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破碎的幻夢（1973—1975）
毛澤東與周恩來有著長期的合作關係，1972年間他們的關係最為密切。雖然毛澤東沒有在公共場合讚許過周恩來—他不習J質誇耀他的副手—但周恩來卻在林彪叛逃和尼克松訪華期間出色地輔佐了毛澤東。
這位總理從來沒有如此密切地與毛澤東共事，毛澤東也很少像在1971年至1972年期間這樣感到迫切地需要周恩來的幫助—可能自長征途中遵義會議這個轉折點以來毛澤東尚未有過這樣的感覺。
毛澤東不得不向右轉以擊退林彪，這使他與周恩來攜起手來。他向美國開放門戶以對付那些極左勢力和軍隊中的反對派。
周恩來又一次成為當然的盟友。
毛澤東是不願意依賴周恩來的，周恩來終究不是率性辦事。
如果說率性誠物、深謀遠慮的毛澤東是虎、猴二氣的結合，那麼周恩來就是一個將毛所痛恨的中國官場傳統帶人共產主義時代的人。
周恩來遠不像毛澤東那樣。毛澤東信仰一個永恆變動的世界，偏愛的是鬥爭高於一切，認為一切現象都充滿矛盾。
在50年代末非斯大林化危機過後，周恩來沒有像毛澤東那樣變得多疑。對周恩來來說，馬克思主義絕不意味著多多益善，這與感情用事、剛惶、獨立思考的毛澤東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做法不同。
周恩來不像毛澤東那樣愛衝動，他從未排斥於黨之外，而毛澤東則有過三次這樣的經歷。川更不像劉少奇、鄧小平及其他人那樣的人，周恩來不會輕易遭受清洗的危險。
周恩來把毛澤東看作是20世紀中國的指路人，「他教導我們認識了一切，」周恩來以自己特有的語言說。
周恩來不得不謹慎地對待毛澤東。他看到毛澤東對一幫有資歷的同事日漸不滿，便小心翼翼地盡量不提出異議，以免引起晚年的毛澤東的專斷或猜疑。
周恩來在60年代批評毛澤東時，採取的是一種既隱晦又玄妙的方式。「毛主席是正確的，」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次緊張而沉悶的會議上簡略地說，「他非常謙虛。」為了更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思，他又補充說，「我們大家，包括我自己，都犯過錯誤。
不過，自1971年後期起，周恩來感到他與毛澤東的關係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安全多了。
「怎麼會有絕對權威呢?」周恩來在深思熟慮後，坦率地對一位美國來訪者說，「毛主席在某些問題上可能是權威，但如果有些問題他不熟悉，他又怎能成為這些問題的權威?」他再一次作出轟動性的評論。「這裡還存在一個時間問題」，他在一次對話的開場白中講道，「你今天是權威，但是否意味著你明天還是權威?
實際上，周恩來的評論是針對林彪而發的，因為「絕對權威」是林彪的圖騰之一；但周恩來也在慎重之中試圖搖撼毛澤東那天神般的地位。
周恩來的勇氣沒有持續多久。70年代中期的痛苦爭吵不允許這位總理成為與毛澤東真正平等的人物，充其量只能是第二號人物。恰恰是1971-1972年的兩個重要功績，使周恩來成為毛澤東不可缺少的執政官，但不久又招致非難。
林彪已不在位，但到1973年，毛澤東對反林聯盟並不十分滿意，門戶雖已向美國打開，但到1974年毛澤東即聽到這樣的批評:中美交往對中國是否有利。對於周恩來來說，更糟的是健康惡化，並且毛澤東對此清楚。
毛澤東自己曾鼓勵林彪要政治掛帥，使軍隊成為一所「全國人民的大學校」。林彪按毛澤東的要求建設軍隊，而這是彭德懷難以做到的。在此背景下，毛澤東發動了他的「文化大革命」戰役。
周恩來在另一次造反派參加的狂熱的「文化大革命」會議上說:「我們跟隨毛主席幾十年了，大部分時間我們都保持鎮靜，我們要顧全大局」儘管周恩來很小心，他還是不斷受到批判、〕1969年，極左派們說實際上是29個布爾什維克1這就把周恩來與28個布爾什維克聯繫了起來，而他們是毛澤東在30年代的主要時手。
令人難解的是，1972年，毛澤東再一次器重彭德懷式的軍隊領導人。
許世友是典型的地區軍隊指揮員，他代表著解放軍的聲音，在反對林彪推動的極左的農村政策時，這位廣州軍區司令員說:「沒有必要為貧富均等去搞革命。」反林聯盟自身的性質決定它不可能存在長久。許世友與這些人都不是毛澤東的天然盟友，時間很快就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在1971年至1972年之交的冬天，毛澤東沒有絲毫的勝利者的喜悅。他既沒點名指責林彪，也沒有另尋「接班人」或「最親密的戰友」來代替林彪。如果周恩來的支持者們期待著榮譽降臨到這位英雄的病患者頭上，他們會大失所望。
