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這樣做確實有任何意義－－其實它連開始有點兒意義都還沒有－－我想，我可能會以此篇拙作－－不管它有多少價值，特別是它在某些段落上是否稍稍有點粗鄙，來紀念我那位已故的粗鄙的後父羅伯特-艾加德加尼安，人稱小博比，連我也這麼叫他－－他於1947年死於血栓，死時他肯定會懷著些許悔恨，卻不會有絲毫怨恨。他是一個有冒險精神,極具魅力又豪爽大方的人。(在多年費盡心機有意避免對他使用這類帶傳奇色彩的形容詞之後，我現在覺得在這裡倒是非用不可了。)
我的母親和父親是1928年冬天離婚的，當時我八歲，那年暮春，母親和博比-艾加德加尼安結了婚。一年以後，博比在華爾街大崩潰中失去了他和母親所有的一切，看來剩下的只是一根魔杖了。總之，幾乎是一夜之間，博比把自己從一個已經完蛋的證券經紀人和再也樂不起來的bonviant(法語，十是的樂天派）變成獨立的美國畫廊和美術館聯合會的一個活躍，雖然多少有些不稱職的經紀人兼鑒定師。幾星期後，也就是1930年初，我們這三人一組的“混成旅”從紐約遷居到巴黎，這地方對博比開展他的新業務更為有利：當時我十歲，崇尚冷酷(雖然還沒修煉到心如鐵石的地步)，因此對這次遠行絲毫不以為意。倒是九年後我母親去世三個月之後重新搬回紐約，卻使我受到很大打擊，令我簡直不知所措。
我還記得就在博比和我抵達紐約一兩天後所發生的一什挺有意思的事。當時我正在一輛擁擠不堪的沿萊克星頓大街走的公共汽車裡站著，手捏著緊挨司機座的搪瓷面立柱，跟身後那家伙屁股頂著屁股。車子開過幾個街區司機都不斷對我們這些擠在前門附近的乘客發出一個簡短的命令：“挪挪窩哎，車後尾空地有的是。”有人稍稍動了動，有的則根本不動。最後，前面紅燈亮起給了司機一個機會，這個不勝其煩的人在座位上轉過身來朝上盯看我，我就在他的身後。我那時十九歲，屬於不愛戴帽子的那類，留了個歐式大背頭，平直的黑頭發不特別干淨，腦門往前鼓出是是有一英寸之多。司機是用壓低的、幾乎是小心翼翼的聲音。“怎麼樣，兄弟，”他說，“把那屁股挪一挪行不。”我尋思，是“兄弟”那個詞把我惹火的。連身子都不屑稍稍彎下一些——那樣就可以至少把談話，像他方才那樣，維持在一種私下的以及debo（法語：趣味高雅）的水平上——我用法語告訴他，他是個粗野、愚蠢、蠻橫的大笨蛋，他不知道我是多麼的恨他。說完，我得意揚揚地朝車尾走去。
事情發展下去變得越來越糟了。方才這事之後的一個來星期左右，一天下午，我從博比和我無限期住著的裡茲旅館出門，我仿佛覺得全紐約所有公共汽車上的座椅全給卸了下來，搬出來並且安到了大街上，這兒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一場規模極其巨大的搶座位游。我尋思我也許會願意參加游戲的，倘若曼哈頓教堂作出特許．保證在我坐下之前所有別的游戲參加者都畢恭畢敬地站著的話。等我弄清楚這樣的事絕不可能發生後，我便采取了更為直截了當的行動。我祈求這個城市能把人口清除掉一些，祈求我能享受獨身自處的福分——讓一我一個人呆會兒呀：這正是那句幾乎隨時隨地都可聽到而且傳遞起來從不被耽誤的紐約人的祈禱語，於是，頓時，我所接觸到的一切就變成了堅不可摧的死寂。每天上午和下午前半段，我都得到第48街和萊克星頓大街口一所美術學校去一自己本人得去——上課，這真讓我覺得煩透了。(就在博比和我離開巴黎前的那一個星期裡，我在弗雷伯格畫廊舉辦的全國少年畫展上拿到過三個一等獎呢。在返美航程中，我總用房艙的鏡子來觀察我與艾爾-格列柯形象上怪異的相似之處。)一星期三個後半下午，我又得去坐在牙醫座椅上，在那上面幾個月裡我被拔掉八顆牙，其中三顆是門牙。一周剩下的那兩個下午，我通常在各個美術畫廊裡打發時間，它們大都開毆在第47大街上，我在那裡就差沒噓那些美國展品了。晚上我一般都用在讀書上面。我買了完整的一套“哈佛經典叢書－主要是因為博比說咱們套間裡沒地兒放這些東西——我還存心鬧別扭把整套五十本書全念完了。深夜，我幾乎一天不落地在我和博比共住的那間房裡兩張單人床之間支起畫架，大畫特畫。根據我1939年的日記，單單一個月裡我就完成了十八幅油畫。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十七幅都是自畫像。但是有時候，那也許是因為我的文藝女神忽然異想天開了，我竟撂下油畫畫起漫畫來。其中的一幅我仍然保存著。上面顯示出一張深邃的大嘴，是一個人在讓牙醫治病。那人的舌頭干脆就是一張?百元的美國國庫券，而牙醫在用法語傷心地對他說：“我著那顆臼齒還能保住，可是舌頭怕是非拿掉不可了。”這要算是我非常心愛的一幅作品了。
博比和我同住一室，我們的關系多多少少相當於，這麼說吧，一個特別主張“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哈佛高年級生跟一個特別不招人喜歡的劍橋報童之間會出現的那種關系。幾個星期後，當我們逐漸發現我們都愛著同一個已不在人世的女子時，這對我們關系的改進更是毫無好處。事實上，這樣的發現竟使一種很讓人覺得別扭的“阿方斯（連環畫中極客氣的人物之一），您先請”的關系出現。我們每次在衛生間門口險些撞上時，兩人都故意作出一副歡快燦爛的笑容。
1939年5月裡的一個星期裡，也就是博比和我登記住進裡茲旅館的十個月後，我在一份魁北克出版的報紙(那是我胡花錢訂閱的十六份法語報紙刊物中的一種)上看到一條占了四分之一欄目的廣告，是一家蒙特利爾的美術函授學校花錢登的。上面呼吁所有合乎條件的教師——事實上，那口氣真是誠懇得再不能更加fortement強烈了－立即去向加拿大最最新型、最最先進的美術函授學校申請任職。申請任教者，廣告上寫明，應能熟練掌握法、英兩種語言，面且只有生活習慣上有節制、性格上無可指摘者方可申請。“LesA…Des古典大師之友法語”夏季班定於6月10日正式開學。廣告還說，送交審定的樣品應表現出學院藝術與商業藝術兩方面的水平，作品請寄交前東京帝國美術學院校長尤索托先生。
