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社科院讀了三年研究生，那三年中，哲學系始終處在顛沛之中，先後搬了三次家。第一學年在工會幹校，地處鬧市，又守著一個陶然亭公園，日子過得還比較有意思。由於住房擁擠，我常到公園裡看書和讀外語。覺得悶了，就和一二同學結伴，騎車到處轉，看各種熱鬧。我還重獲了買書的樂趣，外國文學書籍剛剛放開，開始陸續出版，我基本上是見一本就買一本。從那時起到八十年代後期圖書大漲價之前，十來年間出版的此類書，包括小說、詩歌、散文，我搜集得相當齊全。當時新華書店有一些機關門市部，往往隱藏在某一條小街上，打折出售積壓的文革前出版的書，真正價廉物美，我到處尋訪這樣的寶庫，必能滿載而歸。
與工會幹校簽訂的合同為期僅一年，第二學年一開始，我們搬到了通縣北苑旅館。這是一家汽車旅館，俗稱大車店，是司機們過夜的地方。宿舍的窗口正對著停車坪，那裡日常停放著幾十輛過路卡車。每天從早到晚，從深夜到天亮，卡車、拖拉機、摩托車的馬達聲此起彼伏，無休無止，吵得人心驚肉跳。最大的問題是無法睡覺，每天深夜三時半，就開始響起汽車發動的聲音，持續不斷，愈演愈烈，終於響成一片。天天生活在這種環境裡，簡直要發瘋，遑論靜心讀書。因為遠離市區，生活也十分單調。每天晚上，不管節目多麼無聊，走廊上那台小小的黑白電視機前總是聚集著許多觀眾，他們是研究生哪，可是不能怪他們，這是他們唯一的調劑。受一些同學委託，我給人民日報社寫了一封信，反映噪音對學習的嚴重干擾和我們忍無可忍的心情。這封信在內參上刊出了，驚動了社科院的領導。於是，系裡趕緊另找地方，從第二學年下學期起，我們搬到了位於石景山區的十一學校。不久後，整個研究生院撤離北師大，都搬進了十一學校。畢業前夕，研究生院用地批下來了，在京順公路邊荒涼的西八間房，我們又搬了一次家，住進工地上臨時搭建的簡易鐵皮屋裡。
在三年中，不但居無定所，而且課程也很不規範，好在我一向喜歡自學，對此也就無所謂。全系的大課只有《資本論》，從中央黨校請來的教員，我聽過一回，講解的方式是所謂領讀，像中學上語文課那樣講段落大意，實在乏味，我再不去聽了。開第二外語課，我選擇了德語，這倒是需要聽課的，但系裡久久聘不到老師。終於聘到了一位，來自第二外語學院的林先生，這個畸零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開始，很多同學選學德語，當我走進充當教室的小屋時，人已滿。桌邊坐著一個人，穿著骯髒的工人服，露出裡面油膩黑亮的白棉毛衣圓領，腳上是一雙沾了泥漿的舊運動鞋，像一個泥瓦匠。那天下雨，他戴一頂舊草帽，弓著背，看不見他的臉。我落座後，彎下腰，才看見了他的許久未刮的臉和一副深度近視鏡。他低著頭，說話了，帶廣東口音，吃力地選擇著字眼，常常詞不達意。他先作自我介紹，五十八歲，西南聯大畢業，曾師從馮至和楊一之學德語，舉出好幾個名人是他的同學，但他自己至今是一個講師。後來聽說，他娶了一個沒有文化和職業的女人，生了六個孩子，其拮据可想而知。開始上課了，他不做任何講解，帶著大家朗讀長長的德語句子，邊讀邊搖頭晃腦，對於這些句子，我們既不知道讀音規則，也不知道意思。上第二堂課時，多數人不來了，說他是精神病，只剩下了四個學生。我始終懷著極大的同情聽他的課。學生這麼少，他仍講得很起勁，做出誇張的姿勢向我們示範發音，因為是侏儒身材，又常常爬上椅子去板書。一個能說流利英語的同學說，其實他的發音很標準。一次課後，這個同學把林先生留下為自己錄音，錄了幾個小時，然後請了一頓午飯。回到宿舍，他見人就說，這老頭真能吃，一頓飯吃了七兩，四隻菜全部掃光。錄了這次音之後，這個精明的同學也不來聽課了，開始暗中活動另聘教員。可憐的林先生不到一個月就被辭退了，潦倒了一生的他，又遭受新的打擊。
