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必須是高質量的，真正以愛情為基礎，這是我的絕對要求，我決不能忍受兩人不愛而仍在一起生活。兩個人只有愛到了想永不分離的地步，才應該結婚。但是，事實證明，即使懷著這樣的心情結了婚，仍不能保證白頭偕老。愛情有太多的變數，不完全是人力所能控制，可是，因相愛而結婚的人至少應爭取把變數減到最小量。
一、解凍
1978年10月，我走出廣西山溝，重返闊別十年的北京，立刻就置身於一種令人興奮的氛圍中了。轉型初期的北京，正是一派解凍的景象。
由於沒有自己的校舍，社科院研究生院暫時設在北師大校園裡，租用那裡的教室和宿舍。唯有哲學系例外，在北京市工會幹校租屋辦學，地點在陶然亭公園南面。一間大教室住十二個人，每人只有一張床和一隻小桌子的空間，十分擁擠。草創之初，看得出社科院沒有辦學經驗，課程和教員都落實不了，給人以亂糟糟臨時對付的感覺。不過，這一切都不算什麼。對於我來說，重要的是生活已經重新開始，我感到自己有無窮的精力，前面的路再次通向種種美好而未知的事物。
開學幾天後，研究生院黨委書記溫濟澤在北京實驗劇場作報告，把研究生們的興奮心情推向了高潮。他在報告中列數中國社會科學的貧困狀況，號召我們發奮改變，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兩萬人口的小國聖馬力諾出版了幾十卷的百科全書，要與我國交換，而我們只拿出了一本新華詞典。他慷慨激昂地宣佈：「我們研究生院是貧農，無立錐之地，可是，今後我們要讓你們每人住一間房，安上彩色電視！」須知彩電在那時尚屬稀罕物品呀。他還宣佈：「我們不但要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而且還要不裝袋子。現有的檔案也要清理，把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統統去掉！」我清楚地記得，說到這兩處時，全場真正是掌聲雷動，而這位天真的熱血老人自己也感動得熱淚盈眶了。不消說，他的諾言未能兌現，至少直到我們畢業，研究生院仍無立錐之地，依然寄人籬下。至於民主化的進程，也比他所想像的曲折漫長，後來他自己好像就吃了不少苦頭。當然，進展也是巨大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檔案對人的束縛越來越弱，「裝袋子」已經不再能嚇唬多少人。
11月下旬的一天，我騎車經過長安街，發現從西單到電報大樓的長圍牆邊聚了許多人，人們在看大字報。觀者最多的是一張小字報，那是一封致《於無聲處》編劇的公開信，批評這出當時大受讚揚的以天安門事件為背景的話劇並沒有揭示事件的真實根源——毛晚年的形而上學思想。在我的印象中，這是反思毛晚年的最早公開言論。接著，反思很快呈燎原之勢。幾天後，我經過歷史博物館，南邊是建築工地，只見高坡下人山人海，馬路邊停滿了自行車。在工棚的木板牆上，貼著一份二十來張紙的大字報。第一頁是簡短的聲明：「我們以實際行動來實踐憲法關於結社自由的規定，宣佈在北京成立啟蒙社。」署名是「貴州的幾個青年工人」。正文內容為民主和人權。這份大字報因觀點鮮明而引人注目，在當時被廣泛談論。
其後，在官方允許下，西單民主牆成為集中貼大字報的地方。那些天正開三中全會，彷彿是一種呼應，社會上思想也十分活躍，並觸及了體制問題，諸如終身制、領導人歷史和現實表現的透明性等。每天，民主牆前熱鬧非凡，馬路邊停放著數以百千計的自行車，人群熙熙攘攘，擠在前面的人高聲朗讀，其餘的人側耳傾聽，有的人在埋頭記錄。老外格外活躍，擠在人群裡給大字報拍照，或者興高采烈地與周圍的中國人交談。