我頓時就覺得自己幾乎無須有任何根據就是符合條件的，我從博比床底下取出他的赫耳墨斯牌小型手提打字機，用法語給尤索托先生寫了一封沒有節制的長信－－為此，我把萊克星頓大街美術學校上午的幾節課都曠掉了。我開頭那段就寫了差不多有三頁，而且幾乎是一口氣寫成的。我說我二十九歲，是奧諾雷-杜米埃的曾侄孫。我說由於妻子過世，我不久前剛剛離開自己在法國南部微薄的地產，到美國來與一位病弱的親戚住在一起——是暫時性的，我還特地說明。我說，我自幼一直作畫，只不過聽從了我父母的交往多年的摯友帕布洛-畢加索的勸告，從未將作品展出過。盡管如此，現在巴黎的一些最講究、決非nouv（新貴戶）的家庭裡掛有不少我的油畫與水彩畫作品，在那裡，它們已經博得（法語）當今一些眼光最為挑剔的批評家的高度重視。我又說，自從我的妻子因患一種ulcerat（法語，癌性潰瘍）而過早悲慘地去世後，我曾認真考慮過再也不握筆作畫了。可是最近累遭經濟損失使我改變了原先真心作出的resolut（決定）。我說，一俟我在巴黎的經紀人將我的作品寄到，我定將挑選其中一些敬呈“古典大師之友”求正，無須說，我將tre（法語：非常緊迫）地寫信去讓經紀人速速辦理。我最後落款道：一如既往無比敬重您的JeandeDaumier-Smith(法語：讓.德.杜米埃.史密斯）
這是我所選中的化名，選這個名字花的時間幾乎與寫整封信一樣多。
寫這封信我用的是鋪蓋商品的紗紙。不過，我卻將它裝進一只裡茲旅館的信封。接著，在貼上一枚從博比上格抽屜裡找到的“特種快遞”郵票後，我將信拿下樓去扔進大廳那兒的總信箱投入口。半路上我停了下，找到管分信的職員(這人顯然很討厭我)叫他留心今後寄給德-杜米埃一史密斯的信函。然後，大約兩點三十分光景，我溜進第48街的美術學校的解剖學課堂。班上的同學頭一次讓我覺得看上去還算順眼。
在隨後的四天裡，我用了我所有的空余時間，再加上一些不完全屬於我的時間，按我想像中典型美國商業藝術的風格，畫了十來幅樣圖。我作的主要的是淡水彩畫，但有時，為了露一手，也畫了些素描。我畫一些穿晚禮服的人從一輛輛高級轎車裡走出來，去參加劇場的首演儀式一是一雙雙、一對對瘦削、挺拔、優雅絕倫的男女，他們顯然一輩子從未因為腋窩清洗得不夠細致而感到苦惱，事實上，他們大概是連腋窩都沒有的。我還畫了些皮膚曬得黝黑身坯魁偉的年輕人，一色兒的白色晚禮服，坐在綠松石色游泳池邊的白桌子旁，互相興高采烈地祝酒，高腳杯裡盛的是價格不算貴但顯然正極其當紅的黑麥威士忌。我還畫了些面色紅潤，天生是上廣告牌料的兒童，他們心情愉快、身體健康得無以復加，正把吃早餐的空碗舉起，高高興興地要求給他們再添一些。我畫了些在玩滑水板的開心大笑、乳房高聳的姑娘，她們無憂無慮，因為受到充分保護，絕對不會因為牙齦出血、而部有瑕疵、頭發難看、人壽保險上出了問題或不夠資格參加這樣的全民性麻煩而感到不快。我還畫了些家庭主婦，她們在得到稱心如意的皂片之前，讓世人看到的是一副頭發蓬亂、身材臃腫的樣子，孩子不聽話，丈夫感情冷淡，而她們手上皮膚粗糙(雖然手長得還是挺秀氣的)，她們的廚房(大倒是很大)亂成了一團糟。
這些樣品畫完之後，我立即寄給了尤索托先生，一同寄去的還有六七幅我從法國帶回來的非商業性繪畫。另外我還附上一張我自認為是寫得很漫不經心的字條，裡面稍稍透露了一些個有著非常豐富人生經歷的人的小故事，此人無比寂寞，受到種種磨難，遵循著最純粹的浪漫主義傳統，卻登上了自己領域中高寒、白雪皚皚的險峻的頂峰。
接下去的幾天真讓人極度地坐立不安，可是一個星期未過，我就收到了尤索托先生的一封信，表示願意接受我為“古典大師之友”的教員。信是用英語寫的，雖然我去信用的是法語。(我後來知悉尤索托先生懂法語卻不懂英語，他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把回信的事交給了尤索托太太來辦，她具有一些實用英語的知識。)尤索托先生說，夏季班可能是一年中最忙的一班，6月24日開學。他指出，這就使我差不多能有五個星期來料理我這邊的事務。他還說了幾句話，對於，實際上就是對於我新近感情上與財務上所遭到的挫折，表示了無限的同情。他希望我能安排好一切，在6月23日星期天向“古典大師之友”報到，以便熟悉工作並且與其他的教師結為“良友”(我後來知道，其他的教師只有兩位，亦即尤索托先生與夫人)。他深表遺憾，說學校的規章制度中沒有為新教員預付交通費用這一條。一開始時，上資為每周二十八元－這當然不是一筆非常大的數目，尤索托先生說他明白這一點，但是考慮到住宿與豐盛的膳食不另收費，而且感覺到我具有真正的敬業精神，他希望我不至於因此而感到沮喪。他熱切地期待著我發去正式接受職位的電報並愉快地等候我的到來，下面的落款是：你的新朋友與新領導，原任教於東京帝國美術學院的Ｊ．尤索托。
五分鍾之內，我正式接受職務的電報就發出去了。奇怪的是，在激動中，或者很可能因為用博比的電話傳送電文而有點心虛，我這回大大約束了我那行雲流水的文風，把電文壓縮到了十個詞之內。
那天晚上，我照例在七點鍾去橢圓形餐廳和博比一起吃飯，這時我惱怒地發現他帶來了一個客人。對我近來的課外活動我還沒有對博比說過或是暗示過一個字，我正非常渴望我們單獨在一起時向他公布這一剛獲知的驚人消息——對他作獨家報道。那客人是位非常有魅力的少婦，離婚才幾個月，博比與她經常往來，也讓我碰見過幾次。她是個各方面都很討人喜歡的人，她對我的每一個企圖使我對她不那麼針鋒相對至少不那麼戒備森嚴的友好表示，我都一廂情願把它們理解為邀我任何時候只要喜歡與方便，盡可以和她一起_卜床一也就是說，一有機會趁博比不備之際，對她來說，這個博比顯然是老了點兒。整頓飯過程中，我一直都沒有好聲氣，說話蹦一兩個字出來就算是客氣的。最後，在喝咖啡時，我三言兩語地講了一下我暑期的新計劃。我說完後，博比提了幾個很到點子上的問題。我冷冰冰地，過於簡略地作了答復，擺出一副正統嫡傳皇太子絕對不會有錯的架勢。
“哦，這聽起來真讓人非常興奮呀!”博比的窖人說，還色迷迷地等著我把我未來在蒙特利爾的地址在桌子下面塞給她呢。
“我還以為你會和我一起去羅德島的呢，”博比說。
“哦，親愛的，別這麼對人家潑冷水呀，”Ｘ太太對他說道。
“我沒有，不過我想多了解一些睛況也是應該的呀，”博比說。但我認為我從他的態度裡已經能看出，他腦子裡已經在盤算將預訂的去羅德島的火車包廂票換成下鋪票了。
“我認為這真是我一生中所聽到的最最美好，最最值得稱道的事情了，”x太太熱情地對我說道。她雙眼裡閃現出墮落的邪光。
