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 第二部 斷章之二
    英國的強硬派在本國的活動逐漸奏效。不久,英國政府決定派遣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他侖去清國視察。

    北京不斷地督促廣東驅逐鴉片母船。廣東當局通過公行通知義律,鴉片母船如不撤走,將「封艙」,全面停止貿易。但是,鴉片母船仍然屹立不動。

    1

    有人論斷,一八三四年發生律勞卑事件時,清英兩國關係一觸即發,當時事態如果發展下去,鴉片戰爭可能早就發生了。

    英國的擴張主義者,當時確實恨得咬牙切齒,對本國政府的優柔寡斷十分憤慨。但鴉片戰爭在律勞卑事件五年之後才發生。

    原因是時機還不成熟。

    從英國的皇帝和外交大臣巴麥尊給商務監督的訓令可以看出,他們是想極力避免同清國的摩擦,首先還是爭取和平進入中國。另外對於主要出口商品「鴉片」的性質,也還是感到有些理虧。

    即使當時政府要採取強硬政策,但要獲得國會的同意,肯定也是困難的。有實力的鴉片商人查頓、馬地臣、顛地等人派人回國宣傳「應當打擊清國」,也是在律勞卑事件之後才開始的。

    儘管強硬派到處向政府高官和國會議員遊說,在五年後的鴉片戰爭中,國會裡也只是以二七一票對二六二票——九票之差——勉強通過了批准軍費的決議。

    當時英國的精神、思想存在著一種奇妙的矛盾。新興資產階級功利主義的進取精神,貪得無厭地向外謀求大英帝國的利益,特別要求擴大貿易市場。

    但另一方面,人們通過產業革命,親眼看到了機器的偉大,但他們也感到一種不安,擔心人會淪為機器的奴隸。

    當時的哲學家卡萊爾這麼寫道:

    如果非要用一個形容詞來表現現代的性質的話,那麼,我們不想稱它為英雄的、信仰的、哲學的或道德的時代,而首先想稱它為機器的時代。從詞的外在和內在的一切意義來說,現代完全是機器的時代。……不僅是人的雙手,就連頭腦和心也變成機器的了。……

    這裡產生了追求「人的尊嚴」的思想,它培育了人道主義和博愛主義的精神。

    當時不單純是對清國的強硬派橫行一時,也還有一群人道主義者譴責鴉片的無人性。

    從清朝方面來說,也不願意同英國發生事端。律勞卑事件的解決,道光皇帝嘉獎當時的兩廣總督盧坤「而免釁端」,就是因為他的處理沒有導致戰爭。

    說清朝政府不知道自己的實力,那是言過其實。當政者也深知軍隊的軟弱,連道光皇帝在他的上諭中也慨歎「武備廢弛」。在征討連州瑤族叛亂時,士兵因吸鴉片而根本不起作用,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所以清朝方面也盡量避免衝突,弛禁論就這樣冒了出來。這種弛禁論使廣州和澳門的外國鴉片商人大為高興,以為清國正在屈服。

    律勞卑死後,德庇時提升為英國商務總監督。他曾是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比海軍軍人律勞卑穩健,一味採取靜觀的態度。英國的鴉片商人們不滿意他的這種態度,公開表示反對,而且派出全權代表團,建議本國政府率領軍艦去北京。這個時期因律勞卑的氣死而產生的激動尚未平息。因而德庇時任職不到四個月就下台了。

    羅賓臣被任命為德庇時的後任,他大體上也繼承了德庇時的方針。

    弛禁論就是在羅賓臣擔任總監督官時期抬頭的。羅賓臣對許太常奏議和廣東復奏抱著很大的期待,居留在廣州的外國商人,一時也充滿了樂觀的情緒。

    弛禁論出現的一八三六年,鴉片的進口量大幅度增加,突破了三萬箱。

    在廣州的清國官員中,也同樣洋溢著弛禁的氣氛。因為廣東復奏是從這裡發出的。可以說這裡是弛禁論的發源地。

    伍紹榮、盧繼光等公行的人,邀請學海堂的學者們,大開宴會。

    學海堂是道光四年由當時的兩廣總督阮元在廣州創建的一所學堂,歷史比較短。阮元曾著有《疇人傳》,介紹過代數學,並在《天象賦》的著述中注意到西洋的學術,是一個進步的人物;後來擔任大學士,歷任刑部、兵部的尚書。他在中央時,人們都知道他跟軍機大臣曹振鏞不睦。他是「實學派」,而曹振鏞卻認為寫端正的楷書就是政治。他們的意見對立,看來也是理所當然的。

