大事小事都認真的人，有過交遊的青年人不會不記下，可《魯迅日記》以及其他有關這一時期魯迅與青年人交往的記述中，從無胡蘭成的蹤影。反之，胡蘭成若從過魯迅游，不要說從游，即便見過一次面談過話，按他素喜自重自大的性情，他也不會不提及。他在文章中講過魯迅，在他為《中華日報》《南華日報》所寫的時評中引用過魯迅，也提到許廣平對他講過魯迅怎樣怎樣，卻從未正面講過自己見過魯迅。所以，胡蘭成從魯迅游之類，用不著多考慮，只是他為掩蔽自己真實身份的隨口胡說。不過，胡蘭成若說自己早年曾是魯迅的私淑弟子，那倒未嘗不可，他畢竟給魯迅寫過信，寄了自己的第一本書給魯迅，就是他在廣西寫的散文集。
查1933年4月1日的魯迅日記：
晴。午後復施蟄存信。下午寄蔣經三以《一天的工作》一本。往內山書店，得《版芸術》（四月號）一本，五角五分。得姚克信。得胡蘭成由南寧寄贈之《西江上》一本。得母親信，三月二十七日發。[2]
檢索1981年人民文學版《魯迅全集》人名目錄，「胡蘭成」的註釋為：「浙江嵊縣人（或上虞人），文化工作者。抗戰期間墮落為漢奸。」「《西江上》」索引的註釋為：「不詳。」[3]
《西江上》可能是本什麼書呢？
胡蘭成自己說：「我二十幾歲在廣西出過一本散文集《西江上》，文情像三毛十七八歲時之作，說愁道恨，如今提起都要難為情。」[4]
廣西有桂林山水，胡蘭成卻不太感興趣，他對西江情有獨鍾，「要論山水，倒是西江上游將近平馬縣的一段，舟行迴環，往往數十里不見人煙，濁浪激流，崖峽蕭森，日色半隱，皆成水氣，中有太古之心」。[5]
由此來看，《西江上》是一部西江上的遊記，且不是一般遊記，而是以山水寄托情思，寄托青年胡蘭成有關社會人世間理想抱負和迷惘憤慨的散文類作品集。胡蘭成是個晚熟的文學青年，他以魯迅為精神偶像，於是將自己的處女作寄奉魯迅以求指教。魯迅卻是沒有回信。
胡蘭成並沒有「從魯迅游」，但「從魯迅游」的卻大有人在，而且就近在身邊，那是崔真吾。他說「從魯迅游」，顯然是就近取譬，取崔自代了。
胡蘭成在回憶錄中寫崔的行狀，字數沒有幾行，卻多有出錯。
他說崔真吾出生於有錢人家，父親在寧波開輪船公司，其實崔真吾出生於破落地主家庭，父親並不曾開輪船公司；崔真吾也不曾如他所說，追隨魯迅從廈門到廣東中山大學。崔真吾1924年考入廈門大學外語系，在校期間，與同學成立了文學社團，主編文學刊物，1926年，魯迅到廈門大學任教，崔真吾結識魯迅。魯迅不久離開廈門往廣東中山大學，崔真吾沒有跟從仍在廈大讀書，第二年是因為參與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才離開廈門的。崔真吾回家鄉寧波鄞縣，與人合資開辦了一個鄞（江橋）甬輪船公司，所以，崔家開輪船公司是實，但不是父親所開而是兒子自己與人合開的。1928年崔真吾插班考入上海復旦大學文科，因為前有廈門大學學歷，半年後即畢業。
從此他就在上海「從魯迅游」，與魯迅時常往來，以後柔石與魯迅第一次見面，也是由他引領柔石到魯迅家的。1929年1月，魯迅「與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資印刷文藝書籍及木刻集《藝苑朝花》，簡稱朝花社」[6]。準確地說，《朝花》週刊第一期出版於1928年12月6日，總共辦了八期。更重要的是，朝花社前後出版了《藝苑朝華》五本，其中第一二輯所選的近代木刻，是為中國第一次介紹國外的進步木刻藝術。崔真吾是朝花社的主要人物，這一階段也是他與魯迅來往最密切之時，據統計，《魯迅全集》中有一百零三處提到崔。崔真吾的文學青年期成績比胡蘭成要大得多，他先後出版有詩集《忘川之水》、譯作史沫特萊的《將軍的戒指》、斯惠忒拉的《接吻》以及他與魯迅、柔石合譯的《倚劍及其他》集子等。
有這樣一位前輩文學青年在身邊，而且是親炙過魯迅教誨、與魯迅共過事的，胡蘭成學習魯迅、敬仰魯迅，從事文學寫作並將自己的書寄魯迅指教等等，這一切也就不奇怪了。
不過，這一憤怒的文學青年期，在胡蘭成為時甚晚卻也為時甚短，自胡蘭成從南寧去百色後，他的讀書研究興趣就開始轉往社會政治理論，他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論書籍，想以此為指導研究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他夙興夜寢，有時連飯都顧不上吃，把書拿到飯桌上、拿到被窩裡讀。
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胡蘭成早在北京那時就有所接觸，可只是淺嘗輒止，停留於青年人感性的熱血衝動上。他在此時的研究則是從社會原因上來探究，聯繫自己的家世和農村的衰敗凋零來考慮。他看到，中國社會，雖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緊接著卻是十多年的軍閥混戰，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可接著仍然是連年的軍閥戰爭，而且規模更大，社會的改革振興仍然遼遠無期。與他更切身的是自己家鄉的變化，玉鳳病死那年的胡村，所見景象又與他少小時有了很大不同，村裡左右鄰舍間窮到連幾毛錢都無處去借，胡村整個的破敗，連往年少不了的社戲都衰歇了。
以微知著，從小到大，他聯想到中國幾百年來的積弱受欺，民窮國衰，這一切社會現象和變化，都需要求索而獲得解決，在「主義」和「問題」上，當時共產黨所信奉的馬克思主義就成了他首選的「主義」和信仰，他希冀以此來理解和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胡蘭成雖沒有實際參加任何組織，他的同情是在共產黨一邊的，他自己暗地裡也做了點實際的事。他教學有方，常常幫助貧困學生的學膳費，學生都願意與他接近，他曾資助了幾個進步學生去上海，讓他們能進工廠去從事工人運動，他還試圖通過自己的學生去指導其他學校的學生，要他們恢復「五四」當年的廣西學生聯合會。可惜領頭的幾個學生都去了上海，聯合會的事沒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