我從火車下來踩上蒙特利爾溫莎車站月台的那天是星期天，我身穿雙排扣米色軋別丁套服(我對這套衣服評價極高)，一件海軍藍法蘭絨襯衫，一條厚實的黃棉布領帶，一雙褐白兩色皮鞋，一頂巴拿馬草帽(這帽子是博比的，對我來說小了點兒)，還留著有三個星期歷史的紅棕色小胡子。尤索托先生來接我了。他是個矮小的人，還不到五薨尺高，穿一套不怎麼干淨的亞麻布西服，腳上穿黑皮鞋，戴了頂四邊全朝上翹的黑平頂帽子。我們握手時他既不笑，也沒有，我記得是這樣，對我說任何話。他的表情是謎一般地深不可測——我用的這個詞兒是從薩克斯-羅默的“傅滿洲”（偵探小說中的狡中國主人公）系列的法譯本裡直接借來的。而我呢，不知出於什麼原因，竟咧開了一張大嘴在笑。我想笑得小一些都辦不到，更不用說繃住臉不笑了。
從溫莎車站坐公共汽車去學校只有幾英裡路。一路上，尤索托先生有沒有說滿五個詞我看都大可懷疑。我不管他沉默不沉默，也許是正因為他沉默不語，我自順自說個不停，腳蹺了起來，腳踝架在另一只腳的膝蓋上，手心出汗了就一個勁地往短襪上蹭擦。我像是非常急於要做的是：不僅反復重申我過去所說的謊話－什麼我跟杜米埃沾親啦，我妻子新近亡故啦，我在法國南部有小莊園啦－而且還要再往上添枝加葉。最後，為了使自己擺脫這些痛苦的回憶以免不能自拔(事實上它們真的己開始使我感到有點痛苦了)，我把話題轉到我父母最要好的老友身上去：那位帕布洛-畢加索。我稱他為Lepa（可憐的畢加索）。(我不妨說明一下，我之所以選中畢加索，是因為我覺得他是在美國最知名的法國畫家。我干脆把加拿大也劃進美國版圖裡去了。)為了讓尤索托先生長點見識，我以一種對一位已黯淡無光的巨匠的高度炫耀式的真實感情，回憶說，我不止一次對畢加索說過：“M.Ｐicaso,u(法語：畢加索先生，你要去向何方啊？）”而大師對這一針見血的問題的反應，是每一次都挪動著他那慢騰騰、鉛一般沉重的步了，穿過他的工作室，去看他的LPs（法語：街頭賣藝者們）的小小復制品，並且對於曾屬於他的已一去不復返的光輝不堪回首。我們下公共汽車時我對尤索托先生解釋說，畢加索的毛病就出在他從不聽取任何人的意見——包括他最親密老友的意見在內。
1939年那會兒，“古典大師之友”在凡爾登，亦即蒙特利爾最最不吸引人的一個地區，一幢既小又毫無特色的三層樓建築——實際上是一座平民公寓－－中占了第二層。學校下面，就是一家矯形器械商店。“古典大師之友”全部校址就包括一個大房間和一間極小、沒有插銷的廁所。盡管如此，我還是一進去就覺得這地方像是特別對我口味。絕好的理由倒是有一個。“教員辦公室”四壁上掛有許多配好框的畫－－都是水彩－－是尤索托先生的大作。我至今偶爾還會夢見一只白雁從極淡極淡的藍灰色天空中飛過，而且－這真是我所見到過最為大膽最為精椹的技藝了－－那淡藍的天光，或者說天藍的神韻，在鳥的羽翼上得到了映照。這張畫就掛在尤索托夫人書桌的後上方。這張畫－這一張以及另一兩張水平相近的畫，使得房間有了品位。
尤索托先生和我走進教室時，穿一身黑色、櫻桃色漂亮絲綢和服的尤索托夫人正手持一把短柄笤帚在掃地。她頭發斑白，明顯比她丈夫高出一個頭，五官看上去更像是馬來人而不是日本人。她中止了掃地迎著我們走過來，尤索托先生簡單地介紹了雙方。在我看來，她跟尤索托先生全都一樣地深不可測，如果不是更加神秘的話。接著尤索托先生建議帶我去看看我的房間，他(用法語)解釋說這裡剛剛騰空，原先是他兒子住的，現在去了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在一個農場上千活。(在他公共汽車上的長期保持沉默之後，我竟因他能連續說話而無比欣慰，我興高采烈地聽著。)他又開始表示抱歉，因為他兒子房間裡沒有椅子只有幾只放在地板上坐的墊子一不過我很快讓他相信這對我來說幾乎是歪打正著。(事實上，我想我當時說了我憎恨椅子。我是那麼的興奮，如果他告訴我的是他兒子房間裡白天黑夜都浸著一英尺深的水，我沒准會高興得輕喊一聲的。我沒准會說我得了一種罕見的腳病，正需要每天在水裡泡八小時的腳呢。)接著他領我登上一道吱嘎作響的木頭扶梯，進到我的房間。爬到一半我相當有針對性地告訴他我是一個佛門弟子。後來我卻得知，他和尤索托夫人都是基督教長老會的教徒。
那天深夜，我躺在床上，睡不著，尤索托夫人做的日本－馬來式晚餐仍然ＥＮＭＡＳＳＥ（粘成一團）像台電梯似的沿著我的胸骨上上下下折騰，就在這房間牆壁的另-一面，不知尤索托夫婦中的哪一位開始在睡夢中呻吟起來。那呻吟又高又細，斷斷續續的，倒不像成年人發出的而是來自一個可憐的、發育不全的嬰兒或是一只有殘疾的小動物。(這成了每晚必有的常規節日。我始終沒弄清是先生還是太太發出這種聲音，更不用說是什麼原因了。)我躺在那裡聽著實在受不了，便下床趿上拖鞋，摸黑走到一只墊子那裡坐下。我盤腿坐了好幾個鍾點一邊抽煙，抽完便在鞋底上壓滅，把煙頭放進我睡衣胸前口袋裡。(尤索托夫婦不抽煙，因此房間裡哪兒都沒有煙灰缸。)我是在清晨五時才好歹入睡的。
六點半時，尤索托先生來敲我的房門，告訴我早餐六點三刻開始。他隔著門，問我睡得可好，我回答說“Oul不錯”接著我穿衣服——穿的是我的藍色套服，我認為這套西服對一位教師在開學第一天穿挺合適，又打了一條我母親以前送我的蘇爾卡紅領帶——我都沒有漱洗就匆匆忙忙穿過走廊進人尤索托家的廚房。尤索托夫人正在爐前為早餐做魚，尤索托先生穿著他的BV．D內衣和褲子。坐在廚房桌子前看一份日語報紙。他對我漫不經心地點了點頭。此時他們倆益發顯得深不可測了。不一會兒，一盤說不上是什麼種類的魚放在了我的面前，邊上澆了一圈細細的但還是可以看得出的凝結了的番茄汁。尤索托夫人問我，用英語——她的口音倒挺悅耳——我想不想要一只雞蛋，可是我說：“Non，non，madame不不夫人，謝謝!”我說我從來不吃雞蛋。尤索托先生將他的報紙靠在我的水杯上，我們三人就默不作聲地吃了起來；其實是他們在吃而我則是在默不作聲地機械式地強行下咽。
早餐用過，其實並不是非得馬上離開廚房不可，尤索托先生卻換上一件無領襯衫，尤索托夫人也解下她的圍裙，於是我們三人有點不大自然地排成單行步下樓梯進入教師辦公室。在尤索托先生那張寬大的辦公桌上凌亂地攤放著一堆東西，是十來個還沒拆開的、鼓鼓的牛皮紙大信封。在我眼裡，它們幾乎就是一些頭發剛剛梳刷得整整齊齊的新學生。尤索托先生指定我該坐哪張桌子，那是房間裡最邊遠、最孤零零的一張，他讓我坐下。接著，夫人站在他身邊，尤索托先生拆開了幾個信封。他和尤索托夫人像是用某種方法檢查區分各種不同的內容似的，他們還時不時用日語交換意見，而我則端坐在房間另一頭，穿著我的藍套服，打著蘇爾卡領帶，做出一副既警覺又很耐心的樣子，而且還顯得多少是這單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似的。我從西服背心口袋裡取出一把繪圖軟鉛筆，這是我從紐約帶來的，把它們放在寫字桌桌面上，動作盡可能不發出聲音。有一回，尤索托先生不知為了什麼原因朝我瞥了
