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過我所視為「畏途」的香港，算起來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帶著一點行李，但並沒有遇見什麼事。第二回是單身往來，那情狀，已經寫過一點了。這回卻比前兩次彷彿先就感到不安，因為曾在《創造月刊》上王獨清先生的通信（2）中，見過英國僱用的中國同胞上船「查關」的威武：非罵則打，或者要幾塊錢。而我是有十隻書箱在統艙裡，六隻書箱和衣箱在房艙裡的。
看看掛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說是一種經歷，但我又想，這代價未免太大了，這些行李翻動之後，單是重行整理捆紮，就須大半天；要實驗，最好只有一兩件。然而已經如此，也就隨他如此罷。只是給錢呢，還是聽他逐件查驗呢？倘查驗，我一個人一時怎麼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當日無事。第二天午後，茶房匆匆跑來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
「查關！開箱子去！」
我拿了鑰匙，走進統艙，果然看見兩位穿深綠色制服的英屬同胞，手執鐵簽，在箱堆旁站著。我告訴他這裡面是舊書，他似乎不懂，嘴裡只有三個字：
「打開來！」
「這是對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識的我的話呢。」
自然打開來，於是靠了兩個茶房的幫助，打開來了。
他一動手，我立刻覺得香港和廣州的查關的不同。我出廣州，也曾受過檢查。但那邊的檢查員，臉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話。每一包紙或一部書，抽出來看後，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亂。的確是檢查。而在這「英人的樂園」的香港可大兩樣了。檢查員的臉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話。
他只將箱子的內容倒出，翻攪一通，倘是一個紙包，便將包紙撕破，於是一箱書籍，經他攪松之後，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開來！」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試一試罷。
兩塊。」我原也肯多給幾塊的，因為這檢查法委實可怕，十箱書收拾妥帖，至少要五點鐘。可惜我一元的鈔票只有兩張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時還不肯獻出去。
「打開來！」
兩個茶房將第二箱抬到艙面上，他如法泡製，一箱書又變了一箱半，還撕碎了幾個厚紙包。一面「查關」，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減到七元，即不肯再減。其時已經開到第五箱，四面圍滿了一群看熱鬧的旁觀者。
箱子已經開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罷，我想著，便停止了商議，只是「打開來」。但我的兩位同胞也彷彿有些厭倦了似的，漸漸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篋，每箱只抽二三十本書，拋在箱面上，便畫了查訖的記號了。其中有一束舊信札，似乎頗惹起他們的興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過四五封之後，也就放下了。此後大抵又開了一箱罷，他們便離開了亂書堆：這就是終結。
我仔細一看，已經打開的是八箱，兩箱絲毫未動。而這兩個碩果，卻全是伏園（3）的書箱，由我替他帶回上海來的。至於我自己的東西，是全部亂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園真福將也！而我的華蓋運卻還沒有走完，噫吁唏……」我想著，蹲下去隨手去拾亂書。拾不幾本，茶房又在艙口大聲叫我了：
「你的房裡查關，開箱子去！」
我將收拾書箱的事托了統艙的茶房，跑回房艙去。果然，兩位英屬同胞早在那裡等我了。床上的鋪蓋已經掀得稀亂，一個凳子躺在被鋪上。我一進門，他們便搜我身上的皮夾。我以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並不看名刺，只將裡面的兩張十元鈔票一看，便交還我了。還囑咐我好好拿著，彷彿很怕我遺失似的。
其次是開提包，裡面都是衣服，只抖開了十來件，亂堆在床鋪上。其次是看提籃，有一個包著七元大洋的紙包，打開來數了一回，默然無話。還有一包十元的在底裡，卻不被發見，漏網了。其次是看長椅子上的手巾包，內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銅子數十枚，看完之後，也默然無話。其次是開衣箱。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鎖匙略遲，同胞已經捏著鐵簽作將要毀壞鉸鏈之勢，幸而鑰匙已到，始慶安全。裡面也是衣服，自然還是照例的抖亂，不在話下。
「你給我們十塊錢，我們不搜查你了。」一個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說。
我就抓起手巾包裡的散角子來，要交給他。但他不接受，回過頭去再「查關」。
話分兩頭。當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時，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網籃。但那檢查法，和在統艙裡查書箱的時候又兩樣了。那時還不過搗亂，這回卻變了毀壞。他先將魚肝油的紙匣撕碎，擲在地板上，還用鐵簽在蔣徑三（4）君送我的裝著含有荔枝香味的茶葉的瓶上鑽了一個洞。一面鑽，一面四顧，在桌上見了一把小刀。這是在北京時用十幾個銅子從白塔寺買來，帶到廣州，這回削過楊桃的。事後一量，連柄長華尺五寸三分。然而據說是犯了罪了。
「這是凶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來，指著向我說。
我不答話，他便放下小刀，將鹽煮花生的紙包用指頭挖了一個洞。接著又拿起一盒蚊煙香。
「這是什麼？」
「蚊煙香。盒子上不寫著麼？」我說。
「不是。這有些古怪。」
他於是抽出一枝來，嗅著。後來不知如何，因為這一位同胞已經搜完衣箱，我須去開第二隻了。這時卻使我非常為難，那第二隻裡並不是衣服或書籍，是極其零碎的東西：照片，鈔本，自己的譯稿，別人的文稿，剪存的報章，研究的資料……。我想，倘一毀壞或攪亂，那損失可太大了。而同胞這時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於是大悟，決心拿起手巾包裡十元整封的角子，給他看了一看。他回頭向門外一望，然後伸手接過去，在第二隻箱上畫了一個查訖的記號，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約打了一個暗號罷，——然而奇怪，他並不將錢帶走，卻塞在我的枕頭下，自己出去了。
