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 正文 第十二章 逃難錢
    等冬天到來的時候,沒剩下幾架飛機了。天上落下來的光是雨。然後,有一天,天變冷,下雪了。

    正是在這個星期,我們從揚州又轉到南京,兩地之間坐車要不了幾小時。到南京那天我第一次見到了雪。雪使我想起了羽毛,想起了我和甘玩的羽毛球在空中飄來飄去的情景。

    在南京,我們也有一個空軍派來的勤務兵。這一個跟揚州的那個不同,沒那麼瘋。他老是說,"別擔心,太太,雪下不了多久,在南京,雪就像高級軍官,不會常來,來了也待不長。"

    我和胡蘭從一所大宅子一樓的窗子向外望著。這地方原是個外國商人建造的漂亮別墅,現在成了各色人等的臨時大本營。它共有兩層,有四根廊柱,高高的落地玻璃窗。屋子周圍全是樹——勤務兵說,這些樹全是法國進口的。但現在樹葉已經凋落,根本就分不出是中國樹還是法國樹。屋子坐落在城裡最好的地段,靠近古老的西城牆,再走一段路過去就是莫愁湖,所以它離市中心不遠也不近。

    可要是朝屋子裡面望一眼,情況就完全兩樣了。一進去馬上就會看到:沙發已經被無數人的屁股磨損了,地毯已經被年復一年來來往往的腳步踏薄了,每間房間裡的牆紙都已剝落發黃,廚房角落裡有漏雨的裂縫,整個屋子看上去就像一個沒人照管的孤兒。

    就在我看到雪的那天下午,我正在教勤務兵怎麼清煤爐,免得下次弄得煙霧騰騰。這時,文福回來了,說,"你清這個,不過替別人清罷了。"然後他告訴我們,空軍已經發出通知,我們不久就要離開南京,也許在兩星期內,也許更快。

    "我們來這兒還不到一星期呢。"我說。文福沒笑,我懂他的意思了:日本人來了。

    那天我去空軍的郵局發兩封電報到上海,一封到我存錢的銀行,要他們匯四百元錢給文福的妹妹。另一封給文福的妹妹,告訴她送錢的地方。發電報的小姐幫助我盡可能用最少的字把電文發出去。在給文福妹妹的電報的末尾,我又加了一句,"快,我們馬上就要逃難。"

    逃難這個字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想叫我小姑把這事看得嚴重點,辦得快一點。也許我有點誇大,也許沒有。不管怎麼說,我在那地方加上這個字,因為這個字能使大家都跳起來。

    逃難,這個字什麼意思?我覺得美國沒有跟它意思相同的字。但是在中國我們有許多不同的字來表達所有這一類麻煩。不,"refugee"1不是這個意思,不準確。"refugee"是指你逃難後還活著。要是你還活著,你就再也不想提起是什麼使你逃難的。

    1難民。

    你很幸運,從來沒經歷過逃難。這個字的意思是指一種可怕的危險來了,不光是對你一個人的,而是對很多人的,所以每個人只能自己照管自己。這是一種追趕你的恐懼,一種病,就像發高燒那樣。所以你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快逃!快逃!"——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沒別的念頭了。你頭上的頭髮都豎起來了,就像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了,你連那個要殺你的人的喘氣聲都聽到了。你只要聽到一聲叫喊,看到有人眼睛瞪大了,就足夠了,高熱就變成了寒顫,流遍你的全身,從背脊一直流到腳底,你就不由自主地跑起來,跌倒,再跑,再跌倒。

    你很幸運,連這個字的意思都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訴你,它是什麼樣的,它是怎樣差點兒就落在我頭上的。

    我寫完電文,發電報的小姐問我,"你真的以為我們馬上就要逃難了嗎?"