眼，我便回報以一個很過分的想討他喜歡的媚笑。接著，突然，對我連一個字和一個眼色都沒有，他們分別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坐下，開始工作。這時大約是七點三十分。
九點鍾左右，尤索托先生摘下眼鏡，站起身，手裡拿著一疊紙張輕輕地走到我的桌邊。我一個半小時以來半點事兒都沒干，光是使是了勁兒不讓肚子咕嚕咕嚕地響出聲來。他走近時我趕緊立起來，並且還稍稍傴下身子免得使自己顯得高大自傲。他把這些紙張遞給我，問可否麻煩我將他批改的文字從法語譯成英語。我說“ＯＵＩ法語好的先生”他略一躬身，又輕手輕腳走回自己桌前去了，我把我那砦繪圖軟鉛筆推到桌子一邊去，拿出我的自來水筆，便開始——心都幾乎要碎了——工作。
許多真正優秀的藝術家教起繪畫來一點也不比一個天生擅長教書的二把刀平庸畫家高明，尤索托先生的情況正是如此。憑著他那實用性的“描改”之作－也就是說，他鋪在學生作業上描圖紙上所畫的作品——以及他在作業背後所寫的評語，他完全可以讓一個有正常資質的學生學會怎麼畫在一個可以辨認出來的豬圈裡的一頭可以辨認出來的豬，甚至是一個稀奇古怪的豬圈裡的一頭稀奇古怪的豬。可是他卻無論如何也無法向任何人顯示如何畫一頭在漂亮的豬圈裡的漂亮的豬(而這，不消說，正是他的水平較高的學生最最渴望能通過郵局得到的那點小小的技法訣竅)。我還得再補充一句，問題還不在於他有意無意是個慳吝使用自己才能的人，或是他蓄謀存心不隨便濫用，而是他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才能可以給予。對我來說，這一無情的真實情況原不是什麼會引起驚訝的事，因此倒沒有變得暈頭轉向。但是考慮到我所坐的位置，這事也有某種漸漸積累的效果，因此在午餐時間臨近時，我得非常小心，免得兩只手掌根上的汗水玷污了我的譯文。像是要使事情更讓人難以忍受似的，尤索托先生的字跡得費好大勁兒才能辨認出來。總之，午餐時間來到，我謝絕與尤索托夫婦一起用餐。我說我得去趟郵局。說完我幾乎奔下樓梯來到街上，開始快步疾走，也根本不管朝的是什麼方向，穿行在迷宮般陌生、顯得挺寒酸的小街上。我見到一家午餐酒吧時便撞進去，一口氣吞咽下四客“康尼島紅腸熱狗”和三杯渾濁不清的咖啡。
在回“古典大師之友”的路上，我心裡犯開了嘀咕，起先是帶著一種常有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對此憑過去經驗我多少還知道該怎麼對付，接著我卻陷入了極端的恐慌，我不知尤索托先生整個上午純粹把我當個翻譯來使用，這裡面是不是有什麼個人的因素。這個老“傅滿洲”是不是從一開頭起就知道，除了別的用來迷惑人的小手法小動作之外，我留的那撇小胡子也僅僅是一個十九歲男孩的稀汗毛?一想到這種可能性我簡直無法忍受。我也逐漸感到憤憤不平。就憑我——一個獲得三次一等獎的人，畢加索的一位密友(我真的開始認為我的確就是了)——竟被當作一名翻譯來使用。這是不是在往罰不當罪的路上走了嗎?就說一件事，我的小胡子，不管毛多稀，畢竟全部是我自己長出來的呀{反正不是用膠水粘上去的。我急匆匆趕回學校的一路上老用手指去摸小胡子，好讓自己的心踏實一些。可是我越想這整件事情，我步了也走得越快，到後來我幾乎是在小跑了，仿佛感到每分鍾都會有石塊從四面八方朝我扔來似的。
雖然我吃午飯只用了約摸四十分鍾，但我回去時尤索托兩口子卻都已經在伏案工作了。他們沒有抬起頭來看我也沒有作出任何聽到我進來的姿態。我汗涔涔、氣喘吁吁地走過去在我桌子前面坐下。我直僵僵地坐了有十五到二十分鍾，腦子裡閃過了各色各樣新編的有關畢加索的小故事，完全是為了應付尤索托先生突然站起身走過來揭穿我的真面目。他果真突然站起身走過來了。我站起來等著他到來——迎面出擊，如果有必要的話——用一個新出爐的畢加索小趣聞，可是讓我大為驚慌的是，我原來設定的計謀竟卡殼說不出來了。我靈機一動趕緊對掛在尤索托夫人身後的那幅飛雁圖大加贊美。我滔滔不絕說了好長的一大篇話。我說我認識一個住在巴黎的人－－是個非常富有的癱瘓病人，我說－－他一定會出天價求購這幅畫的。我說如果尤索托先生感必趣我可以立即與他聯系。幸虧還好，尤索托先生說這幅畫是屬於他的一個什麼表親的，此人現在到日本探親去了。緊接著還不等我表示遺憾，他就問我－－稱呼我為杜米埃史密斯先生——可否抽空幫他批改幾份作業。他走回自己桌邊抱了三個裝得鼓鼓的大信封過來，放在了我的桌子上。趁我傻不愣登地站著一邊不住點頭一邊去摸我已經放回我的背心口袋的繪圖鉛筆時，他開始給我解釋起學校的教學方法來(或者不如說，根本是子虛烏有的教學方法)。他回到了他自己的辦公桌前，而我是是用了好幾分鍾才使自己鎮定下來。
分派給我的三個學生全是使用英語的。頭一位是住在多倫多的一個二十三歲的家庭主婦，她說她的筆名是班比-克雷默，希望學校給她寄信時也用這個名字。“古典大師之友”要求所有新生都填一份調查表並附寄照片。克雷默小姐寄來的是一張光而8×10英寸的照片，上面她本人戴了只腳鐲，穿了件沒有背帶的游泳衣，頭上扣了頂白帆布水手帽。在她的調查表上她說她最喜歡的藝術家是倫勃朗和沃爾特-迪斯尼。她說她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趕上他們。她的樣品畫有點像附屬品似的別在她的照片上。全都挺吸引人。有張更是讓人難忘。這張是用艷麗的水彩顏色畫的，還有標題，寫的是：“原諒他們的非法侵入吧。”畫裡有三個小男孩，在一片挺特別的池水旁釣魚。一個孩子的夾克還搭在一塊寫有“嚴禁釣魚！”的告示牌上。處在畫面前景處的是個身材最高的男孩，看起來一條腿像是得了佝僂病而另一條則得了象皮病。－－很明顯，克雷默小姐是有意用這種視覺效果來表明這個男孩站立時，兩條腿是稍稍叉開的。
