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未來趨向會有利於毛的話，那麼，在1934年末那些個晦暗的日子裡，只有獨具慧眼的人才能洞察到這一點。
實際上，毛在黨內的對手們在遠航的一開始就風向不利(儘管博古和奧托·布勞恩在長征開始時仍處在重要的領導地位)。但是，相對於整個中國來說，共產黨人的自命不凡實在有點像是犀牛背上的幾隻虻蠅。
中共黨外的很多人(當然黨內也有一些)認為，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和江西根據地被夷平以後，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氣數已盡。長征開始後最初艱難困苦的幾個月絲毫沒有改變這一前景。對毛來說，突然離開自己曾是頭面領導人物的機構是令人心碎的。而且，那些留下來的人中——原則上說，他們的任務是擾亂國民黨，但是實際上他們危在旦夕，與其說他們是28個布爾什維克的支持者，不如勉強地說他們是毛的支持者。
毛的弟弟澤覃是他的同情者之一，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像是毛的影子，在1932年間，毛的失勢使澤覃也受到指責。在1934年毛實際上被軟禁的那段日子裡，他仍然與毛站在一起。
沒過五個月，澤覃就被逮捕並被處死(另外一位被處死的是倒霉的前領導者瞿秋白，他主要因為身患結核病而留在江西)。
毛還留下了他與賀子珍所生的兩個孩子。因為當時紅軍規定，只有那些能夠行軍的孩子才能隨軍撤退。毛把兩個蹣跚學步的孩子放在∼家不知姓名的農民家庭照料，他再也沒有見過他們。*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妻子中，有三十五位參加並走完了長征，賀子珍是其中之一。長征開始時她正懷著第三個孩子，這個孩子顯然是在毛遭到軟禁的時候懷上的。艱難的跋涉對子珍的身體是殘酷的，實際上還損及了她的婚姻關係。
長征結束以後曾訪問過共產黨人的英國記者岡瑟·斯坦因，問毛當時是否發覺自己是少數派而且不能佔上風，１毛回答說：「是的，我曾是少數派。這種時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等待。」1935年，他的機會來了。
長征在進行的過程中按其必然性呈現出自身的形態。在它勝利結束之前，甚至沒有一個人稱之為「長征」。開始時，只不過是艱苦的大退卻**。後來，毛告訴羅伯特·佩恩：「我們的目的，是擺脫圍剿並與其他蘇區會合，除此以外，我們還深切希望自己能夠處在抗日的位置上。」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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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後，曾多方努力尋找他們的下落。有些中國人認為周恩來成功地完成了這一任務，並使他們受到很好的照顧。但是這兩位後代——現在應該40多歲了——一直沒有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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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埃德加·斯諾發現他們仍用「二萬五千里行軍」一詞稱呼這次史詩般的大撤退。２
在長征的每一階段，主要問題都是擺脫國民黨的圍剿並生存
下來。長征者每天必須做的都是四個緊緊相連的任務：擺脫在江西時三面被圍的絕境；與遠在西邊的其他一個或更多的蘇維埃政權接上聯繫；在中國的其他地方重建江西那樣的根據地，並在這一新的根據地代表全中國抗日。