    我不想嚇著她,就說,"因為我小姑有點心不在焉的,我才故意這麼說,這樣她就會抓緊去辦。"

    那姑娘笑起來了,誇我真聰明。我很喜歡她。我不知道她中文名字叫什麼,但大家都叫她王貝蒂,"漂亮貝蒂",因為她跟大家都很喜歡的影星戴維斯·貝蒂長得很像,也是同樣的髮式,嗓子也有點沙啞,眼睛也是那麼大,只不過眼皮有點下垂,上面有點浮腫。我覺得她有甲狀腺亢進或腎臟炎,才會成這個樣子。

    她是一個典型的南京人,"閃電式結婚"——認識了一個飛行員,馬上就嫁給他,就這麼快。這個飛行員是文福班上的,但我不大認識。婚後大概才兩星期或三星期,他就陣亡了。但他總算還有時間給她留下一個遺腹子。

    四天後,我又去了郵局。我的小姑真夠厲害的,取到錢後兩天她就把錢匯出了,但不是匯給我,而是匯給了文福!這是王貝蒂告訴我的。文福已經來過,把這筆錢取走了。她又能怎麼辦?收款單上寫的是他的名字呀。

    "那是我的錢,是我的陪嫁錢!"我告訴王貝蒂,"再說這錢是逃難用的,是要緊關頭救命用的。"

    貝蒂從熱水瓶裡給我倒了一杯水,"哎,真是太厲害了。這種事總是落在女人頭上,真的。當然,我沒有陪嫁,不像你,四百元,這可是好大一筆錢哩。"

    "總共有四千元,"我糾正她,她的嘴都張大了,"還有傢俱,木料都是上好的,許許多多好東西——可現在全成了他家的了。他們是這麼說的。"

    "我也是的,"她說著,搖搖頭,"我丈夫死的時候,部隊給了一筆撫恤金——全被他家拿走了!一個子兒都不讓我碰。所以你瞧,我只好為自己,也為肚裡的孩子賺點飯錢。"她敲打著正在發電文,"現在他家裡人又說了,我得回到南昌去把孩子生下來,把這個孫子給他們。他們說了,這以後我就可以走了,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我問你,我幹嗎跑到那兒去,受他們的氣?難道我是一隻鴨子嗎——給他們孵蛋,讓他們吃?"

    我不禁笑起來了。王貝蒂就是這麼個人,說話總是很坦白,心裡怎麼想就怎麼說。過了一會,我也放開來談了。

    "我要他把這筆錢還給我。"我說。

    "這就對啦,"她說,"好好跟他講道理。這筆錢本來就是你的嘛,是準備逃難用的。"

    "這錢是我的,是準備逃難用的。"

    "不需要別的借口。"

    "不需要別的借口。"

    我們還想了很多大道理。我回家就跟文福說了。"我們需要這筆錢逃難。"我說,"誰知道我們會碰到什麼事。"

    "誰說我們要逃難了?"他邊說,邊剔牙。

    "不管怎麼說,這是我的陪嫁錢。"我堅持說。

    文福做了個鬼臉,"你要那麼多錢幹嗎——要當個又有錢又快樂的寡婦?"

    "別說這種話!"我喊起來了。

    "那麼你也不該說這種話。"他吼道。就這樣,我想好的所有的大道理都不起作用,好像他心中陰暗的部分看到了我心中陰暗的部分。當然,我沒想過他會死。但這想法一旦被他說破,我的臉就紅了,我的黑心也就藏不住了。你怎麼能跟這樣的丈夫講道理呢?

    那天晚上,我發現我說的一切全是白費口舌,文福早已把錢花得精光。四班的一個廣東飛行員在機場裡留下一輛小車,後來飛機失事死了,文福就把那車買來了。

    啊,多不吉利呀!文福怎麼會想到去買一個死去的飛行員的東西呢?就像他家以前做的生意那樣,把死人的悲劇變成他的快樂。

    "要是我們真的要逃難,"他說,"這個車子就派上用場了。你現在可知道你丈夫的精明了吧。"

    當然,我無話可說。

    "這車跑得飛一樣快。"他又加了一句,還沉浸在對車子的夢想中。

    "可要是他們叫我們去內地怎麼辦?"我說,"那我們就得叫別人一起走了,要麼坐大卡車,要麼坐輪船。"

    "別那麼傻,車子帶不走,我們可以賣給別人呀——價錢能翻倍呢,或者就換金條,不要鈔票。"

    我開始想也許是我錯了,也許這是個好主意,我不該那麼固執。

    "必須是頂呱呱的小車。"我說。

    "霍!當然是頂呱呱的,"他說,"你把我看成什麼人了,難道我連做一筆好生意都不懂?"