    這樣一個由阮元所創建的學海堂,卻成了弛禁論者的大本營,這大概是由於他的「實學」遭到了極大的歪曲。

    最覺得掃興的是韓肇慶。他當初由於取締鴉片的功勞而被升為副將。他把一部分作默許費的鴉片交給了政府而立了功。可是,一出現了弛禁的浪潮,不在廣州停留而直接向北航行的船隻日益增多,商人們就逐漸把默許費壓低了。

    禁嚴才付默許費,禁弛,當然就沒有必要付出高昂的代價了。收入減少當然不愉快。因此他變成了「嚴禁論者」。

    於是他通過有關方面,懇求軍機大臣穆彰阿嚴禁鴉片。但是沒有答覆。不僅如此,有一天,海關監督把他叫去,跟他說:「暫時停止取締鴉片!這是北京某個有實力的大臣下的特別指示。違背這個指示,對你將會是不利的。」他深知北京某個有實力的大臣是多麼的可怕。韓肇慶的情緒更加消沉了。

    盧繼光的希望也同樣落了空。他派他的手下人郭青到韓肇慶那兒去告密,說有兩個名叫簡誼譚和連承文的小伙子不僅私賣鴉片,甚至還在鴉片裡摻假,要求予以逮捕。

    郭青去武夷收購茶葉時,曾對連承文溜鬚拍馬,為公行大肆活動。可是卻中了連維材的計謀,弄得面子掃地。他滿以為這次是挽回面子的好機會,跑去唆使韓肇慶。可韓肇慶卻皺巴著臉說:「你來報告是好事。不過,我也無能為力。」

    「為什麼呀?」郭青吃了一驚,這麼問道。

    「現在要想逮捕這些傢伙,我可能就會完蛋。」

    盧繼光聽了郭青的報告,咂了咂舌頭說道:「弛禁也不儘是好事呀!叫那小子發財啦!」

    穆彰阿派在朝廷作出弛禁的決定之前,認為弛禁對自己有利,所以早就命令廣東進行這方面工作。

    簡誼譚和連承文乘著這股弛禁的浪潮,大賺了一筆錢,整夜整夜地在廣州的妓院裡拍著手兒,大聲地唱著淫穢的小調,沉湎在酒色之中。

    廣州的國內外商人,就這樣在提前製造一種弛禁的繁榮景象。其實中央的形勢正朝著與他們的期望相反的方向發展。

    穆彰阿大出意料,道光皇帝的態度並沒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樣倒向弛禁。連穆彰阿也不瞭解皇帝的「個人經驗」,他只認為皇帝的猶豫是受反弛禁論的影響。

    關於朱嶟與許球的反駁,前面已經說過。除了這些京官(中央政府的官吏)之外,在地方官中也有人上奏反弛禁論。像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就極其猛烈地抨擊了弛禁論。在他十一月十二日的奏文中有以下的論點:

    即使按舊例,鴉片每百斤課稅銀三兩和分頭銀二兩四錢五分,二萬箱只不過十二三萬兩;加倍課稅為二十餘萬兩,再加一倍也只是五十餘萬兩。弛禁課稅論乃是僅見小利而傷大體的妄說。

    外夷售鴉片,為欲獲銀,不會同意「以貨易貨」,一定暗中攫取內地之銀。總之,漏銀問題的解決,關係到是否認真監視銀的流出。認真查辦,鴉片之禁可行,銀出洋之禁亦可行。如不認真,即使弛禁鴉片,禁銀出洋肯定也會忽視。

    如允許栽培罌粟,鴉片之利數倍於農,無知小民將會棄農奔利。人口日增,谷產日耗。這樣,即使連年豐收,亦不能充分養活戶口。如遇災害,則將束手無策。

    至於所謂愚民自縮生命,不足深惜,此乃「痛心疾首之言」。皇恩應沐一切人民。

    所謂禁亦無效,等於不禁。此非法律之罪,乃是施行法律者之罪。如今海內和平,盜奸事件仍有發生。雖禁盜奸,事件仍然不絕,但從未因此而聽到要求弛禁盜奸之議論。何況鴉片之流毒更深,弛禁實無道理。