共產黨的領導人只是對於前面第一個任務不存在什麼分歧。實際上，確實黨內的分裂具有很大的腐蝕性，以致於長征還應有第五個任務——雖不直接明瞭，但卻至關重要——就是成立黨的新領導機構。長征使成熟的共產黨人有別稚童般的布爾什維克。
毛的第一方面軍有三萬名官兵，占長征參加者的四分之一。他們打的第一次大仗是在湘江邊上，這是毛少年時代夢中的河。這次戰役使黨內的政治鬥爭幾近明朗化。
蔣介石準確地判斷出紅軍會向西北方向逃竄。在蔣強大而有力的軍事機器面前，共產黨損失了五萬人。在極度痛苦之中，傷員們咬住自己的衣服，抑止住自己無法控制的哀叫聲。
國民黨消滅了將近半數的紅軍。面對如此巨大的代價，毛決定向博古和奧托·布勞恩的領導地位發起新的挑戰。
嚴酷的現實是，紅軍不能按照原定的計劃與湖南北部賀龍的蘇區會合，因為蔣已部署了六倍於紅軍的兵力等待他們。在這種形勢下，毛決定改變計劃，同時向28個布爾什維克發起了猛烈的攻擊。
紅軍應該掉頭向西南進入貴州，這是敵人兵力較弱的省份，然後與四川北部的共產黨軍隊取得聯繫。毛的這一觀點佔了上風，奧托·布勞恩向北挺進的計劃告吹。
與此同時，在1934年12月的會議上，毛膽壯地指責導致湘江慘敗的兩個策略錯誤。博古和布勞恩定下的路線是一條直線，這可以使蔣介石坐等紅軍的到來。
同時，毛抱怨共產黨人沒有利用佯攻這一武器，而這在行軍中是應合理地加以利用的，沒有注意當拙民眾的情緒，也沒有意識到地形的複雜。
毛還認為紅軍負載過重，軍隊帶著政府的所有裝備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騾子和驢子馱著沉重的辦公用具、印刷機和檔案，行動緩慢。
毛在這個問題上與28個布爾什維克的鬥爭觸及到了根本的問題：中共是繼續作為流動之中的臨時政府(28個布爾什維克的觀點)呢?還是有計劃地外撤後，相機重返舊地，穩立根基，待時機成熟後，逐步奪取全國政權(毛的觀點)?
一個細節可以充分地說明28個布爾什維克的作風：長征開始時，紅軍實際上沒有∼張精確的地圖。博古和布勞恩堅持帶上所有的辦公用具和文件，但就是沒有想到帶上對行軍最重要的東西(一個年輕的瑞士傳教士被捕後，被控幫助國民黨幹事。但是在他答應幫助紅軍指揮員讀一張法文的江西省地圖後，減輕了對他的處罰４)。
28個布爾什維克沒有任何軍事經驗，而毛和朱在近十年的戰爭中經驗豐富。博古在1932年成為共產黨的領導人時還沒有看到過打仗，長征開始時他也才只有26歲。布勞恩——儘管他是共產國際派給中共的軍事顧問——也沒有受過軍事訓練或參加過一場戰役。而且，布勞恩根本不會漢語。
大約54％的長征者都是24歲以下的年輕人，和他們相比，42歲的毛是年齡較大的。只有4％的人年齡在40歲以上，甚至還有11∼12歲的少年充當司號兵、勤務員、送水員、通訊員，或只是作為福神。傅連璋醫生宣稱，根據他的判斷，在這些天真樸實、血氣方剛、出身於農民的長征者中，90％的人沒有過性生活。
最初的失敗應歸咎28個布爾什維克，而毛不應為此而受責。事實上，毛在黨內的影響正在迅速上升。他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贏得領導權，但是在湘江戰役以後的幾周時間裡，他的威信在穩定地提高。
他開始用自己的方式制定政策。文件燒燬了，辦公用具被扔進深山峽谷；多餘的槍支彈藥送給當地可信賴的農民；簡裝輕兵，晝伏夜行，這樣部隊的行蹤就不會輕易暴露。
用能打動人心的標語口號，向部隊解釋每一次即將到來的行動，很多村莊都召開群眾大會宣傳紅軍的神聖使命，並招募新兵，具有文藝天才的戰士還給群眾唱歌跳舞。這一切都是毛的主意。
有一次，一個連隊被置於一個很顯眼的山頭上，故意分散地暴露自己，看上去好像有很多人在那裡。國民黨軍隊真的就把這些忙碌的士兵當成了紅軍主力，被紅軍竊聽的國民黨電台發佈的勝利消息說：「紅軍主力已陷入重圍。」與此同時，共產黨的大部隊在背後向國民黨軍隊發起了進攻。