    但那天下午,我看到了他開回來的東西,一輛老掉牙的跑車,大概是菲亞特吧,頂篷也截掉了。美國人管這種車叫什麼來著?——JALOPY,一輛破車,就是這種破爛貨。這是一輛小的破車,滿是灰塵和凹痕,也沒個車頂擋風避雨,後門又是打不開的。當然戰爭期間,不管什麼車子,能搞到一輛就算奢侈了。但文福滿不在乎地付給死去的飛行員家屬高出十倍的價錢。他按按喇叭,笑著嚷著,"喂,你覺得怎麼樣?"

    我只好笑笑,讓他認為我很為他驕傲,和死人做成了這麼一筆好交易。然後他要我從那個破門裡爬進去。你想像一下吧:我已經有了六個月的身孕,由於天冷又穿了很多衣服,所以我很艱難地把一條腿伸了進去。文福急著想走了,他衝我咧嘴笑笑,按響了喇叭。

    "我們走呷!"他喊道,然後一腳踩在油門上,發動機就大吼起來,我以為他沒等我另一條腿伸進去就要開走了。

    我讓他帶著我,直衝出東門大街,穿過狹窄的已經結了冰的小橋,然後衝下長長的泥路,一直到紫金山腳下。我的頭髮貼在臉上,冷風從耳邊嗚嗚吹過,腦袋都凍僵麻木了。

    "瞧這個!"文福喊道,開得更快了。我尖叫起來,閉上了眼睛。他來了個急轉彎,我們輪子轉過的地方留下了深深的車轍。

    "這車真棒,棒極了!"他喊道。

    他把車輪轉來轉去,避開路上一個爛泥坑,又避開一輛慢吞吞的驢車。他朝一個小伙子按響喇叭,嚇得他跳進了一個積著雨水的坑窪裡。他衝散了一排六隻小鴨組成的隊伍,這些小鴨剛剛來到這個世界上,還不知什麼是害怕。每次我指出某些很快逼近的危險,或慢慢過來的災難,每當我尖叫起來,或閉上眼睛時,文福就大笑起來。我覺得這是他和我一起度過的最好的時刻。

    第二天我告訴他,我太累了,不想再去開車兜風了。於是他就約家國去,兩人就像一對快樂的男孩開車走了。文福半夜才回家,一臉不高興。

    "玩得痛快嗎?"我問。他沒吭聲。我問他為什麼生氣。他還是沒吭聲。他點了一根煙,給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於是我想,怪了,我怎麼沒聽見他回來的喇叭聲。我朝窗外望了一下,又走到門口,望望黑沉沉的過道和大路,沒有車子。

    "新車呢,哪去了?"我問他。

    我和他一起坐在桌子邊。我看著他一杯又一杯地喝威士忌,一根接著一根地抽煙。最後他終於開口了:"狗娘養的,叫它碰上死鬼!"

    第二天早上,胡蘭跟我講了前一天發生的事,是家國告訴她的。

    他們把車開到了南門外的鄉下,然後爬上一座小山,又從一條小路衝下,一直到了文福以為是平原的地方。他把一隻野兔當作日本飛機,為了追上它,他把車開得飛一般快。但那隻兔子跑得更快,從這條路一下子轉到另一條路,它跳上一個土坡,車子也跟了上去。就在這時車的底座卡在一堆岩石上,就像一隻烏龜趴在另一隻烏龜上,開不動了。

    他想把車子倒回來。家國跳出車子,想把車往前推。然後文福拚命把油門踏板往下踩,讓輪子轉得越來越快,發動機聲音越來越響。最後,——哇!引擎蓋下冒出一團黑煙,火花也躥出來了。

    他倆趕緊跳開,站在一邊,眼看著小車就在岩石堆上著起火來了。火焰越躥越高,於是他們就往後躲。然後,正當他們去找滅火工具的時候,他們才發現周圍的荒地全燒著了,整塊荒地全是這種高低不平的岩石——就像成千上萬隻烏龜擱淺在一片乾涸的海上。