新來的老師是某出版社的一位德語編輯，時間不長，他自己不願教了。因此，我學德語基本上是自學的。最令我苦惱的是沒有課本，跑遍全北京買不到，只好趁別的同學不用時借來看一眼。直到小早在他供職的學校的圖書館裡發現了兩冊文革前北外編的課本，借出來寄給我，我才能夠比較認真地自學了。後來，這套課本重新出版，別的德語書也陸續出版，資料不再是問題。因為缺少聽說的環境，我自己也不耐煩做這方面的練習，我的德語基本是聾啞的。不過，我對語法和語義有很好的理解力，因此，幾年後，我就能夠不太費力地閱讀和翻譯尼采的著作了。我的英語也是自學的，能夠依靠詞典看書，有時還看出了英語高手的翻譯錯誤。可是，我越來越發現，我在語言聽說方面事實上有些先天不足，學起來比那些一般智力不及我的人吃力得多。承蒙歌德學院北京分院的好意，曾經讓我免費學習，但我學了一個多月就半途而廢了。我在那裡成了一個新聞，人們悄悄議論說，有一個人翻譯尼采特棒，卻一句德語也聽不懂。此後我兩次到德國，加起來接近一年，但長進仍不很大，只能應付最簡單的會話。我自己分析，原因一是我的智力類型，短於聽覺記憶，二是我的性格，拙於交往和言談。我只好自我解嘲，對自己說：當年王國維從英文翻譯了許多書，並且與伯希和、斯坦因等人過從甚密，還不是一句英語也聽不懂說不出麼？可是，天下舌人車載斗量，王國維卻只有一個，無人能夠替代。我當然可以發狠下一番功夫，未必沒有收效，但實在捨不得我的寶貴光陰。不能自由聽說肯定是一個缺憾，然而，在認清了我的能力和興趣的性質之後，我便寧可容忍這個缺憾了。
乍回到北京，我帶著鄉下人進城的新鮮感看待一切，任何人的一點才華都使我眼花繚亂，欽佩不已。隨著新鮮感消失，我漸漸恢復了客觀評價的能力，結果是增添了自信心。在思維敏捷的才子身上，我看出了洋場惡少的影子。從滔滔不絕的論辯中，我聽出了單調的說教。有一個來自上海的同學，經常當著眾人之面慷慨陳詞，罵當局幾句，實則趨炎附勢，常常為了一點兒實際利益討好他心中鄙夷的人。有一回，我抄起一本書上廁所，因為討厭這本書的極左調子，便開玩笑說這樣的書也就配在廁所裡翻翻。該書作者在社科院，這個同學很快把我的戲言報告了他。我當然無須諱言我的觀點，但這個同學平時總對我表示親近，卻幹出如此不光明的勾當，實在令我吃驚。與人接觸時，我經常發現，比我聰明的人多的是，可是，在這些比我聰明的人裡面，十之八九都比我膚淺。另一個使我遺憾的事實是，世上有聰明人，也有老實人，但缺少心靈美麗的人。
研究生二年級時，現代外國哲學學會成立，在太原開會，我們這些相關專業的研究生也參加了。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學術會議，感到有趣的不是會上的討論，而是會下的交遊。遊覽當地名勝，有人提議賦詩，我賦了一首《晉祠》：「天下廟堂難計數，晉祠別具窈窕風。隋槐斜扶聖母殿，周柏半遮邑姜宮。內有似嗔似怨女，卻無呆頭呆腦僧。可憐四十二佳麗，千載幽居暗壁中。」周紅是一年級新生，她賦了一首《游玄中寺》：「玄中高築在雲台，風打山門報客來。佛祖已辭東土去，香煙空繞廟堂回。撫碑細索窮通理，尋紙爭描絕代才。欲問誰知玄妙意，清風鳥語久縈懷。」這首詩顯出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遠非我所能及。人們評論說，我風流倜儻，她充滿禪意。從交談中知道，她是為了克服情感的痛苦而選擇學哲學的，我便唱和一首，揭露禪意背後的困惑：「玄中久已印心台，歷盡滄桑佛自來。身是遊人閒賞玩，神迷淨土苦徘徊。為療隱痛求哲理，因賦新詩露慧才。回首凝眸過往處，青煙繚繞愁滿懷。」返京列車上，一位老師寫五言詩述平生不得志，有「呼嘯神明知」之句，周紅和詩勸慰，有「神明我自知」之句，他們拿給我看，老師說：「怎麼樣，也寫一首吧？」我幾分鐘交了卷：「白雲來復去，此心兀自癡。秋風送北雁，春雨牽愁思。低棲常高唱，白髮猶青絲。混沌大世界，神明孰可知？」他們一個悲觀，一個用樂觀勸悲觀，我把他們都否了，來一個超脫，無所謂悲觀樂觀。老師歎道：「難怪有人說二周了得。」我與周紅的接觸僅此一回，之所以在這裡提及，是因為最近我意外地翻到了當時抄錄的這些詩稿，二十五年過去了，人生中早已湮滅的一幕小小情景又重現眼前，別有一番滋味。在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寫過舊體詩。
我的指導教師賈澤林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他比我大十歲，性格開朗，充滿活力，待我如兄長一般親切，我們相處得很融洽。在同學中，當時與我私交最密的是蘇國勳和王潤生。蘇是我的同專業師兄，對我也十分愛護，愛護中又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器重。王比我小十歲，也從廣西考來，頭腦清楚，處事自信沉著，我們的氣質和理念都很不同，他信奉功利主義倫理學，我更接近於存在主義，但我們在一起始終坦誠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