我的第二個學生是安大略省溫莎市的一位五十六歲的“社會攝影師”，名叫R-霍華德-裡奇菲爾德，他說他妻子多年來追隨他擠到繪畫這一行當裡來湊熱鬧。他最喜愛的畫家是倫勃朗-薩金特與“提坦”（應為提香），但他又深思熟慮地補充說，他本人卻無意沿著他們的畫路往前發展。他說他最感興趣的是繪畫的諷刺的一面而不是附庸風雅的那一面。為了說明這一信條，他寄來了不少原始素描和油畫。他的一幅作品——我認為那能算是他的主要作品了——這麼多年來還能讓我有印象，就跟，比方說吧，“甜蜜的蘇”或“讓我稱你為心上人”之類的歌詞一樣。這幅畫嘲諷地描繪了一個貞潔的年輕姑娘的人們熟知的日常生活中的悲劇，這姑娘垂發過肩，乳房飽滿，在教堂裡，就在聖壇的陰影下，遭到她的牧師的凌辱。兩個人物衣服凌亂的模樣在造型上相當逼真。老實說，這幅畫很讓我留下印象的倒不是它的諷刺含義，而是其內在的技藝水平。如果不是我知道兩個學生住地相距有幾百英裡，我真會發誓說裡奇菲爾德是得到過來自班比-克雷默的一些純技術性的幫助的。
我十九歲時，除了極罕有的情況之外，一遇到什麼受不了的事，我那尺骨肘部的鷹嘴突總免不了會比全身其他部位更早地局部或是全部發麻。裡奇菲爾德和克雷默小姐給我留下很多印象，可就是沒帶來半點樂趣。我在審閱他們的寄件時有三四次都想站起來向尤索托先生正式提出抗議。可是我又不清楚我該采取何種抗議形式。我現在想，我當時說不定會走到他桌子前面，尖叫地申訴說：“我媽死了，我不得不跟她那個寶貝丈夫一起生活，在紐約沒一個人說法語，你兒子房間裡連把椅子都沒有。你讓我怎麼教這兩個瘋瘋癲癲的人繪畫呢?”由於長期以來就自我訓練成坐下來承受絕望的習慣，我最後還是很不費勁就管住了自己，屁股沒離開我的椅子。我接著又拆開第三個學生的信封。
我這第三個學生是聖約瑟姐妹修道會的一名出家人，名叫艾爾瑪修女，她在多倫多近郊一所修道院小學裡教“烹飪與圖畫”。對於她信封裡的內容，我真不知道從何說起的好。我不如先提一點，艾爾瑪修女隨信寄來的不是她自己的照片，而是一張她的修道院的全景快照，對為什麼這樣做也沒作解釋。我現在還想起來，調查表學生年齡這一項她也空著沒填。除此之外，她的表也許可以算是這個世界上填得最有聲有色的一份了。她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出生與成長，她父親在那裡當“福特汽車的檢驗員”。她的學歷是上過一年中學。她沒有受過正規的繪畫訓練。她說她教圖畫的惟一原因是某某修女去世了而齊默爾曼神父(這名字特別刺我眼，因為拔掉我八顆牙齒的那個牙科醫生也叫這名字)——齊默爾曼神父便選了她來頂缺。她說她的“烹飪班有三十四只貓咪（當指兒童ＫＩＤ，修女誤寫成貓咪ＫＩＴＴＳ）而圖畫班有十八只貓咪”。在“本人愛好”這一欄裡，她說她的愛好是愛她的主以及主的聖言，還有就是“收集樹葉不過是等它們落到地上時才收”。她最喜歡的畫家是道格拉斯-邦廷。(我不妨承認，這名字我多年來通過各種方法都沒能查出來。)她說她的小貓們總是喜歡“畫跑動的人形而這正是我做不好的一件事”。她說她會非常努力學習使自己畫得好一些，希望我們對她別太不耐煩。
她信封裡附上的習作一共只有六張。(她所有的作品都沒有署名－這當然是件小事，但是當時卻不成比例地讓人有一種清新感。因為班比-克雷默和裡奇菲爾德的畫全都是大筆一揮簽了名或是——這更加顯得可笑可氣了－－塗上名字縮寫字母的。)在十三年之後的今天，我不僅清晰記得艾爾瑪修女的全部六幅作品，而且其中的四幅我有時候認為我也未免記得過於清晰了一些，這對我自己心境的寧靜沒有什麼好處。她最好的畫是水彩，是畫在褐紙上的。(褐色紙，特別是包裝用的牛皮紙，用來作畫最愜意不過了。許多有經驗的畫家在不存心作什麼大畫或皇皇巨品時總是用這種紙。)這幅畫，盡管尺幅不大(約摸10×12英寸)，卻對基督的遺體被送到在亞利馬太地方的約瑟花園裡的墓地的情景，刻畫得細致入微。在最右方的前景處，兩個看來是約瑟的僕人的男人很吃力地抬著。業利馬太的約瑟緊跟在他們後面——在那樣的情景下，他腰板似乎挺得太直了些。在約瑟後面，隔開相當一段距離，在次要地位的是走過來的加利利的婦女，她們夾雜在一群人當中，也許是破門而入的一伙人，那些哀悼的、看熱鬧的以及小孩子們，其中還至少有三只歡蹦亂跳的、不敬神的雜種狗。在我看來，這幅畫的主要人物是在左前方、面對觀畫者的一個婦女。她右手高舉過頭，在拼命地招呼什麼人——也許是她的孩子，或是她的丈夫，沒准是觀畫者——讓這人扔下手頭的一切趕緊上她這兒來。人群前排的兩位婦女頭上還有光環。我手頭沒有《聖經》，只能大致地猜測她們的身份。但我立刻就辨認出了抹大拉的馬利亞。反正是我肯定那就是她。她位於前景正中，自己一人走著，很明顯有意漢與人群隔開一段距離，她雙手垂在身體兩側。她沒有把她的憂傷標志在她的袖子上，這麼說吧——事實上，完全沒有任何外在的跡象，是以說明她與這位死者不久前很值得羨慕的關系。她的臉，像畫巾所有人物的臉一樣，是用一種便宜、現成的肉色顏料畫的。讓人很痛苦地看得明明白白，艾爾瑪修女自己也覺得這種顏色不能讓人滿意，也曾作出無人指點的、動機純正的努力，想盡量讓這顏色不那麼刺眼。這張畫其他嚴重毛病倒也沒有。也就是說，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毛病除非你硬要吹毛求疵。從任何一個重要方面看，這都是一件藝術家的作品，飽含著很高很高、經過鍛錘的天分，也經歷了天知道多少多少個小時的艱辛勞動。
我最初的反應之一，自然是拿著艾爾瑪修女的信封沖到尤索托先生跟前去。可是，我又一次按捺住性子坐好了。我不願冒艾爾瑪修女被人奪走的險。最後，我僅僅是小心翼翼地把她的東西裝回信封，放在我桌子的邊上，興奮地計劃著在晚上自己的時間裡好好修改它。主意打定後，我竟以連自己都沒想到會有的巨大耐心，甚至還以與人為善的態度，將下午剩下的時間用來在罩著的紗紙上修改一些(沒有性器官的)男女裸體畫，那是R-霍華德-裡奇菲爾德懷著好意或是不懷好意地畫成的。
將近吃晚飯時，我解開襯衫的三顆紐扣，將艾爾瑪修女的信封藏進去，藏在那裡不管是小偷還是，這麼說是以防萬一，尤索托夫婦，都不可能掏走的。
“古典大師之友”每一頓晚餐的程序都是無須費唇舌雷打不動的。一到五點三十分尤索托夫人立即從桌邊站起身，上樓去准備，而六點整，尤索托先生和我－－總是排成單行－接著上去。絕不會走開去辦點什麼別的事，不管那是多麼的重要或是有益於健康。不過，那天晚上，胸口讓艾爾瑪修女的信封溫暖著，我卻感到空前輕松。事實上，在吃晚飯的整個過程中，我簡直有點放浪形骸了。我拋出了一件我剛想出來的特別精彩的畢加索逸事，我本該保留著等哪天過得不順時再講的。尤索托先生幾乎沒有放下手裡的日文報紙來聽我講，而尤索托夫人倒似乎有點反應，至少不能說是毫無反應。反正，我講完後，她在那天早晨問我要不要雞蛋之後頭一回跟我說了話。她問我是不是真的不想在我房間裡有一把椅子。我趕緊說：“Non，non——mercl法語：謝謝夫人”我說地板上的坐墊靠牆放，那樣正好讓我有機會可以練練讓背挺直。我還站起來顯示給她看我的背凹到了什麼程度。