    淡巴菰(煙草)過去一向禁止,解禁後亦無害。因此有人主張鴉片亦應按此辦理。淡巴菰確實無益,但不至因之「廢事耗神」,怎能將它與鴉片相比。

    所謂禁嚴則賄賂多,禁弛則賄賂少。但此乃綱紀問題。奉法如得人,雖禁鴉片,亦不會有賄賂;奉法如不得其人,雖弛禁鴉片,賄賂仍將以某種形式橫行。

    袁玉麟所說的「得人」,確實是說到了點子上。地方官跟京官不一樣,他們的奏文雖然詞句不夠文雅,但確實將弛禁論批駁得體無完膚。

    從此以後,弛禁鴉片的議論再也沒有公開露面過。它在輿論上失敗了。

    另外,廣東復奏的主持人兩廣總督鄧廷楨等人並不是積極的弛禁論者,這也是弛禁論的弱點。他們沒有熱情對反弛禁論再一次進行反駁。

    就鄧廷楨來說,據說他的朋友中有反弛禁論者,對他進行了勸說。

    廣州的司後街有一所官立學校,名叫越華書院。它是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由當時的鹽運司范時紀創建的,是比學海堂要早七十年的名牌學校。這所學校的主講教官陳鴻墀著有《全唐文紀事》等著作。在廣州掀起弛禁論的高潮時,他是嚴禁論的急先鋒。他是總督鄧廷楨的門生,據說他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約好,要在總督生日的那天,在酒間的閒談中批判弛禁論。

    朋友中有一個叫李可瓊的老人說道:「鴉片要不嚴禁可了不得啊。我真擔心,將來說不定自己的子孫也會吸上鴉片,傾家蕩產,落個悲慘的下場。」

    李可瓊這麼一說,陳鴻墀大聲說道:「事關天下的風化!擔心一家之私事,與擔心吾師(指總督)百年之後,在青史上被寫上倡導弛禁的魁首,損傷其名聲相比,那算什麼呀!」

    不知道這是否是事先導演好的一幕戲。不過,據說鄧廷楨就因為這幾句話而大大地覺悟了。他以後再沒有提到弛禁,而且在鴉片戰爭中同林則徐齊心協力,共赴難局。

    如果加以推測的話,廣州的兩所名牌學校越華書院和學海堂的對立,也許就糾纏在這個問題上。

    後來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到達廣州時,越華書院是他的行轅。這所歷史悠久、正統的學校,當時已受到新興的學海堂相當嚴重的欺壓。學海堂的規模大,正處於興盛發展時期。當學海堂的學者傾向於弛禁時,越華書院的人很可能是乘這個機會來反對他們。

    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可以說是弛禁論的點火人。他和龔定庵是同鄉,都是浙江仁和人。嘉慶二十二、二十三年他曾在廣州的粵秀書院擔任過兩年教官。

    這些情況不能不令人感到,廣州的教育界已深深陷到關於鴉片的嚴禁和弛禁的論爭裡去了。

    附帶說一下,學海堂就是現在廣州市立一中的前身,越華書院在光緒二十九年停辦。許乃濟曾經執教的粵秀書院變為後來省立大學的附屬中學。

    2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連維材除了到武夷山去了兩個來月外,其餘的時間幾乎都待在廈門的望潮山房裡。

    他既未去廣州,也沒有去北方。

    他俯視著大海,深深地感到「時間」的逼近。

    時間與他播下的種子並無關係,照常邁動它的步伐。他只想在各個方面接上導火線,看著時間的破壞力。他感到有點可怕,但他提醒自己要有正視它的勇氣。破壞力愈大,突破口也愈大。