    沒等胡蘭說完,我就知道文福幹了什麼了,他把車子開進一個可憐的鄉村墓地裡了。

    胡蘭叉起雙臂說,"當然,我罵了家國。他怎麼這麼大意,沒教你丈夫更小心一點。"

    當她告訴我文福毀了那車子的時候,我本該大哭一場,我本該大發一通脾氣,他就這麼把我的四百元錢給白白糟蹋掉了。

    但我反而笑起來了。胡蘭以為我瘋了。我笑得那麼厲害,笑得眼淚也流下來,氣也喘不過來,話也說不出來了。

    所以我沒解釋我心裡到底怎麼想的。我好像看到我丈夫站在墳地上,一臉茫然,不知道自己到了哪兒。我好像看到小車在岩石堆上燃燒,彷彿弔唁者在給死者送禮。我為那個死去的廣東飛行員感到高興,原本屬於他的小車又開到天國去了。

    同一天上午我和胡蘭進了城。我披上了我的那件長長的綠外套,穿一雙平時穿的鞋子,因為到市中心有三四里路。你問一里多遠?大概是你們美國人所說的一公里的一半路程吧。這段路我得走去。我不像你,上雜貨店買東西都要鑽進小車開兩個街區。

    路上我在郵局停了一會,又拍了一個電報。這次是拍給花生的。她現在已經嫁了一個很有錢的上海人,是那個算命女人給她找的。我要王貝蒂寫一封跟上次一模一樣的電文:"我們馬上要逃難了。"只不過這一次我又加了句:"直接匯江雯麗本人四百元。"貝蒂沒問另外四百元到哪兒去了。可我想她已經知道了。

    拍完電報,我和胡蘭就直奔市場去買我們的雜貨。那天早上很冷,我記得當時我還望望烏雲密佈、灰濛濛的天空,說,"說不定又要下雪了。"

    胡蘭也抬頭望望天,"雲還不夠多。我聽說這裡整個冬天只下一兩次雪,不會一場接一場下的。"

    我們到了市場,這時大概十點鐘左右,攤販們天一亮就在這兒占好位子了。他們現在很想做些小生意暖暖身子。市場外面小伙子們蹲在堆積如山的蔬菜前,市場裡面是一排排的桌子,上面擺著豆腐桶、盤秤、番茄和蘿蔔,還有一籃籃香菇,一盆盆活魚,從南邊運過來的淡水蟹、小麥、雞蛋和生麵條。

    人們像長龍一樣經過攤位,口中呵著熱氣,形成一團團小霧。早上的這個時候,大家都還很開心,還沒有被一天的勞累所壓倒,已經在考慮晚上的那頓菜的配料了。

    我和胡蘭隨著炒栗子的香味往前走,現在我們已經站在那個小攤前了。他抖著裝得滿滿的一籃黑金般的栗子。這時離我們吃早飯差不多已過了三個鐘頭了,於是我們兩人都同意:來一把炒栗子正好暖暖手。

    "你們來得正是時候,"攤主說,"半個鐘頭前我剛剛加過蜜糖,殼都崩開來了。"他取出兩個紙袋,給我們一人包了六顆。

    我剛剝開一顆準備把熱乎乎的栗子送進嘴裡,忽然,街上傳來一聲驚叫,"日本飛機!災難來了!"接著我們就聽到了飛機聲,遠遠聽去就像打雷一樣。

    所有的人,所有的攤販,全都開始互相推搡著,奔跑起來。栗子籃傾倒了,母雞呱呱呱地叫著,在籠子裡撲騰。胡蘭抓住我的手,我們也開始奔跑起來,好像我們能跑得過飛機似的。飛機聲越來越響,直到我們的後背,就像大象吼叫一樣。我們知道子彈和炸彈就要投下來了。周圍的人一下子全趴下了,就像田野裡的小麥一下子被風吹倒那樣。我也趴下了,是胡蘭把我推倒的,但因為我肚子那麼大,只能側身躺著。"這下我們死定了!"胡蘭哭了。