晚飯後，趁尤索托夫婦用日語在爭論什麼挺有火藥昧的問題時，我告退要離開餐桌。尤索托先生盯看著我，仿佛他不太清楚我當初是怎麼進入他的廚房似的，但還是點了點頭，於是我急急地穿過走廊進人我的房間。我打開頂燈，把門關上，接著從兜裡取出繪圖鉛筆，脫掉西服，解開紐扣，手持艾爾瑪修女的信封在一只軟墊E坐了下來。我前面地上攤放著我要用的∼切，著手做我認為對艾爾瑪修女最迫切的藝術上的所需，一直到清晨四點之後。
我先做的一件事是作了十一二張鉛筆素描。我沒有下樓到教員辦公室去取圖畫紙，而是在我自己的筆記本上畫的，紙的正面反面都畫。畫完後，我寫了一封長長的、幾乎是沒完沒了的信。
我這人一生中都像只神經特別不正常的喜鵲那樣愛積攢東西．我至今還保留著1939年6月一個夜晚寫給艾爾瑪修女那封信最後一稿的底稿。我原可以一字不差地抄錄如下，但是沒有這個必要。信的主要內容，確實是主要內容，我用來向她指出，她那幅主要作品裡何處以及為何出了一些小毛病，這些毛病以她對顏色的處理上最為突出。我列舉了她不能沒有的畫家必備的幾種用品，也附上了大致的價格。我問她道格拉斯-邦廷是何許人。我問在何處可以見到他的作品。我問她(我當時就清楚那准是白問)是否見到過任何安托耐洛-達-墨西那（意大利畫家，不甚有名）的復制品或是原作。我還請她告訴我她的年紀，我用了許多筆墨向她保證，如果她透露的話，這個情況也就到我為止，絕不會讓第二個人知道。我說我問這件事的惟一原因，是能使我更有效地指導她。幾乎緊接著，我又問她修道院允不允許她接見來客。
我想，我應該把我那封信的最後幾行(或者說那一立方英尺)抄錄如下——文字、標點符號，全都一點不漏。
……順便提一句，倘若你通曉法語，不妨明示，因本人對該種語言頗為嫻熟，蓋我青少年時代泰半於法國巴黎度過也。
知道女士亟欲掌握跑動人形之畫法，以便傳授給修道院之學生，特附上本人所繪若干草圖，僅供參考。可看出塗抹匆忙，遠非完美，實無值得稱道之處，然相信尚能提供某些基本要領，對此你曾表示深感興趣。不幸的是，此間之校長大概仍未推行任何有系統之教學方法。你已具備相當水平，自然無須懼憚，惟我實在不知校長希我如何對待其余幾名學生，依我之見，他們水平極低，主要還是資質愚鈍不堪造就。
不幸的是，本人為一不可知論者；然而我又於一定距離處深服阿西西之聖方濟各（方濟各女修會創始人）”，此點亦無須掩飾。我不知你是否熟知他(指阿西西的聖方濟各)於眾人欲以通紅灼熱之烙鐵燙瞎他一只眼球時所說的話：“火焰兄弟唷，上天賦予你以美麗、力量與用途；我祈求你能對我以禮相待。”依我之見，你都是略微帶著他說話的那種風格作畫的，在許多方面給人以愉悅。順便提一下，能否請問，在前景處著藍衣之少婦可是抹大拉的馬利亞?此處所說當然是指我們適才所討論的那幅畫。如果她不是，那我就是可悲地蒙騙了自己了。不過，這一類事並不少見。
我希望女士相信，在你受教於“古典大師之友”期間，本人當竭盡愚魯完壘聽命於你。坦誠地說，我認為女士天分極高，如果若干年後成長為一位天才人物，我絲毫不會感到意外。在這一點上．我絕不想用溢美之詞使你感到飄飄然。正因如此，我才問前景處穿藍衣者是不是抹大拉的馬利亞，因為如果是的話，那麼我覺得你對自己剛剛露頭的才華的發揮，已經有點壓過你的宗教信仰了。不過，以我乏見，這也不是什麼可怕之事。
衷心希望女士享受著充分、完全的健康，我是非常尊敬你的，(簽名)讓-德-杜米埃史密斯“古典大師之友”教師
又及：幾乎忘記提醒你，學生應於每隔一周的星期一將作業寄來。可否寄些戶外素描給我，算是指派你做的第一次作業?你隨便畫就是，不必緊張。自然，我不知道你的修道院給你多少時間讓你個人作畫，希望你能告知。另外，我請你一定要買我冒昧開列的那些必不可缺的用品，同時希望你能盡早使用油畫顏料。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要坦白說我相信你太熱中於僅僅作水彩畫而無限期地拖延畫油畫了。我這樣說並不帶個人色彩也不想使你感到不愉快；實際上，這是對你的一種稱贊。此外，請把你手頭有的所有以前畫的舊作全都寄來，因為我非常想看。無須說，在你下一個郵件寄到之前，我的日子將會是很難熬的。
如果這耳是太過分的話，我很希望你能告訴我，你覺得做一名修女是不是感到非常滿意，我指的自然是精神的方面。自從我讀了“哈佛經典叢書”第36、44、45卷(這些書你想必十分熟悉)之後，我便將研究各種宗教作為一種個人愛好。我特別喜歡馬丁-路德，自然，他是位新教徒。你可別見怪。我從不宣傳什麼教義，這與我天性不合。最後還想起一件事，請別忘了告訴我你接待客人的時間，就目前情況看我周末時間可以自由支配，說不定某個星期六我會到你附近那一帶去走走。另外也請別忘記告訴我你是否較好地掌握法語因為在所有的內容與領域方面我都頗難用英語表達．這是自我多變、難以理喻的童年成長過程分不開的。
凌晨三時三十分左右，我出門上街，把我的信和畫寄給了艾爾瑪修女。然後，我在完全真實的高度欣喜中，用累得發木的手指脫掉衣服，躺倒在床上。
還沒等我睡著，那呻吟聲又透過牆從尤索托夫婦房間裡傳了出來。我想像天亮時尤索托夫婦會一起上我這兒來，請我和求我傾聽他們的秘密問題，他們會把最隱秘、最可怕的細節全都告訴我。我真切地看到了那幅景象。我將在廚房桌子前坐在他們兩人之間，聽完這個又聽那個。我聽啊，聽啊，聽啊，雙手抱頭－－直到最後，我實在受不了，便將手直直插進尤索托夫人的咽喉，把她的心捏在手裡，焐熱它，就像我焐熱一只小鳥似的。然後，當一切都弄妥擺平後，我就把艾爾瑪修女的作業拿給尤索托夫婦看，而他們將分享我的快樂。