    這一年的年底,英國商務總監督羅賓臣辭職,由查爾斯?義律繼任。義律曾作為律勞卑的隨員來過清國,在清國待過兩年多時間。

    義律一就任,就通過公行向兩廣總督提出要求,希望去廣州管理商務。

    自從律勞卑退出廣州後,英國的商務監督一直住在澳門,未曾進入廣州。以前的大班——即東印度公司的特派委員,獲得清朝政府的允許,平時都住在廣州。清朝方面採取的方針是,准許民間人士住在廣州,「夷官」則不准。

    總督向北京奏報說:

    英夷義律者,奉本國之命,前來監督本國之商人和船員。現在夷船雲集於黃埔,商人與船員之中,不識天朝法律不在少數,為恐徒增事端,希望親自常住廣州,以便管理云云。

    雖非大班,但「名異實同」。則是否可比照大班之往例,准之入境?但若其有擅自非為或者勾結漢奸圖謀私利之情事,當即驅令其歸國,以絕弊源。……

    第二年——道光十七年正月十八日(陽曆二月二十二日),批准了這個奏報。

    林則徐於道光十七年正月四日到達北京,受到跟他同年中進士的舊友和同鄉們的歡迎,住宿於城外的三官廟。

    以前在江蘇協助過他的徵稅能手予厚庵也來到北京。林則徐的日記上記載著他們久別重逢、歡談舊誼的情景。

    朝廷向廣東發出准許義律進入廣州的指示時,林則徐正在北京。他一有空就悄悄地會見吳鍾世,聽取各種情報。

    「老大人的情況如何?」他這麼一問,吳鍾世搖了搖頭說:

    「鴉片把人變成鬼啦!不定庵裡住著一個鬼。」

    林則徐中進士待在北京時,吳鍾世的父親還正當壯年,是一位慷慨之士。他具有豐富的實際經驗,懷有各種抱負,林則徐曾多次向他請教。而現在他已瘦得皮包骨頭,整天把蠟黃的臉衝著天棚,躺倒在床上。枕邊擺著吸食鴉片的器具,他的眼睛已變成鴉片鬼的那種帶淚的眼,林則徐的模樣恐怕已經映不進他的眼簾;不,即使能映進去,肯定也喪失了識別人的機能。

    林則徐瞭解他過去的情況。他的變化,使林則徐感到一陣淒涼。

    王尚辰寫過一首《相思曲》:

    炎荒瘴毒金蠶蠱,皂鴉嘬人肌骨腐;

    磨脂滴血搗春華,摶就相思一塊土。

    相思土碎青煙飛,拌使內地輸金錢;

    閭閻元氣日澆薄,縕化作相思天。

    相思兮相思,朝暮無已時。

    但願不識相思味,待到相思悔已遲。

    吁嗟乎!

    世間多少奇男子,一生甘為相思死。

    傳說印度在栽培罌粟時,把相親相愛的年輕男女捆綁起來,當兩人的情慾達到最高潮時,用利刃刺穿他們的心臟,用流出的縷縷鮮血來澆灌。——這個傳說當時在中國相當流行。大概是人們一旦吸上了鴉片就很難斷絕,這和相思的男女難分難捨很相似,因此而編造了這樣的故事。在詩中也稱鴉片為「相思草」。

    吳鍾世的父親確實如他的兒子所說的那樣,已經不是人,而是一個鴉片鬼。

    吳鍾世從林則徐那兒拿的津貼並不少,但光靠這筆錢還不能支付父親的鴉片費。他現在協助金順記的工作,才勉強能應付。有了這樣的工作他才得了救,否則他恐怕怎麼也弄不到鴉片。

    當時犯罪的動機,大半都是與鴉片有關。

    「燃眉之急的問題是鴉片。」林則徐痛切地這麼認為。

    鴉片問題不僅是同保守派針鋒相對地鬥爭而產生的一種爭論,其本身是關係到國民是否滅亡的最緊迫的問題。

    二月五日,林則徐從北京出發,奔赴新的任地。他已被任命為湖廣總督。

    這個官名因有一個「廣」字,往往被誤解可能與廣東方面有關。其實湖廣總督是管轄湖北、湖南兩省的總督。有時稱作湖北湖南總督,在兼管四川省的時期,曾叫川湖總督。

    三月四日,林則徐到達漢口;第二天進入總督駐地武昌城。

    武昌於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陷入革命軍手中;這個城市在推翻清朝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中華民國於第二年成立。民國元年恰好是日本的大正元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遂定為紀念節日「雙十節」。