這種典型的毛主義的聲東擊西戰術幹得非常漂亮。一位將軍回憶說：「整個戰役，就像猴子在狹窄的胡同裡耍弄一頭牛。」５
這種戰術使得紅軍能夠渡過220米寬的水流湍急、惡浪滔天、兩岸儘是陡峭岩石的烏江。蔣介石好像已經覺察出他真正的敵手正在向上游挺進，便飛到貴陽親自安排二十萬特別部隊，想攔截、阻止他們通過貴州到達富庶的四川。毛蔣爭雄的態勢開始形成。
紅軍佔領了富饒的古城遵義。用計之妙使朱毛開始享有魔術師的聲譽(紅軍必須使用這種辦法，因為拼湊起來的國民黨軍隊與紅軍的力量之比是100：1)。
紅軍首先佔領了遵義以東十英里處的一個村莊，抓獲了一批俘虜，這些人對這次謀略的實施有關鍵作用。紅軍審訊者輪番勸誘威逼這些俘虜，給他們銀元，耐心誠懇地給他們講「蘇維埃道路」的優越性(具有當時特徵的中國社會主義)。
共產黨人用這種方法很快就獲得了遵義駐軍的全部情報，也搞到了他們的制服。他們接下來的一幕與其說屬於中國戰爭史例不如說屬於中國戲劇史。
當夜，紅軍偽裝成作戰歸來的國民黨軍隊，他們穿著國民黨軍服，吵吵嚷嚷地向遵義靠近，講著當地的土話，甚至肆無忌憚地吹起軍號通報他們的到來。
在漆黑的夜裡，他們和城堡上的守軍講著當地的土話，被當作是自家人。他們還解釋說，連長在和紅軍的戰鬥中被打死了。守軍還沒來得及懷疑，他們已進入城裡，手中舉著刺刀高喊：「我們是中國工農紅軍!」
當天晚上，毛睡在當地一個小軍閥的一間雅致的樓上臥室裡，第二天上午很遲才起床。
這十二天，毛在遍是園林宮殿的優美城市裡，睡著柔軟的床，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貴州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紅軍從軍閥手中「解放」(這是個新術語)了出來，紅軍現在已作好了進川的準備。
在遵義，毛還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在他得到很好休息的軍閥宅院，毛不失時機地召開了會議。會上，他扭轉了由28個布爾什維克當權所帶來的局面，並賦予長征以新的意義。
毛並不操控那歸屬於他的強大集團，也不屬於業已存在的兩派；28個布爾什維克和黃埔軍校派(周恩來是其中最知名的一個)。
毛是一位值得信賴的領袖，因為他與朱德一起在江西的反「圍剿」戰役中有過輝煌的戰績。但是，他的行動之所以成功是因為28個布爾什維克明顯地失敗了。共產黨的一些關鍵人物看到了這一點，他們隨時都會收回對毛的疑慮。
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起了關鍵作用。在毛和朱德發言後，及博古大喊大叫地為自己辮護後，周作了極為重要的發言。他轉向毛這邊，對毛作了這樣的評價：「他一直都是正確的，我們應當聽從他６。」他還讓出了自己在軍事委員會的職位並敦促讓毛接替。
周發言後，28個布爾什維克再也沒有獲得主動權。而且自遵義會議後，周再也沒有對毛的領導地位或思想提出過根本性的挑戰。
毛重新獲得的權力主要在軍事方面。至少在整個長征期間，槍桿子居一切權力之首。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頭號人物，並從此入主政治局*。這使他比紅軍在井岡山或江西時的任何一位將領都擁有更高的權威。朱德仍是紅軍的總司令，而且繼續支持毛——
*毛沒有成為黨的總書記。28個布爾什維克的成員張聞天——對博古和布勞恩持批評態度——接過了這個職務。毛的職務是軍委主席，在這方面他成功地取代了周恩來和布勞恩(校註：毛只是在遵義會議之後進入全權指揮軍事的新成立的三人軍事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