    我把臉緊貼地面,雙手抱著頭。人們在尖叫,我們也聽不清,因為頭頂的飛機聲實在大響了。胡蘭的手拉住我的肩膀,我能感到她的手在發抖,要不,就是我的身體使她發抖的。

    過了一會,飛機聲好像遠去了。我感到我的心怦怦直跳,於是知道自己還活著。我抬起頭,看看別人也把頭抬起來了。我感到大運氣,太高興了。我聽到有人在喊,"菩薩保佑,謝天謝地!"然後我們聽到飛機又飛回來了。所有感謝菩薩的人現在都罵起來了。我們又低下了頭,我以為這些咒罵聲是我最後的記憶了。飛機來回盤旋著,人頭隨著飛機而忽上忽下,就像在向日本飛機磕頭。

    我真是又生氣又害怕。我想起來跑了,但我的身體太笨,爬不起來。雖然我很想活下去,可腦袋裡想到的只是死。也許是因為周圍的人全在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已經在召喚佛來引他們到另一世界裡去了。

    我想,我們已經死了嗎?我怎麼知道的?我好像覺得呼吸已經停止了,但我的思想還很活躍,我的手還能感到地面的冰冷和堅硬。我還能聽到飛機聲,現在它到哪去了,好像越來越遠了。

    念佛聲停止了,但我們還待在地上,不敢出聲,不敢動彈。過了很久,我才聽到有人在小聲說話了。我感覺到周圍的人爬起來了,有人在嗚咽,有個小孩哇哇大哭起來。我不想起來看周圍發生的事。胡蘭搖搖我,"你受傷了嗎?快起來!"可我沒動。我不相信自己的感覺。

    "起來!"胡蘭喊道,"你到底怎麼了?"

    胡蘭幫我站起來。我們慢慢地抬起頭來,那同一片麥地現在也直起身來了。我們大家都小聲說:"沒血。"胡蘭叫道:"沒血!只有雪!"至少是她首先想到了這一點。她說了後,我也想到了。無數的大雪片蓋住了大街,落在趴在地上的人們的背上。

    我抬起頭,看到天上雪還在落下來,每一片都有紙那麼大。我們前面的一個攤販撿了一張起來,原來是一張薄紙,他遞給我:"上面都說些啥?"

    紙上畫了一個中國小姑娘坐在一個日本軍人肩膀上。"日本政府說,"我說,"如果我們不抵抗,大家就會得到好的待遇。不用害怕。如果我們抵抗,大家就會遭殃。"

    這時我聽到一個中國士兵在大街上叫起來了,他像瘋了似的,用腳踢那些雪片一樣的傳單。"撒謊!撒謊!"他嚷道,"他們在上海也說過同樣的話。瞧他們是怎麼對付我們的!我們的軍隊還剩下什麼!只剩下一些破布來擦乾中國的血跡!"

    一個老太婆開始罵他了。"別說了!別踢了!你得規矩點,要不我們大伙全跟著遭殃了。"但那士兵還是吼著。那老太婆朝他腳上吐了口痰,背起自己的袋,走掉了。於是大伙七嘴八舌地說開了。有人開始吼起來,過了一會整條大街全被恐慌的聲音淹沒了。

    我告訴你,那天,當這種恐慌症傳染開來時,每一個人都好像換了個人。只有當你逃難時,你才會發現你心中早就有這麼一個人存在著了。我看到人們開始搶食物,偷東西,攤販們也離開了熱氣騰騰的爐子。到處能看到人們在打架,在爭吵,孩子找不到大人,哇哇大哭,大家互相推搡著擠進公共汽車,當他們看到大街上人太多,車子開不動時,又全從車上跳下來了。

    胡蘭叫我們前面的三輪車伕把我們拉回家去。但他剛跳下車子要扶我們上去,一個大漢將他推倒在地,跳上三輪車騎走了。沒等我說出"好可怕呀",一個要飯的小男孩撲過來,要來搶我手中的錢包,胡蘭把他打開了。

    突然有人喊:"快跑!快跑!"大家就拚命跑了起來,一群人向我們衝來。一大桶冰魚翻倒了,好像一隻花瓶。一個女人倒在地上哭著——這哭聲好慘哪,哭了好久,直到成千上萬的腳步聲把它淹沒。胡蘭扭住我的胳膊,弄得我暈頭轉向,讓我跟著人流往前跑。然後我們就被捲進了人流,夾在人縫裡左衝右突。我能感覺到無數的胳膊和膝蓋抵住了我的後背和肚子。人越來越多,越來越擠,我們被夾在中間,只能隨著人群,一起喘氣,一起流動。

