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小學生中流行許久的「死亡筆記」終遭查繳。5月25日，黃國「掃黃打非」辦下發通知，要求各地開展一次為期一周的查繳日本漫畫《死亡筆記》等恐怖類非法出版物專項行動。
《死亡筆記》，特別是由這本漫畫延伸出來的「死亡筆記本」遭到了許多教育工作者和專家的口誅筆伐。在媒體相關報道中，常出現這樣的畫面：
幾個月前，王女士給上初一的兒子收拾房間時意外發現了一本黑乎乎的筆記本，封面上寫著「DEATHNOTE」，打開來一看，裡面寫的內容讓她手腳發軟——「2007年4月21日上午9點，馮XX去超市買水，被汽車撞飛，當場斃命。」「我真不敢相信，一向不愛說話文文靜靜的我子會寫出這麼可怕的東西……」王女士哽咽著說。
目前，江蘇、上海、河南、廣西、新疆、福建、湖北、四川、重慶、廣東等地的文化執法人員均已查獲大量非法出版的《死亡筆記》以及「死亡筆記本」，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中小學周邊的相關店舖進行了拉網式清查。可以預料，在短時間內，它將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
病態而過激的正義
《DEATHNOTE》（死亡筆記）是2003年12月開始在日本《少年Jump週刊》連載的心理懸疑漫畫作品，至今累計發行近千萬冊。這部由小畑健創作的漫畫在一些漫畫迷中反響熱烈。近兩年被翻拍成同名電影，被許多中國「DN迷」所推崇。
夜神月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他為人正直，希望所有罪犯都得到應有的懲罰。然而，他目力所及的世界，並不如其所願。當罪大惡極者可以通過法律內外的各種途徑逍遙法外，他終於意識到法律的正義是有限的正義，並在絕望中扔掉了《六法全書》（日本收載現行主要法律的書籍）。就在這個時候，一本黑色封面的筆記本不約而至，闖進夜神月的生活。筆記本上赫然寫著「DEATHNOTE」。「使用說明」告訴他只要名字被寫在上面的人都會死。儘管不相信，夜神月還是在筆記上記下了在電視裡看到的誘拐殺人犯的名字。沒想到，第二天那個男人果然暴死在監獄裡。一切似乎都應驗了，如筆記本上所說，一個人名字被寫上以後，會在40秒內因心臟麻痺而死。神奇的力量突如其來，夜神月斷定自己將可以借助這本筆記簿伸張人間的正義，實現平生的理想——「我要用死亡筆記徹底改變這個世界！我要成為新世界之神！」
於是，憑著父親是警察的便利，夜神月開始有計劃地「筆殺」從警局檔案裡查到的壞分子，以及那些在電視新聞或者他在生活中遇到的為非作歹者。夜神月驚奇地發現，這個筆記簿不僅可以讓人死亡，而且讓他們按照自己預設的方式和步驟死亡。
中國人抱怨：「修橋補路瞎雙眼，殺人放火子孫全」。作為罪惡的終結者，夜神月認為只要有了死亡筆記這個正義之簿，乾坤會在他的筆底倒轉，因為「誰都不做壞事的話，世界就會向好地方發展！」
出乎意料的是，在代替死神行刑若干次之後，權力給予這個中學生的迷醉顯然遠遠高於他對正義追求的渴望。所謂「身懷利器，殺人自起」、「人擋殺人，佛擋殺佛」，為了與警察鬥智鬥勇，他不惜殺死了追查兇手的警員，甚至連自己的女友都不放過。故事由此展開，直到夜神月最後被逮捕歸案。
以筆殺人，代行人間正義。夜神月的扮演者籐原龍也曾經主演過以殘酷著稱的電影《大逃殺》，當被問到如果有這樣一本死亡筆記會否像主人公那樣使用時，籐原龍也的回答是乾脆利落的「不」字。在他看來，夜神月所追求的是一種病態而過激的正義。
反烏托邦
古往今來，人類在心靈上嚮往一個美好的世界。為實現它，人們將其訴諸理性，於是便有了琳琅滿目的烏托邦實踐。從柏拉圖筆下的理想國到善男信女眼裡的天堂，從莫爾的烏有之鄉到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個中悲喜，牽動整個人類歷史。
哲學家尼采說：大家一起去做超人。不過，接下來的問題，當一個人或者一個群體擁有了近乎上帝的權力，可以清除人世間的所有「垃圾」，為世界做「排毒養顏」，他們又將如何運用自己的權力？以及，如何避免文明的馬車在暴戾的驅趕下翻轉或如伏爾泰所警示的「人人手持心中聖旗，滿面紅光走向罪惡」？
20世紀既是人類「真刀實槍」實踐烏托幫最瘋狂的世紀，同樣是反思烏托邦最深刻的世紀。關於後者，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扎米亞京的《我們》，所有這些反烏托邦作品，無不都是在理性與心靈層面讓人類重新回到了大地，放眼一點一滴的改造。
沿著這根邏輯鏈條，如果我們能夠以「權力批判」或「正義論」的角度來理解《死亡筆記》，就不難發現，《死亡筆記》不但不是荒誕不經的恐怖題材，反而是一部嚴肅的反烏托邦作品，意創筆隨，令人深思。