事情往往都是過後很久才能看清，不過，幸福與快樂之間惟一的不同就在於幸福是實在的固體而快樂則是一種流體。第二天早上，當尤索托先生把兩個新學生的郵件放在我桌上時，我的快樂已開始從它的容器裡往外滲漏。當時我正在修改班比-克雷默的畫，倒是很心平氣和，因為知道我寄給艾爾瑪修女的信已經安全上路。但面對世界上居然還有比班比或是R-霍華德-裡奇菲爾德更缺少繪畫才能的人這樣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時，我仍然毫無思想准備。覺得真的快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便點燃了一根煙，這還是我參加教師班子以來第一次在辦公室裡點煙。果然還挺管用，於是我便重新修改起班比的畫來。可是還沒等我吸上三四口，我雖然沒有抬頭往後看，卻真的感覺到尤索托先生是在看我。接著我又聽到他椅子往後推動的盧音，這就證明確實是沒錯。我像往常一樣站起身來迎候他。他向我解釋道，用的是一種讓人一聽就心煩的狗屁耳語，他本人倒並不反對抽煙，不過遺憾的是，學校規定教師辦公室裡是禁止吸煙的。我連聲一再說真不好意思，他卻寬容大度地揮了揮手，打斷了我的話，接著便走回到房間他和尤索托夫人的那頭去了。我真不知在艾爾瑪修女下一個郵件應該來到前的這十三天裡，自己怎能神志清醒地度過，想到這裡，我竟亂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
上面所講的是星期二上午的事。在那天余下的上班時間以及接下來兩天全部的工作時間裡，我讓自己忙得連喘口氣的工夫都沒有。事實上，我把班比-克雷默和R-霍華德-裡奇菲爾德的那些畫全都拆開，然後重新組合，並且還加上新的部分。我給他們每人指派了十來張(真的是十來張)繪畫作業，是帶點侮辱性、低於正常水平，不過倒是挺有建設性的作業。我給他們寫了兩封長信。我幾乎是在央求R-霍華德——裡奇菲爾德暫時丟開他的諷刺風格。我也以最最委婉的口氣請班比暫時忍一忍，別再在畫稿底下加上“原諒他們的非法侵人吧”這類的標題。接著，在星期四下午後半晌，感覺到自己心情不錯，有點兒興奮，我就開始看一兩個新學生的材料，有一個美國學生從緬因州班戈市寄畫件來，他在他的調查表裡用囉裡囉嗦，是個“誠實的約翰”的坦誠態度說，他最喜愛的畫家就是他自己。他還稱自己是什麼現實主義－抽象豐義者。至十我下課後的時間，星期一夜晚我搭乘公共汽車進到蒙特利爾市中心，在一家=一等電影院裡，把一場《卡通節星期》的影片從頭看到底——基本上就是強迫我見證一群老鼠如何用香檳酒瓶塞子朝一只又一只的貓狂轟濫炸。星期三晚上．我把房間裡的坐墊集攏來，讓三只疊在一起，試著憑記憶把艾爾瑪修女那幅基督殯葬圖重新畫出來。
我不禁要說，星期四夜晚非常特別，或者不如說是令人毛骨障然，不過事實是，我已經找不到符合要求的形容詞來描寫星期四的夜晚了。我晚飯後離開“古典大師之友”然後便不知去了哪兒－－也許去看了場電影，也許僅僅是作了次長時間的散步；我記不起來了，而且我1939年的日記也讓我沮喪了一回，因為我要查找的那天的日記正好是全然空白。
不過我倒知道為什麼那是一頁空白。我從度過黃昏的不知什麼地方回來——我只記得那時天已經黑了——這時，我站住在學校外面的人行道上，朝那家矯形器械商店的燈光明亮的櫥窗看去。這時，一件令人沮喪的事情發生了。我怎麼也擺脫不掉這個念頭：不管有一天我能學會如何冷靜、理智或是很有風度地過我的口子，我水遠至多不過是充當這個擺滿搪瓷尿壺、便盆的花園的一名參觀者，旁邊還站著個戴著削價疝氣帶的沒畫眼睛的木頭模特偶像。自然，這個念頭不可能持續多久。我記得我飛奔上樓進入我的房間，脫掉衣服鑽上了床，連日記本都沒有打開，自然不會去記下些什麼了。
一連好幾個鍾頭我就這麼躺著，睡不著，渾身顫抖。我聽著隔壁房間的呻吟聲，只好強迫自己想我那位得意門生。我試圖看到我上她修道院去探望她那一天的情景。我看見她走出來迎接我
在一道高高的鐵絲網的附近一一位羞怯、美麗的十八歲女孩．她還沒有作最後決定性的誓約因此還可以白由和她選中的彼德-阿伯拉爾（正統教會的異端）型的男子走出修道院進入凡俗世界。我看見我們緩慢、默默無言地朝修道院內一處偏僻、青翠的地方走去，在那裡突然，我非常純潔地把手圍在她的腰上。這一幻景欣喜得讓人難以自持，最後，我發洩了一通，這以後也就睡著了。
星期五整個上午以及下午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埋頭苦干，通過那層罩在上面的薄紗紙，把緬因州班戈市那個男人所畫的象征性器官的森林改成一棵棵可以辨認的樹，那些森林是他有意識畫在昂貴的亞麻畫布上的。將近下午四點半時，我不管在意識上、心靈上還是在身體上，都很麻木了，因此當尤索托先生走到我桌前停立一小會兒時，我僅僅是稍稍欠起身子。他遞給我一樣東西——他態度很冷淡就跟一個普通的飯店侍者分發菜單時一樣。那是發自艾爾瑪修女所在那個修道院的首席嬤嬤的一封信，通知尤索托先生，齊默爾曼神父由於他所無法控制的原因，不得不改變允許艾爾瑪修女在“古典大師之友”進修的決定。嬤嬤在信中寫道，她對於這一變更可能會對學校造成的不便與混亂深感遺憾。她還殷切希望首批支付的十四元學費能夠退還給教區。
我多年來一直深信，當那只老鼠從著了火的旋轉輪盤上掉下，一瘸一拐地往家走時，它必定又有了殺死貓的無懈可擊的新招。在我讀了並重讀了首席嬤嬤的來信並對著它發了好長時間的愣之後．我突然擺脫開它，給余下那四位學生寫起信來，我勸他們別指望當什麼藝術家了。我告訴他們，在信中一個一個地對他們說，他們絕對不具備值得發展的才能，他們純粹是在浪費自己的寶貴時間也是在浪費校長的時間。四封信我都是用法語寫的。寫完後我立即上街把它們發了。所帶來的滿是感是短暫的，但是沒有消失時卻讓人感到非常非常地受用。
到了又該列隊上廚房去吃晚飯時，我說我不想吃了。我說我身體不太好。(1939年那會兒，我撒謊時態度比說真話時還要真誠－因此我敢肯定，我說自己身體不舒服時尤索托先生准是用懷疑的眼光在看著我。)接著我上樓回我的房間，在一只墊子上坐下。我在那裡坐了准有一個鍾頭，對著百葉窗上一個天光漏進來的洞傻傻地瞪著，沒有抽煙，沒有脫掉外衣或是解松領帶。接著，很突然，我站起身，取來一大疊我自己的活頁紙，就拿地板當桌子，給艾爾瑪修女寫了第二封信。
這封信我根本沒有寄出去。下面是全部根據底稿抄錄的。
蒙特利爾，加拿大
6月28日，1939年親愛的艾爾瑪修女，
是不是我在上封信中無意中說了什麼招你討厭或是傲慢無禮的話，以致引起了齊默爾曼神父的注意並在某種程度上使你處境尷尬?如果真是這樣，我請求你至少給我一個合適的機會，使我能收回我出於仰慕而說出的有欠考慮的話，使我能成為你的朋友同時又是學生與老師。這個請求不算過分吧?依我看似乎並不過分。
真實的情況就是如此：倘若你不再多學一點這門藝術的基本功的話，你這一生只會成為一名非常非常有趣的畫家卻水遠不會成為一位偉大的畫家。在我看來這太可怕了。你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嗎?