    在親眼看到武昌的街頭高呼革命成功萬歲的老人們當中,恐怕還有人隱約記得林則徐當總督的時代。武昌革命距林則徐到任七十三年。

    3

    道光十七年三月,林則徐到達武昌任湖廣總督時,龔定庵任禮部主事,四月補主客司主事,兼任祠祭司,為正六品官。

    清朝行政機構的「六部」,來源於周代的天、地、春、夏、秋、冬的六官制,概略地說,其所管轄的事項如下:

    吏部——一般行政

    戶部——財政

    禮部——典禮

    兵部——軍事

    刑部——司法

    工部——技術、建設

    沒有專管外交的部。這是因為清朝認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與中華對等,因而不能有對等的外交。這種天朝的思想意識,承認民間的東印度公司的職員,但不准英國的官吏——商務監督入境。律勞卑不僅擅自進入廣州,而且要求對等地交換信件,因此,「天朝」的政府認為這是荒謬絕倫的行為。

    接待進貢國或外藩,同它們交涉,由禮部承擔。所以勉強地說,外交屬「禮部」管轄。但就對外貿易來說,因有海關的關係,而海關屬戶部所管,所以戶部也承擔了一部分外交任務。

    由此可見中國的「部」相當於日本的「省」。現在中國仍使用「部」字,如內閣的各機構就有民政部、外交部、國防部等。這是繼承了「六部」以來的傳統。

    部的長官為「尚書」,滿族、漢族各一人擔任,所以各部有兩名長官,如道光十七年吏部漢族尚書為湯金釗,滿族尚書是奕經。副長官為「侍郎」,侍郎分左侍郎與右侍郎,而且與尚書同樣,分別由滿漢各一人擔任,合計有四名副長官。

    按順序排列,侍郎以下有郎中、員外郎、主事。郎中相當於日本的局長,員外郎相當於部長,主事則大體相當於課長。日本的局長、部長、課長,相當於中國的司局長、處長、科長。

    定庵也於這一年被選任為湖北的同知。但他沒有赴任。同知為正五品官,是知府的輔佐官。

    中國的地方行政組織的順序是省、道、府、州、縣。中國的縣比日本的縣小,可以大體比作日本的「郡」。中國的知縣相當於日本的縣知事。他不過是個七品的官兒。中國的府大體相當於日本的府、縣。府的長官叫知府,同知相當於副知府。

    湖北有林則徐,定庵雖然也想去那裡從事地方行政工作,但去了就再也見不到默琴了,因此他還是以六品官在北京,而沒有到地方上去當五品官。

    這一年定庵有不少有關佛教的著述,校訂了七卷《龍藏考證》和七卷《三普銷文記》等。

    弛禁論到這一年已經銷聲匿跡了。許乃濟上奏弛禁,反而導致了嚴禁氣氛的增強。

    義律雖獲准進入廣州,但在那兒無事可做,又返回了澳門。原因是英國政府要採取同清國對等的立場,不准義律以「稟」(請求書)的形式通過公行與清國官方接觸。而清國方面的態度雖准許義律入境,但仍按以前大班的舊例,堅持「如有要求,應通過公行呈稟」的原則。清英兩國的關係再次出現緊張的氣氛。

    英國的強硬派在本國的活動逐漸奏效。不久,英國政府決定派遣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他侖去清國視察。

    北京不斷地督促廣東驅逐鴉片母船。廣東當局通過公行通知義律,鴉片母船如不撤走,將「封艙」,全面停止貿易。但是,鴉片母船仍然屹立不動。

    在許球主張嚴禁鴉片的奏文中,曾列舉了夷商中九名最惡劣的鴉片販子。兩廣總督鄧廷楨通過公行的伍紹榮,命令這九人撤回澳門。但這九人仍賴在廣州不走。

    這一年,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皇即位。

    道光十七年,對道光皇帝來說,又值第七個不祥的「凶年」。但這一年骨肉親人中誰也沒有死。

    皇帝的情緒略有好轉。看來已脫離倦怠期而進入勤勉的季節。寢宮養心殿裡燈火徹夜通明。他在燈光下執著硃筆,批閱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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