    胡蘭一隻手搭在我肩上,不斷把我往前推。"快走,快走。"她在我後面,口中唸唸有詞,好像在做禱告。"快走,快走。"每走一步她都要這麼說。突然人群來到一個開闊地帶,一下子散開了。我發現前後左右沒人推搡了,大家都管自己各奔東西。

    "走這兒,走這兒。"胡蘭說。我感到她的手從我肩頭鬆開了。

    "走哪條路?"我朝後問,"胡蘭!"

    沒人回答。

    "胡蘭!胡蘭!"我喊道。我回過頭去,撥開周圍的人,但沒找到胡蘭。我又回過頭來,還是沒有。

    我處在人流中,心中充滿了孤獨和恐慌。我的目光掃過從我身邊跑過的每一個人,我左顧右盼,上下打量,不見她的蹤影。

    "媽!媽!"不知怎麼回事,我喉嚨裡竟喊出了這樣的字眼,"媽!媽!"好像那個早就拋棄了我的人竟能救我似的。

    那天我真是太傻了。我完全可能被那麼多的陌生人撞倒,踏扁,踩死,我肚子裡的娃娃也可能被人撞出來。可我竟然在人群中踉踉蹌蹌地走著,喊著我母親,喊著胡蘭的名字。

    要是你問我,到底過了多久,過了多少鐘頭,我才被發現,我無法告訴你。等我神志清醒過來,我才明白,原來我坐在一條長凳上,呆呆地望著手中捏著的一顆栗子,就是日本飛機來之前我剛剝開準備吃的那顆栗子。我又想笑,又想哭,我居然在性命都差一點丟掉的情況下還捏著這顆栗子不放。我剛想扔掉它,忽然覺得應該把它保管好。世界變化得太突然了,心裡冒出來的最重要的念頭居然是這樣的。整個城市都瘋了,胡蘭也不見了,可我居然在考慮要不要保存這顆冷栗子!

    "嗨,大妹子!我希望你還給我留了一顆!"遠處傳來一個聲音,把我從噩夢中驚醒過來了。

    我看見胡蘭從一輛三輪車上跳下來,撲向我。你想得到嗎?經受了這樣可怕的災難後,她居然還有心思開玩笑,我卻以為她已經死了!我高興地哭著向她撲過去。

    "快上來。"她說著,伸出一條胳膊,把我拉上去。我丟掉了手中的栗子,然後掙扎著爬上狹小的後座。胡蘭自己踏著三輪車。她遞給我一根木棍,是一條凳腳或椅子腳。

    "要是有人想搶這輛車,就用這個揍他們!"她喊道,"你只能這麼幹,明白嗎?揍他們!"

    "揍他們!"我重複說了句。我的心跳加快了,我瞧瞧四周,背後,舉起棍子,對準一個盯著我的男人。

    直到快到家的時候,我才想起間她這車子是怎麼弄來的。

    "這世道真是亂透了。"她說,"我們一到那個空地裡,我總算透了口氣,瞧瞧四周,忽然我發現,那個從我們旁邊的車伕手中搶走三輪車的男人就在前面,他正在蹬車,沒幾步遠。我連想也沒想,就撲上去,用力把他從座位上推了下來。他一倒下,我就跳上車,一路蹬來找你了。我看你穿著綠外套,也在找我,但我剛要喊你,就在那一刻,有個人向我撲來了。哇!他手裡還揮著一根棍子,想把我打下去,把車弄走,就像我幹的那樣,也像我之前的那個男人幹的那樣,可我早就準備好了,沒等他下手,我就把那根棍子奪過來了,然後我就用它把那男人趕走了。"

    她朝我晃晃手,她的一個手指頭好像破了。"你瞧這世道真是亂了套了。"她說,"連我都這麼凶了。"

    就在那天我們離開了南京。

    所以你瞧,我這輩子還算幸運的。我沒有真的逃難,只不過和逃難沾了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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