毛澤東似乎缺乏自信。林彪事件的了結是一個安慰，至少它沒有使更多的毛澤東主義式的決策出台。
「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觀念、信條和鬥爭，在毛澤東的手中就像許多一觸即破的泡沫一樣破裂了，只剩下他滑膩的雙手沽著強權政治的汗水。
明顯地出現了向右轉局面:農村實行了寬鬆的政策；「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東山再起，有的得以提升；學校教學趨於正常，而且思想觀念的壓力有所減輕；工廠巧立名目以實行物質刺激；對歷史及學術問題展開討論，政治的束縛多少有所緩解。
1972年的右傾風肯定使毛澤東想起了1962年因「大躍進」失敗刮起的那股類似的風。
為了與死亡進行頑強的搏鬥，為了奪回對軍隊的控制權，還為了淡忘他腦海裡「無限忠於」的林彪，毛澤東需要付出代價。
在複雜多變的政治形勢下，富有革命經驗的戰士、外交部部長陳毅死於癌症。當消息於1972年1月的早些時候傳到毛澤東那裡時，毛澤東已經很虛弱，因支氣管炎他不停地咳嗽，臥在床上通夜難眠。中共權威人士致辭陳毅的家人和許多政府部門，告知毛澤東將不出席陳毅的葬禮。但是，到了追悼會召開的時間，毛澤東手下的職員注意到他煩躁不安，突然說他要去參加追悼會。八寶山公墓大廳沒有人想到毛澤東會出席，毛澤東的助手也一片慌亂.他們甚至不能為毛澤東穿戴好衣服，這位最高領導人穿著一身睡衣，也不顧什麼皺巴巴的襯衣和褲子，披著一件大衣袪車去向陳毅作最後的致意去了。
在八寶山，毛澤東見到了陳毅的遺蠕，並與她作了簡單的交談:「我也來悼念陳毅同志，陳毅同志是一個好同志。」毛澤東也同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進行了交談，藉機告訴他，林彪在想逃往蘇聯時飛機失事死了。「林彪是反對我的，陳毅是支持我的。」毛澤東對這位柬埔寨人說。
幾位重要人物一見毛澤東出席這次葬禮便站立起來，毛澤東與陳毅的遺婿及其子女作了長談。的確，陳毅有過40年的戎馬生涯，但他卻成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而毛澤東只給了他遲到的保護。
毛澤東很少參加同事的葬禮，為什麼此刻會到八寶山來?
毛澤東喜歡性格開朗的陳毅，儘管他並不總是喜歡他的觀點。當陰謀活動在北京似乎已習以為常的時候，失去一個常常直言相陳的人，對毛澤東觸動很大。
然而，擠滿軍人的冷漠的大理石殯儀館訴說著更多的故事。
毛澤東欠了軍隊指揮員們的賬。向這位外交部長獻頌詞，同時他也撫平了軍人的情緒。
1972年年中，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剋夫人訪問北京，她代表斯里蘭卡兒童向中國兒童贈送了一頭幼象，然後到中南海與毛澤東會晤。毛澤東提到了兩件人們意想不到的事情以表露心跡。
當對世界形勢作廣泛的交談時，毛澤東對這位友好的斯里蘭卡人突然談起在他的政府內發生的迫害和暗殺。班達拉奈剋夫人迷惑不解，也很尷尬。過了很久，甚至在她離開毛澤東的書房時，她可能還不知道毛澤東究竟要將哪一個「兩面派」置於死地，並使之聲名狼藉。
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到八寶山參加陳毅追悼會。在同陳毅夫人張茜的談話中，毛澤東充分肯定陳毅光輝的一生，並表示要請鄧小平出來工作。這個「兩面派」就是林彪。當時，倖存的林彪的同情者們都召集到中南海，聽候發落。毛澤東準備按他所熟悉的真理來造就這個世界。
那個「兩面派死了……」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他『企圖謀害我』……他反對整黨建黨，反對向美國開放……」
五個月前，即使尼克松也不知道這位前任國防部長的任何真實情況。現在毛澤東卻主動向一位女士透露林彪的消息，而這位女士只是來尋求經濟援助而不是政治秘密。
兩周後，毛澤東對法國外長舒曼講了類似的關於林彪事件的權威性看法。毛澤東對他的法國客人最後說:「一杯苦酒，林彪就完了。這一評論，似乎並不表明林彪密謀反對被動的毛澤東，至多意味著1971年的大事年表會記載這件事而已。
