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區長生氣地說：「哎，你這個戴玉呀，無組織無紀律，怎麼不和我說一聲呢？」
戴玉說：「和你說了，你就不讓殺了。」
張區長說：「不行，你要想辦法給我把那隻羊救活。」
戴玉說：「已經殺了，血都放了一盆，那哪能再救活呢，神仙也沒有那個本事。」
「你沒看見好多人家裡連一顆米都沒有麼？」張區長說，「這個肉我們不能吃。」
戴玉說：「已經殺了，那咋辦呢？」
張區長說：「殺的時候有辦法，殺完就沒辦法了？按人頭分到各家去。」
戴玉哭喪著臉說：「張區長，不能分呀，沒辦法分哩，一個人連一兩都輪不到呢，那得割多少刀呢？」
「需要割多少刀就割多少刀。」張區長說，「你們想過沒有，一戶人家裡，鍋裡要是突然有了一塊肉，那一家人會有多高興呢，就像過年一樣呢。」
看到張區長是那樣的堅決，就只有聽他的。我忽然想起羊還有一副下水，於是，我向張區長建議，下水就不要再分了，那也沒辦法分，一家一小截筆帽一樣的腸子，一戶一小塊兒扣子一樣的肝？不如煮成一大鍋，讓工作組的同志們和村裡的幹部們一起吃一頓，也算是為工作組送行。我的這個主意一說出來，張區長馬上就同意了，小隊長以上的幹部都來參加。
「凡是來了的幹部，就不能再分肉了。」張區長說。
我和戴玉都說：「當然不能再分了，兩頭都不誤，那成了什麼人。」
張區長說：「把文玉也叫來吧。」
戴玉沒說話。我說：「文玉在家裡病得起不來哩。」
張區長有些吃驚地說：「哦，什麼病呢？」
都不知道文玉是什麼病，連他們自己家裡的人也說不上來。
張區長想了一會兒，然後對戴玉說：「分肉的時候不要給文玉家裡分了，把僅有的那個羊頭和四個蹄子分給他們吧。」
戴玉勉強了好一會兒，才終於說出一個字：「行。」
戴玉的臉上露出一絲苦笑，他對張區長說：「我本來是要把那兩樣東西留給你的。」
張區長說：「又在胡鬧，我要一個羊頭幹什麼！我抱著一個羊頭在那裡啃，你們在一旁看著，那不是要看我的笑話麼。」
事情就這樣定了。我立即讓人敲著鑼，在村裡沿街吆喝，堂啷堂啷的鑼聲略帶沙啞地在冬日的村裡迴盪著，聲音濺到山上，又被碰了回來，在人們的房頂上和院子裡嗡嗡作響，在每個人的心裡也都留下了或深或淺的印痕。鑼聲讓村裡蒙上了一層古舊的色彩，時光彷彿在倒退，屋瓦上長出了幾百年前的青草。不久以後，飼養場裡來了好多人，以那只已被剝去了皮的羊為中心，人們圍成圈子，圈子不斷地還在擴大，變粗。我是分肉的總指揮，會計負責登記，還有兩個人操刀割肉，雖然正是隆冬時節，但他們仍然把袖子高高地挽起，赤膊上陣。我注意到有不少老年人從家裡搬來了凳子，坐在一邊，如同在看戲。
會計叫一個名字，就上來一個人，肉一片一片地從羊身上割下來。人口多的家庭，能分得手掌那麼大一塊，這讓人們很是羨慕，人們的目光從羊身上移到人身上，又從人身上回到羊身上，人少的家庭都暗暗地自己極其地不合算，吃了大虧。段五，光棍一人，只分到拇指粗細那麼一條肉，拿在手裡看了一會兒，忽然把肉放進嘴裡，生著就吃了，等人們明白過來時，那條拇指粗細的肉已到了他的肚裡。段五說，吃了算了，省得拿回去再做了，萬一不小心，回去打一個盹，再讓貓叼了去，連這一點兒也沒有了。有人說，那你就再連貓也一起吃了算了，羊肉在貓的肚裡，貓又在你的肚裡，最終等於貓和羊肉都在你的肚裡。
真的有貓哩，在人們圍起的圈子外面，來了不少的貓，都是聞風而來。除了貓，還有狗，嗷嗷地叫著，都想擠進來，但是人們圍得水洩不通，它們根本擠不進來。也許它們不是想吃肉，它們只是想看一看剝了皮以後的羊到底是一副什麼模樣。
文玉的一個孩子來了，我把他領到飼養場的一間房子裡，把那個提前拿出來的羊頭和四個蹄子給了他，放進他帶來的一個籃子裡，又在上面苫了些草。趁那工夫，我問他：「你爹能下炕了麼？」孩子說：「還不能。」