這時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鐵簽，惡狠狠地刺入一個裝著餅類的罈子的封口去。我以為他一聽到暗號，就要中止了。
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繼續工作，挖開封口，將蓋著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為兩片，然後取出一個餅，捏了一捏，擲入壇中，這才也揚長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煙塵陡亂，亂七八糟的小房裡，悟出我的兩位同胞開手的搗亂，倒並不是惡意。即使議價，也須在小小亂七八糟之後，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猶言如此凌亂，可見已經檢查過。王獨清先生不雲乎？同胞之外，是還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膚的主人翁的。當收款之際，先看門外者大約就為此。但我一直沒有看見這一位主人翁。
後來的毀壞，卻很有一點惡意了。然而也許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鈔票去，只給銀角子。銀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裡，沉墊墊地，確是易為主人翁所發見的，所以只得暫且放在枕頭下。我想，他大概須待公事辦畢，這才再來收賬罷。
皮鞋聲橐橐地自遠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時，是一個白人，頗胖，大概便是兩位同胞的主人翁了。
「查過了？」他笑嘻嘻地問我。
的確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瞭然，何必問呢？
或者因為看見我的行李特別亂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罷。
他從房外拾起一張《大陸報》（5）附送的圖畫，本來包著什物，由同胞撕下來拋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過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經走過，「查關」該已收場了，於是先將第一隻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還是不行。一個同胞又來了，叫我「打開來」，他要查。接著是這樣的問答——
「他已經看過了。」我說。
「沒有看過。沒有打開過。打開來！」
「我剛剛捆好的。」
「我不信。打開來！」
「這裡不畫著查過的符號麼？」
「那麼，你給了錢了罷？你用賄賂……」
「…………」
「你給了多少錢？」
「你去問你的一夥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個又忙忙走來，從枕頭下取了錢，此後便不再看見，——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見桌子上聚集著幾件東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個開罐頭的傢伙，還有一把木柄的小刀。
大約倘沒有那十元小洋，便還要指這為「凶器」，加上「古怪」的香，來恐嚇我的罷。但那一枝香卻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動，全船反顯得更閑靜了，茶房和我閒談，卻將這翻箱倒篋的事，歸咎於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販雅片的。」他說。
我實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壽有限，「世故」無窮。我一向以為和人們搶飯碗要碰釘子，不要飯碗是無妨的。去年在廈門，才知道吃飯固難，不吃亦殊為「學者」（6）所不悅，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評。鬍鬚的形狀，有國粹和歐式之別，不易處置，我是早經明白的。今年到廣州，才又知道雖顏色也難以自由，有人在日報上警告我，叫我的鬍子不要變灰色，又不要變紅色。（7）至於為人不可太瘦，則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夢裡也未曾想到的。
的確，監督著同胞「查關」的一個西洋人，實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8）是我們的前輩。
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語絲》週刊第一五五期。
（2）王獨清（1898—1940）陝西西安人，創造社成員，後成為托洛茨基派分子。他這篇通信發表在《創造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題為《去雁》，是他在這年五月寫給成仿吾、何畏兩人的。信末說他自廣州赴上海，經過香港時、一個英國人帶著兩個中國人上船「查關」，翻箱倒篋，並隨意打罵旅客，有一個又向他索賄五塊錢等事。《創造月刊》，創造社主辦的文藝刊物，郁達夫、成仿吾等編輯，一九二六年三月創刊於上海，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共出十八期。
（3）伏園孫伏園，參看本卷第383頁注（5）。
（4）蔣徑三（1899—1936）浙江臨海人，當時任中山大學圖書館館員、歷史語言研究所助教。
（5）《大陸報》美國人密勒（F．Millard）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創辦的英文日報。一九二六年左右由英國人接辦，三十年代初由中國人接辦。一九四八年五月停刊。
（6）「學者」指顧頡剛等。參看《華蓋集續編·海上通信》。
（7）關於鬍鬚的形狀，參看《墳·說鬍鬚》。下文說的關於鬍鬚顏色的警告，指當時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發表的屍一《魯迅先生在茶樓上》一文，其中說：「把他的鬍子研究起來，我的結論是，他會由黑而灰，由灰而白。至於有人希望或恐怕它變成『紅鬍子』，那就非我所敢知的了。」按屍一，即梁式，廣東台山人。當時是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的編輯，後墮落為漢奸文人。
（8）苗瑤我國兩個少數民族。他們在古代由長江流域發展至黃河流域，居住於中國中部；後來經過長期的民族鬥爭，逐漸被迫轉移至西南、中南一帶山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