「我們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這三者之間的利益。」毛澤東在一份關於在農村實行溫和政策的文件中寫道。這份文件以編者身份談到過去「人為的平均主義已經阻礙了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這意味著風在向右轉。
在不同的時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有不同的意義和作用。
不過，雖然各派官員引用的許多語錄條文是死的，毛澤東本人則仍然是活生生的。他絕不會退出思想是非之爭，而只是暫時停下來。一些領導人可以任意抽出毛澤東思想的某一部分以服務於自己的目的。只有毛澤東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掌握著一切人的命運。
1973年春，毛澤東正處在對外政策浪潮的頂峰。
繼尼克松之行後，他在書房裡逐個地接見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2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101他對他們曉之以理，彬彬有禮地詢問他們國家的情況。他給未被承認時的荒蕪年代罩上一層面紗，給歷史梳理出明朗的脈絡，對過去孤立時受到的指責等一些瑣碎事表示毫不在乎。會談給人的印象是，中國和某某國家像一對老朋友，兩國之間從容地交往就像空氣和水一樣自然。
曾在抗日的潮流中崛起的毛澤東對待田中角榮首相猶如自己的弟弟。
周恩來把田中從休息室帶到毛澤東的扶手椅邊。這位主席向他們兩位示以歡迎的微笑。「你們吵完了嗎?」不等回答，他又宣稱，「吵吵架對你們有好處。」
「我們進行一了友好的談話。」田中壯著膽子說。他對有關中日戰爭給中國造成了「災難」(中方的用語)或只是帶來了「麻煩」(日方用語)的爭論避而不談。
會談遠不是什麼誠摯的協商。毛澤東居高臨下，以哲學家的姿態出現。當他揮手讓這兩位總理就座時，說道:「不打不成交嘛!」
毛澤東建議這位並不引人注目的日本人喝點茅台酒。田中答道:「聽說茅台是65度，不過我很喜歡。」
「不是65度，是70度。」這位中國領導人糾正道，「誰給了你這麼個錯誤的信息!」
毛澤東的下一句話使話題遠離了茅台酒而不著邊際:「順便說一句，中國的古董很多，讓舊的東西捆住手腳不好。」
這使毛澤東轉而獨自地談起了自己的父親，避而不談日本政治。
他說:「小時候，父親對我很嚴厲，我就造他的反。儒家的《四書》、((五經》上說父慈子孝，我問父親為什麼對我不好。不扯遠了，日本競選時，角逐很激烈吧?」
當田中談到日本競選的艱苦時，毛澤東不解地搖搖頭，喃喃地說:「到街上去作競選演說談何容易卜??…」這位老戰士把他的智慧之手置於這位年輕政治家的肩頭。「在街上演說可是件苦差事，」他說，半個世紀前他在長沙就經常這樣做，「請多多保重」。
「你們的議會制度是怎麼回事?」他問田中，這位首相小聲道:「它也有它的問題。」毛澤東以恢弘的口氣總結道:『舊本一定存在許多問題，是吧?」
毛澤東的思緒好像返回到幾個世紀以前，而越過了可怕的中日戰爭。他把日俄戰爭後日本確立在亞洲的領先地位、贏得他國學習者羨慕的時期當作一段過去的插曲，似乎中國是先生、日本是學生的歷史時代又會重新開始。
「在毛澤東面前，周恩來只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田中回到東京時對他的一些政界朋友說，「他的舉止就像陪在某個著名國會議員身邊的一個笨手笨腳的秘書。
這番評論很有意思。這甚至使人覺得，田中的這番話不像是在描述周恩來，而是在活靈活現地描述他自己在毛澤東的尊駕前的表現。
在聯合國，毛澤東的政府只是個新來的小伙子，還遠不像某些人預言的那樣在這個組織中「製造混亂」。在紐約的中國代表完全是按慣例循規蹈矩地對待公文、辭令和外交禮節。
與此同時，中國在特圖灣成了代表第三世界說話的最有影響的聲音，它就海洋法、債務、貿易結構等問題及一些國家「有」而一些國家「沒有」的其他問題所發生的對立而發言。
《人民日報》大肆宣傳中國在安理會(中國是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和其他世界組織中的言論和行動。
然而，毛澤東似乎對聯合國感到厭倦。在所有關於對外政策的談話中，他很少談到有關聯合國的話題。他把這一話題留給了龐大的北京政府中舊勢力的國際主義派，而這一派是外交部中的不穩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