打發走文玉的孩子以後，我又回到了那個人聲鼎沸的熱鬧無比的圈子裡。站在那中間，就像是站在了權力和利益的中心，好多人的眼光都在我的臉上爬來爬去，讓我感到了一種奇癢。我知道好多人的興趣其實並不一定在肉上，而是在那個像一塊白石頭一樣的羊尾巴上，那可是一大坨結結實實的肥油哩，沒有參雜任何別的沒用的東西，無論把它分給誰，都必然會引起糾紛和麻煩，甚至會發生流血事件。誰都知道，這一塊肥油，無論到了哪一家，都會被細水長流地吃上一年，讓他們的生活每一天都油光發亮；而分給他們的那塊肉，用不了一頓就完了，哪頭重哪頭輕，人人都一清二楚。為了避免那種隨時都有可能到來隨時都有可能變成現實的災難，我決定給每一家都從那個尾巴上薄薄地切一片油，這樣一來，誰也不會再說什麼了。這辦法果然好，隨著那個厚敦敦的羊尾巴被切得越來越薄，隨著那隻羊被分割得越來越小，飼養場裡的人也越來越少了，先前圍起的那個龐大的圈子也開始一圈一圈地瘦下去，一直瘦到只剩下幾個人，如同幾根骨頭，一直又瘦到連那幾根骨頭也沒有了，只剩下中間的一攤血，黑紫色地印在地上。
這天晚上，整個村裡都飄滿了羊肉的香氣，孩子們亂七八糟地到處奔跑著，叫喊著……我看著這個沒有月亮的晚上，一時竟忘了這是在哪一年。
在空無一人的飼養場裡站了一會後，我離開那裡，該去河那邊與工作組的同志們聯歡了。
我們抬著一口裡面能夠蹲下一個人的大鍋，小心翼翼地踩著冰，過了河，到了河東的榆樹院裡。支起鍋，生火，燒水，把所有的羊下水都切碎了放進鍋裡，又把山藥和乾菜也切碎了放進鍋裡，最後再扔進去一把辣椒。一小隊的隊長謝寶才是一個燒火的高手，在家裡就經常燒火。很快，他就像變戲法一樣讓那口大鍋下面冒出了越來越旺的火焰，又紅又黃的火光把整個榆樹院都照亮了。謝寶才像一個小爐匠一樣蹲在火口前，還在繼續往裡添柴，他的臉一半是紅的，一半是黑的。鍋裡開始有了氣，像是冬日的河面上飄起來的霧，霧後來越來越大，幾個人同時站在鍋前，如同站在大霧瀰漫的河邊，相互之間都看不見別人，只能聽見說話的聲音，只能看見鍋裡正風起雲湧，怒濤翻滾，紅辣椒像是一些頭戴著尖帽子的小丑，身不由己地在裡面出沒，沉浮，剛露了一下頭，很快就又不見了。
多少年了，河東的這個四周長滿榆樹的院子裡從來沒有這麼熱鬧過。到這時，工作組的同志們才發現他們其實是很喜歡這個村子的，看見那些為了一大鍋飯到處奔走，忙得煙熏火燎的村裡的幹部們，忽然覺得與他們貼近了不少，有點兒像是自己的兄弟呢，以前竟一直沒覺得。村裡的幹部們也忽然對這些即將要離去的人生出了依戀，不想讓他們走哩！不知道上面當初為什麼要把他們派下來，這時又為什麼要把他們突然撤回去？這是在搞什麼名堂呢？他們一走，不要說河東這面，就是整個村裡也會一下空落不少，天一黑，河東這邊又會變得和過去一樣，一點兒聲音也沒有，黑得深不見底，只剩下蟲子在練習翻身，鬼在行走，或者背朝河水坐在長滿綠茵茵苔蘚的石頭上。
吃飯的時候，張區長說：「本來我們今年是要打算在這裡過年的，現在看來是過不成了。」我問張區長：「走了以後就再不來了麼？」張區長說：「現在情況還不清楚，誰也說不上來，也許明年一開春以後就又來了，誰知道呢，一切都要取決於上級的安排，不由我們呢。」戴玉說：「你們一走了以後，我們就把這個院子鎖起來，等明年春天，早早地讓人把院子和房子收拾好，等著你們。」工作組的傅春英說：「我們都喜歡這個冬暖夏涼的院子呢。」戴玉說：「工作組一走，我們心裡都有些虛哩。」張區長說：「不應該虛啊，工作組走了，並不等於黨也走了，黨還在麼，你本人還是支部書記呢；還有德龍，還有這麼多的幹部。」戴玉說：「這一走，不知啥時候才能再見哩。」張區長揮了一下手，說：「不說那些了，來，我們吃飯吧，放開肚子喝羊雜，每人喝它五六碗。」
