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在法國這個國家，人們變得彼此最為相似
誰注意考察舊制度下的法國，誰就會碰到兩種截然相反的景象。
表面上，在舊制度下生活的所有的人，特別是那些置身社會中上層的、唯一引人注目的人們，他們彼此之間簡直完全相同。
然而，在這彼此一致的人群中，還豎立著無數小障礙物，將人群分割成許許多多部分，而在每個部分的小圍牆內，又似乎出現了一個特殊社會，它只顧自身利益，不參與全體的生活。
想到這種幾乎無止境的劃分，我便明白，既然法國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機中共同行動、互相支持的精神準備，所以，一場偉大的革命就能在一瞬間徹底推翻這樣的社會。我想像到了被這場大動盪本身所推倒的全部小障礙物；我馬上看到一個比以往世界上可能見到的任何社會都更為密集、更為一致的冰冷的社會。
我說過，在幾乎整個王國，長期以來，各省特有的生活已經消失；這就促使一切法國人彼此極為相似。透過依然存在的各種差異，國家的統一已經明顯可見；立法的一致性是國家統一的表現。隨著18世紀的進展，國王的敕令文告、御前會議的判決數量增加，它們在整個帝國以同一種方式執行同樣的規章制度。不僅僅統治者，而且被統治者也認為法律應普遍一致，在各地都一樣，對所有的人都一樣；這種思想，在大革命爆發前30年不斷出現的改革規劃中均有體現。而在兩個世紀以前，這種思想的材料，假使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還竟告闕如。
不僅各省之間越來越相似，而且各省之內，不同階級的人，至少是所有置身平民百姓之外的人，變得越來越彼此相似，儘管他們的地位各異。
1789年不同等級所呈陳情書最能證明這一點。人們看到，那些起草人因利益而發生深刻分歧，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他們又顯得彼此相同。
如果你研究初期三級會議，定會看到完全相反的情景：資產者與貴族那時有著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務；他們表現出更輕微的互相仇恨；但是他們彷彿仍屬於兩個不同的種族。
時間維持了並且在許多方面加劇了這兩種人不同的特權，時間也起著奇異的作用，使兩者在所有其他方面變得彼此相同。
若干世紀以來，法國貴族不斷貧困化。「儘管享有特權，貴族每天都在破產、消亡，第三等級卻佔有財富」，一位貴族在1755年悲傷地這樣寫道。保護貴族財產的法律倒是始終如一，貴族的經濟地位亦未出現變化。然而，隨著貴族權力的喪失，他們以相應的比例到處陷於貧困。
人們會說，在人類制度中，如同在人體內一樣，在履行不同生存職能的各種器官之外，還存在一種看不見的中心力量，這種力量乃是生命的本源。器官看來仍像以往一樣運動，然而卻是枉然，當這賦予生命的火焰最終熄滅時，一切頓時落入衰弱與死亡。法國貴族還享有種種替代繼承權利；伯克甚至注意到，在他的時代，替代權利在法國比在英國更加常見，更有強制性，如長子繼承權、永久地租，以及人們所謂的一切用益權；貴族已經免除了為戰爭支付的大量錢財，但是貴族保持免稅權，而且這種權大為增加，這就是說，他們在失去職務的同時，保住了補貼。此外，他們還享有許多他們的先輩從未享有的金錢上的好處；然而，隨著治理的習慣與精神的喪失，他們逐漸貧困化。我們在上文中提到的那種大規模的地產劃分，其部分原因，正是貴族的逐漸貧窮化。貴族將土地一塊一塊地出賣給農民，只保留領主的定期租金，定期租金使貴族僅僅維持徒有其表的門面而已。在法國的許多省，如蒂爾戈提到的利穆贊，只有貧窮的小貴族，他們差不多不再擁有土地，只是靠領主權和地租維持生活。
一位總督早在本世紀初就寫道：「在這個財政區，貴族家庭的數量仍然增至幾千家；但是其中年金近2里佛的人家還不足15家。」1750年，從另一位總督（弗朗什—孔泰的總督）向其繼任者所作介紹中，我讀到這樣的話：「這個地方的貴族相當和善，但非常貧窮，他們既驕傲又貧困。同他們過去的境遇相比，他們受到莫大的侮辱。使貴族處於這種貧困狀態，迫使他們服務、向我們求援，這並非壞政策。」總督補充道：「他們組成一個團體，只接納那些能證明四代宗親為貴族的人。這個團體未得到許可證，只不過被容忍而已，它每年一次，在總督蒞臨下，召集會議。他們一起用餐和做彌撒後，各自回家，一些人騎著駑馬，另一些人徒步。你會看到這種集會多麼滑稽。」
貴族逐漸貧困化這種現象，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歐洲大陸或多或少都可見到，在那些地方，像在法國那樣，封建制度已經消失而又無新的貴族制形式代替它。萊茵河流域的德意志民族中，這種沒落尤為明顯，特別引人注意。只有在英國，情況截然相反。在那裡，迄今猶存的古老貴族世家不僅保持著，而且還大大增長了他們的財富。他們不僅在財富上而且在權力上仍首屈一指，在他們旁邊成長起來的新貴族只能模仿他們的富有，而無法超越他們。
在法國，大概只有平民繼承貴族失去的所有財產；有人曾說他們是吸取貴族養分壯大起來的。然而沒有任何法律阻止資產者破產，也沒有任何法律幫助資產者致富；可是資產者卻不斷發財致富；在很多情況下，他們變得與貴族一樣富有，有時比貴族還要闊氣。而且他們的財富常屬同一種類：儘管他們平時住在城裡，他們常常是田地的所有者，有時甚至還取得領地。
教育與生活方式已經使這兩種人具有無數其他相似之處。資產者與貴族具有同樣多的知識，而且尤須注意的是，資產者的知識恰恰是同一來源。兩者都由同一光明照亮。對於雙方來說，教育同樣是理論性與文學性的：巴黎越來越成為法蘭西的唯一導師，它已賦予一切人以同一形式和共同的行為舉止。
18世紀末，人們尚可以看出貴族與資產階級的舉止行為有所不同，因為，人們所謂的舉止行為這種外表的風尚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變得一致；但是，實質上，所有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都彼此相似；他們具有同樣的思想、同樣的習慣、同樣的嗜好，從事同樣的娛樂，閱讀同一類書，講著同一言語。他們除權利外，概無差別。
我懷疑這種現象當時在其他國家能否達到同樣程度，即便是在英國，雖然不同階級被共同利益牢固地拴在一起，但他們仍舊常常在精神和風尚方面有所差異；因為具備這種奇異力量的政治自由，雖然能在一切公民之間建立必要的關係和互相依附的聯繫，卻不能因此而使他們永遠彼此相等；正是獨夫體制，天長日久，使人們彼此相似，卻對彼此的命運互不關心，這是獨夫政體的必然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