權力用到極致，就是讓一個人在肉體上消滅。既然《死亡筆記》是在批判權力，那麼死亡便只是一種隱喻。事實上，世界電影史上的著名影片，許多便是與死亡有關。
比如，在《第七封印》這樣的作品裡，死神更是從片頭搖晃到片尾，甚至還會親自跑去鋸樹，好讓死期將至又自覺高人一等的演員從樹上掉下來摔死。
「死亡通知」
在媒體跟進的相關報道中，《死亡筆記》被簡化為：主人公從死神手中得到了一本《死亡筆記》，只要在上面寫出某人的名字，以何種方式在什麼時間死去，就會讓這個人在指定的時間內以指定的方式死亡——這似乎也是目前在青少年中流行的「死亡筆記本」的主要功用。
也有人認為，《死亡筆記》挑動學生「復仇」。漫畫《死亡筆記》和孩子們手中的死亡筆記本因此變成了「巫毒娃娃」，變成了一個詛咒的道具。有關方面的判斷是：「非法出版物」《死亡筆記》中包含了神秘主義、死亡、報復等諸多內容，這些黑色感情將對孩子幼小的心靈產生非常大的負面影響，嚴重影響孩子的人格發育。未成年人看後會在心理上受到很大影響，從而走向頹廢、死亡甚至報復，會產生不著邊際的幻覺。
「這是孩子們承受過大壓力的外在宣洩。」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尹韻公認為，我們的教育有些忽視了對學生排解壓力的引導和關切。面對激烈的升學競爭拚命學習，遇到壓力卻沒有合適的宣洩途徑，因此很容易受到屯些非積極宣洩方式的誘惑。
北京市精神文明辦公室未成年處副處長李建國表示，如想讓「死亡筆記」乃至更多的不健康遊戲銷聲匿跡，需要從兩方面抓起，一方面加強對市場的管理，徹底切斷這些不良物品的來源，另一方面更要逐漸改善學生受教育的環境。
另據《海口晚報》報道，為響應上級有關部門的號召，海南省組織播放「愛國主義影片」狙擊毒害青少年的非法出版物《死亡筆記》。為大、中、小學生提供豐富多彩的電影文化大餐，掀起一個看愛國主義電影、抵制腐朽思想的高潮。
然而，既然有關部門認為《死亡筆記》影響的只是未成年人，那麼就應該建立起一種分級體制，保留成年人享用這些文化產品的權利。當然，分級的條件是我國合法引進《死亡筆記》，而非目前的非法也即盜版狀態。人們並不反對對「非法出版物」的查繳。
但問題似乎並不止於此。人們注意到，即使是在實施了電影分級制度的日本，《死亡筆記》的電影仍是G級，即大眾級。該級別的電影內容可以被父母接受，影片沒有裸體、性愛場面，吸毒和暴力場面非常少，對話也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經常接觸到的。
雖然中日兩國傳統對「死亡」的理解有差異，但為什麼該片到了中國後竟然成了「毒藥」？差異真的這麼大？相關行為彷彿是從準備自殺的孩子手裡搶奪藥瓶子，究竟是中國孩子過於脆弱，還是中國大人過於敏感？
「貞潔城堡」
1973年，墨西哥著名導演奧圖魯·利普斯坦曾經拍過一部名為《貞潔堡壘》的電影。據說該片改編自墨西哥的一件真人真事。主人公加比雷爾·利瑪靠著制售老鼠藥為生，為了避免外面「骯髒世界」的污染，他紀委嚴明，從不讓妻子和3個孩子走出家門半步。整整18年，為了這個位於墨西哥市中心的「城堡」的「純潔」，他甚至將3個孩子的名字分別改為「將來」、「烏托邦」和「意志」，以此表明他將包辦孩子的精神、思想與未來。
顯然，利瑪將自己對外面世界的恐懼強加給了自己的孩子。這種例子很多，套用心理學上關於「恐怖症」的一些理論描述，在此不妨稱之為「戶外恐怖症」或「開放恐怖症」。前兩年，有則關於「母愛」的新聞足以令人悲歎：哈爾濱一個叫姜濱藍的母親，因為害怕自己和女兒受到外面世界的污染與傷害，於是釘死房門足不出戶，與女兒一起過了15年與世隔絕的日子。
在這個父母掌握了一切話語權的世界裡，具體而言，就是父母用自己的經驗沒收孩子的經驗，用自己的知覺代替孩子本可自主理解這個世界的知覺。孩子因此不但失去了自己的大腦，而且只能作為大人肢體的延伸而存在。
當媒體大張旗鼓地宣稱《死亡筆記》「入侵校園」，我們是否同樣受到「文化恐怖症」的干擾？在貞潔程序啟動之時，一方面，孩子被放進「貞潔城堡」隔離，另一方面，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在保護孩子時，實際上連大人的文化自由也給剝奪了。
如上所述，在文化與價值被包辦的社會裡，每個人都是未成年人。當政府以國民監護人和心靈導師出現，這個國家其實是永遠長不大的國家。因此，重新定位政府在文化生活中扮演怎樣一種角色才顯得尤其重要。
比如，在家長與學校面前，政府如何做到不在教育事業中越俎代庖？我們在為孩子製造一個貞潔世界時，是否真的體認了孩子的感受？去年，有文化官員指責觀眾帶著一種扭曲的心理在觀看超女——然而，子非魚，安知魚之心理扭而且曲？
顯然，對於一個國家文化心理的成長來說，真正有希望的事是讓公民在一個相對開放的環境中成長，而不是與外面「骯髒的世界」的絕對隔離。事實上，這也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