張區長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真的喝了五六碗。喝完第六碗的時候，他說：「我不行了，你們繼續喝吧。」他像喝醉了一樣看著大家。有一陣子，榆樹院裡沒有別的聲音，也沒有人說話，只有一片純粹的稀里呼嚕的聲響。有的蹲在葉子掉光了的老榆樹下，有的坐在門檻上，還有的人就一直端著碗站在鍋邊，從始至終沒有離開過，戴玉用眼睛白了他幾次，竟也沒有騰出空來說他。戴玉後來是在工作組走了很久以後的一次會上突然想起這件事的，他不知怎麼就忽然想起了那個從頭到尾一直站在鍋邊的人。戴玉說：「我們有些同志，真是丟人哪！在工作組的面前，真是丟死人啦！」有人說；「工作組的同志們也都吃得顧不上說話呢。」戴玉說：「那不一樣哩，那能一樣麼？人家是客人，我們是主人，是我們在招待客人，哪有主人是那樣的？只顧自己不管不顧地埋頭死吃，把客人忘到了九霄雲外？」
傅春英，作為一名女同志，作為工作組裡唯一的一名女同志，喝下了四碗羊雜湯。她有些激動地說：「長這麼大，我還從來沒吃過這麼多呢。」我對她說，四碗不行，要向六碗進軍。傅春英說：「德龍，你想撐死我麼？我這已經給你們留下了笑話。」我說：「吃飯怎麼能是笑話呢？要是那樣的話，世上的每個人每天都在鬧笑話，每天至少都得鬧三次。」傅春英說：「我不是怕你們笑，我是真的不行了。我以前連羊肉聞都不能聞呢，這已經邁出了一大步了。」
第二天，工作組就走了。我讓村裡套好馬車送他們，但張區長堅決不讓送，他們是自己背著行李走了的。
我是最後一個離開榆樹院的，頭一天晚上吃完飯的那口鍋還在，烏鴉們蹲在樹上，看著人都走空了的院子。我鎖了門，站在門外，從門縫裡又一次看見院子裡重新變得寂靜，荒涼，甚至有些陰森可怖。我想起村裡的人們常說的，說這個院子裡一到夜裡就會有三尺高的小人兒在輕快地走動，有穿著綢緞衣裳的老人在歎氣，有時還會從牆頭上探出一張臉來向河西那邊張望。我以前不相信這些，但現在再看這個院子，覺得那也並不是沒有可能。
為什麼工作組一來了以後，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沒有了呢？我覺得是工作組能夠鎮住它們，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武裝起來的工作組是能夠鎮住一切邪氣的。但是，工作組總有走的時候，工作組一走，它們就又出來了。這一片地方，平常連那些頑皮的孩子們都很少來呢，有時候偶爾來一下，回去後就會一夜一夜地發燒，燒得昏迷不醒，像是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裡。頑皮在這個可怖的地方也不頂事呢，照樣讓你變得不頑皮。無奈的父母打著燈籠，拿著孩子的小衣服，也是硬著頭皮到河東來給孩子叫魂，一聲一聲地叫著孩子的名字，也不敢大聲地叫，叫得鬼聲鬼氣的。大人就不怕麼？當然也怕，但是為人父母，沒辦法，該叫還得去叫，再怕也得叫，你不去讓誰去呢？叫上兩三個晚上，差不多就好了。
我曾帶著民兵們來河東這邊練習過打靶。有的民兵，手裡握著槍，頭皮還在一緊一緊地發麻，就這熊樣還能當民兵麼？我罵他們，教育他們，鼓勵他們，但都不起作用，他們的頭皮照樣發麻，身上一不小心就打一個冷戰，哆嗦一下，有的甚至會不由自主地尿出來，一臉的驚恐不安。也就是在那時候，我才突然明白，一個人的內心堅強和強大才是最重要的，那才是最好最頂用的武器，要勝過手裡的任何傢伙，懷著那樣一份心情，無論到哪都不會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