後來形勢變得複雜起來，民主牆漸漸蕭條了，但仍苟延了一年左右。我偶爾還去看看，多的是赴京告狀者的控訴和精神病患者的夢囈。有時也能看到好玩的東西，例如，一張題為《胡言亂語》的大字報主張性自由和裸體，一封致美國總統卡特的公開信申請移居美國。這兩種要求在當時都足以被看作胡言亂語，不少觀者報之以驚詫或恥笑。人們很難料到，在若干年後的中國，移居國外的自由和相當程度的性自由都成了事實，受到了法律的承認或默許。
除了思想的活躍之外，藝術也呈現活躍的景象。朦朧詩從地下走到地上，油印詩刊《今天》在大學生中流傳，芒克、北島、顧城、舒婷等人獲得了許多青年崇拜者。1979年春天，全北京都在談論一個題為《自然，社會，人》的攝影展，它的廣告貼在民主牆上，舉辦者是一個叫「四月影社」的民間團體，展出地點卻是中山公園，開了新時期民辦藝術活動的先聲。在文化禁錮許多年後，它的展品也的確令人耳目一新。湖面上兩隻鵝，頭和脖子埋在水中，屁股朝著鏡頭，旁白是：「別讓他們照，誰知道他們什麼目的。」兩個老太婆彼此隔著一段距離，把耳朵貼在回音壁上聽，對白是：「聽見了嗎？」「聽見了。」「說什麼？」「聽不清。」這類巧思令參觀者忍俊不禁。
電影包括許多國外原版片暫時解禁了，有門路的單位各顯神通，源源不斷弄來放映。那些日子裡，人們生活中的一項主要內容是到處看電影，有時一天要趕好幾場。大多是未經譯制的原版片，由懂外語的人客串做同聲翻譯，但水平懸殊。原版片中常有裸體或色情鏡頭，遇到這種情況，彷彿有不成文的規定，放映員必定現場作技術處理。一般是改變焦距，使銀幕上一片模糊，或者遮擋一下鏡頭，或者乾脆掐斷，結果把整部影片弄得支離破碎。
手提式錄音機在當時還是新鮮玩意兒，人們紛紛托人從沿海地區買來走私貨。鄧麗君的歌曲剛剛從香港傳入，愛好者們爭相轉錄和播放。商店裡大批出售曾經遭禁的喇叭褲。街上奇裝異服多了，留長髮的多了，彷彿突然從地下冒出了一大批藝術家。在公園裡，在馬路上，情人們當眾摟抱接吻。這是正在解凍的中國，不同類型的人在不同方面扮演著先鋒的角色，深刻的人在革新思想和藝術，淺薄的人也在通過追求外表的時髦改變著保守的生活觀念。
社會上的浪潮在研究生中也引起了震盪。有一天，我們宿舍裡爆發了一場辯論，起因是一個同學逛陶然亭公園，看到戀人們在長椅上親熱，大受刺激，回來發議論，譴責這是不講道德。我反駁道：「人家礙著誰了，怎麼就不道德了？」在場同學立刻唇槍舌劍起來，新舊兩派各四人，勢均力敵。爭論的焦點是性自由。我陳述我的觀點說：我們國家提倡晚婚，而婚前性關係均被視為不正當乃至非法。人到一定年齡就有性要求，這是自然規律，強行壓制的結果是，大部分人不得不苦悶地度過一長段青年時期，而那些不慎或膽敢衝破壓制的青年則備受輿論的指責，行政的干涉，留下了洗不掉的污點，影響一生的前途。同時，由於婚前不准同居，結婚是滿足性要求的唯一途徑，因此造成了許多不成熟的婚姻。結論是婚前應該有性自由。另一個現代派補充說：不但婚前，而且婚後，也應當有性自由。話音剛落，保守派嚷成了一片：「天哪，這不是亂了套了嗎？」「簡直是在為流氓活動辯護！」「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我們反駁說：在一切性關係中，只有賣淫和強姦才是流氓活動。一個保守派強調：已婚者應該忠於自己的愛人。這時候，一直沒有說話的第四個現代派慢條斯理地口吐驚人之語：「打個比方吧，一個中國人，有時去日本玩玩，有時去美國玩玩，能說他不忠於中國嗎？」眾人大嘩，一齊哄笑起來。這第四個現代派名叫王小平，是已故作家王小波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