會不會齊默爾曼神父讓你從學校辭職，因為他認為這件事會影響你成為一個稱職的修女。如果事情確實如此，我不免要說，我認為從各方面講，他行事過於急躁草率。學畫是絕對不會對你做修女有任何影響的。我自己就活得像一個脾氣乖戾的出家人。當藝術家最不好的一點無非是使你經常感到有些淡淡的哀愁。不過，在我看來，這也不能算是境遇悲慘。我一生最快樂的日子是在多年前我十七歲的時候。我走在路上，去吃午餐，母親在那個地方等我，她是久病後第一次出門，我正興高采烈，可是，我正走在維克多-雨果大街上，那是巴黎的一條街，此時，我突然撞在一個家伙的身上，那人竟是沒有鼻子的。我請你好好琢磨琢磨這件事，事實上我是在懇求你。需知它是飽含深意的。
也很可能，齊默爾曼神父讓你休學，是因為你那家修道院缺乏經費無法為你支付學費。我坦誠希望情況確是如此，這不僅會使我心安理得，而且還是出於一個實際的考慮。如果情況果真就是這樣，你只需說一聲，我是願意無限期地提供免費服務的。我們可不可以更深入地談談這件事呢?我可否再次問問，你們修道院的會客日子是在哪一天?我能不能先自作主張，定在7月6日下個星期六去修道院探望你?總是在三到五點之間吧，具體時間還得看蒙特利爾到多倫多的火車班次而定。我迫切地等待著你的答復。
懷著敬意與仰慕之情，
你忠實的
(簽名)讓-德-杜米埃一史密斯
“古典大師之友”教師
又及：在上一封信裡，我隨便問起你那幅宗教畫前景處那位穿藍表的少婦是不是罪人抹大拉的馬利亞。如果你仍然未復信，那就請繼續保持沉默好了。很可能是我弄錯了，在我生命中的這個階段上．我也不特別希望被弄得幻想破滅。我很願意繼續沉淪在無知的陰影之中。
即便是今天，甚至是眼下這個時刻，每當回想起自己曾帶了一套晚禮服去“古典大師之友”赴任，我都免不了要打個冷顫。可是我當時確實是帶了，而且在我給艾爾瑪修女寫完信後，我還換上了這套晚札服。這整個事情仿佛就是為了誘使我去喝醉似的，正因為我生平直到此時為止還未喝醉過(我怕喝多了會使我那只畫出過三次一等獎以及別的作品的手顫抖)，我才覺得為這悲慘的時刻我必須穿得正規一些。
尤索托夫婦還在廚房時，我悄悄溜下樓打了個電話給溫莎大飯店——那是我離開紐約前博比的朋友x太太向我推薦的。我向飯店訂了一個單人席位，時間定在八點鍾。
七點三十分左右，我穿戴整齊，收拾得漂漂亮亮，把頭從門邊伸出去，看看尤索托夫婦是不是有哪一個在躡手躡腳地走動。我反正不想讓他們看到我穿晚禮服。見他們都不在，我趕緊下樓並開始找出租車。那封寫給艾爾瑪修女的信就揣在我衣服的內兜裡。我打算在吃晚餐時再從頭讀一遍，最好是在燭光下讀。
我走過一個又一個街口，卻連一輛出租車的影子都沒見到，更不用說是空車了，這麼止著真不是滋味。蒙特利爾的兒爾登區並不是講究衣著的地段，我敢肯定每個過路行人看到我都會冉看我一眼，那眼光基本上都是不以為然的。最後．在來到星期一我狼吞虎咽過“康尼島紅腸熱狗”的便餐酒吧門前時，我決定把在溫莎大飯店訂餐桌的事扔到一邊。我走進便餐酒吧，在盡裡面的一個火車座坐下．要了湯、小面包和黑咖啡，訂菜時用左手擋住我的黑領結。我希望別的客人會以為我是個止准備上班的侍者。
喝到第二杯咖啡時，我取出那封還未寄出的寫給艾爾瑪修女的信重新讀。我覺得信的內容似乎單薄了一些，便決定趕回“大師之友”再加加工。我還考慮了去探望艾爾瑪修女的計劃，我想當晚再遲些時候就去預訂火車票是不是一個好主意。腦子裡盤算著這兩件事-__它們哪一件都沒能使自己像我希望的那樣，心情變得輕松一些——我離開便餐酒吧，快步走回學校。
大約十五分鍾之後，我遇到了一件完全是橫端裡插進來的事情。我知道，這麼說，很有些炒作新聞之嫌與惡劣標記，不過事實上倒恰恰就是這樣的。我馬上要談到的是一次獨特的經歷，它至今還讓我感到很不可思議，我只要可能，總不願把它劃歸為一件真正神秘主義或者甚至與神秘主義沾邊的個案。(倘若不這樣做，我覺得，那就等子在暗示或明說：聖方濟各與一般神經兮兮的禮拜日去親吻麻風病患者的人之間的精神上的sornes（法語：出路、去向），僅僅是縱向層次上有所不同而已。)
在晚上九點鍾的朦朧天光中，我穿過馬路走近學校，那家矯形器械商店裡有盞燈亮著。我吃驚地發現，櫥窗裡有個大活人，是個三十歲左右的高大壯實的女子，穿一身綠、黃、紫堇色的雪紡綢衣服。她正在給木頭模特換疝氣帶。我走到櫥窗跟前時她顯然剛把舊的疝氣帶摘下；她把它夾在左胳肢窩裡(她的右“側影”正好對著我)，此時正把新的疝氣帶往模特身上戴。我站住了看她，看得入迷，一直到她突然之間有所感覺，然後又看到她正在被人盯看。我趕緊微笑——向她顯示我不過是個玻璃外而微光中並無敵意的穿晚禮服的人——但是沒有用。那女子慌亂得完全超出了正常狀態。她滿面通紅，脫下的疝氣帶掉到了地上，她倒退回去，踩在一大摞沖洗用的盆盆罐罐上－－她的兩腳站不穩了。我立刻伸出手去，手指尖撞到了玻璃。她像個溜冰者似的重重地摔了個屁蹲。她馬上又重新站起來，不看我。她的臉仍然是紅紅的，她用一只手把頭發朝後推了推，繼續給模特系疝氣帶。也就正在此時，我有了那種體驗。突然(我說這一點，我相信，是完全具備應有的自我意識的)，太陽升起，以每秒九千三百萬英裡的速度朝我的鼻梁飛來。我什麼都看不見了，而且驚慌失措——我只得將手按在玻璃上以保持身體平衡。這樣的情況只持續了幾秒鍾。等我視覺恢復，那女子已離開櫥窗，只留下一地閃閃發光的精致、顯得格外聖潔的瓷漆假花。
我倒退著離開了櫥窗，繞著這個街區走了兩圈，直到我雙膝不再發軟。然後，不敢再冒險往商店櫥窗看上一眼了，我上樓進人自己的房間，躺倒在床上。幾分鍾，也許是幾小時之後，我用法語，在我的日記裡記下了下面這短短的幾行字：“我要給艾爾瑪修女順自己命運的軌跡而行的自由。全世界的人都是一個修女。”(Toatlemondeeslunen。nne（法語：意同前句）)
在晚上睡覺前，我寫信給我不久前剛剛開除的四名學生，恢復了他們的學籍。我說學校的管理部門出了差錯。事實上，這些信似乎是自己流瀉而出的。這也許與這件事情有點關系在我坐下來寫信之前，我已從樓下搬了把椅子上來。
提下面這件事似乎完全是“抖”出了一個“反高潮”，不過事實是“古典大師之友”還沒過一星期就關門了，原因是沒有經過正式的注冊手續(事實上，是根本沒有去注冊過)。我摒擋行裝又回到羅德島我繼父博比的身邊，在那裡我住了六或八個星期，用來考察所有夏季活動的動物中最最有趣的一種——穿短褲的美國少女，直到美術學校重新開學。
做得對也好不對也好，反正我再沒有與艾爾瑪修女聯系過。
不過，偶爾，我仍然聽到班比-克雷默的消息。我最後聽到的一則是，她已經把業務擴充到為自己設計聖誕卡上去了。如果她沒有失去自己的獨特風格的話，它們會是很值得一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