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不能接受斯坦納「沉默就是回答」的看法，以及「不要再為無法言說的事情增加任何文學或社會學意義上的瑣碎無益的爭論」這一觀點。我也不認為「在某些現實面前，藝術的再現是不切實際和微不足道的」。我發現了蘊含其中的一絲真誠，尤其是因為斯坦納也沒有保持沉默。確實，正如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有些事情是不可理解的。奧斯威辛的罪惡長時間保持著一種無法理解的狀態，我們沒有去理解它，它也就永遠不可理解，無論這種理解是多麼不深刻；斯坦納自己也補充說，下一步最好就是「努力去理解它」。我一直在想，也許瞭解了蘇菲，就可能對奧斯威辛有了一絲瞭解，因為蘇菲至少是一連串矛盾的集合體。雖然她不是猶太人，卻承受了每一個猶太人所遭受的痛苦之後才得以倖存，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承受著超過大多數人的深深的痛苦——我想這需要得到證明。(許多猶太人根本無法看清納粹滅絕種族的大屠殺的狂暴本性後面的東西，因此作為猶太人的斯坦納，他對猶太人命運的沉思也存在不可原諒的空洞。他對大量的非猶太人——如斯拉夫人和吉普賽人，極為簡略地一筆帶過，而事實上他們在集中營裡與猶太人一樣被無情的殺人機器吞沒，雖然這一過程有時不是有條不紊地進行的。)
如果蘇菲僅僅是一個受害者——像一片無助的隨風飄飛的枯葉，像她的許多已罹難的同胞那樣是沒有意志的生靈——她或許只是迷失在布魯克林風暴中的可憐蟲，心裡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事實上，在奧斯威辛(這些是那個夏天她一點點地向我吐露的)，她的確是一個受害者，但同時還是一個幫兇，參與了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無論這參與是如何偶然、模稜兩可和不確定，親眼目睹了猶太人化成的青煙從比克瑙的大煙鹵裡繚繞升空。每當站在她的俘獲者，魯道夫-霍斯那間屋頂閣樓的窗戶旁，穿過窗外那片已乾枯的秋天草地朝外張望時，她總能看到它。那時，她心裡只有無法壓抑的愧疚——她沒有把這種愧疚告訴過內森；但在沒有任何細微跡象的情況下，他卻經常殘忍地揭開它，使她無法從令人窒息的犯罪同謀的罪惡感中掙脫出來。因為在那段時間，她一直扮演的正是這個角色———個強烈地仇恨猶太民族的惡毒角色。
蘇菲曾對我說，她在奧斯威辛期間一共發生了兩件大事，但都沒對內森提起過。第一件事發生在到達集中營的那一天——我已在前文提到過；但直到我們在一起的最後時刻，她才向我述說。第二件事，就是同一年裡她和魯道夫-霍斯的短暫關係。那是在八月的一個下午，或者說是一個下著雨的下午和晚上，她在楓苑裡對我講的。雖然她很激動很詳細地向我描繪了她與霍斯的情節，但回憶使她太疲乏太緊張，以至於她的話不時被眼淚打斷，我不得不借助當時的觀察和後來收集的資料把它們整理出來。她與霍斯在那間毫無生氣的屋頂閣樓裡相遇的日子——就像她在愚人節的首次露面一樣——我記得很牢，因為那是我的三個主人公的生日：我父親，托馬斯-沃爾夫，以及那個在我的整個青少年時期將我的想像力灼燒一空的黑魔幽靈那特-特納。那是十月三日，蘇菲對此記憶猶新，因為那天是她與澤維斯托烏斯卡的結婚週年紀念日。
我曾追隨喬治-斯坦納對形而上的時間關係的思索問過自己，那天的斯汀戈——美國海軍陸戰隊中的一名列兵——在幹些什麼呢？當那恐怖的最後的煙塵——像一頂很厚很厚的半透明的帷幕般的煙塵，用蘇菲的話來說就是「你能感覺到嘴唇上沙粒的味道」——那來自雅典和希臘群島的二千一百多猶太人化成的煙塵，像從威斯廷拉沼澤地飄移而來的霧障似的飄過她的視線，籠罩整個草場，以致分不清牧羊人和靜靜吃草的羊群時，我在做什麼呢？答案很簡單，我當時正在寫一封生日賀信——那封信不久前從父親那兒找了出來，他對我那些乏味的簡短筆記大加讚賞(甚至在我還很年輕時即是如此)，相信我將在文學領域取得輝煌成就。我在這裡選錄了充滿感情的問候語後的中間一個段落。我認為它值得選錄，雖然那種學生味十足的腔調在信中極為刺眼，甚至顯得極不協調。但如果從歷史意義來看的話，任何人都會寬容它的。再說，我才十八歲。
……爸，不管怎麼說，明天都克隊將與田納西隊比賽，場面氣氛將十分火爆(儘管被壓抑著)。顯然，我們獲勝的希望很大，等你收到這封信時已見分曉，屆時你可以為都克隊能否在大學錦標賽中獲勝賭上一票，因為如果我們打敗田納西——這是我們最強烈的願望——就有可能把勝利延續到這個季度末。當然，佐治亞隊看上去也很強，有很多人在他們身上下了大睹注，認為他們可能會獲得全國第一。這簡直就像跑馬賽，不是嗎？順便問一下，您聽說了嗎，有傳言說全國大學生足球聯賽將在都克大學舉辦(無論我們是否得第一)，因為政府禁止在加利福尼亞舉行大型戶外集會，顯然是擔心日本的破壞活動。那些小猴子真的要把美國人的好事弄糟，是嗎？不管怎樣，如果聯賽真的在這兒舉行就太好了，無論都克隊參加與否，您都可以來看這場大型聯賽。我想我已經告訴過您，僅僅是因為姓名中字母順序的巧合(現在軍隊裡什麼都按字母排列)，彼特-斯特羅米爾和邱奇-斯圖茨和我同室。我們都是海軍陸戰隊的實習軍官。斯圖茨是去年從俄亥俄州來的「全美」二隊隊員，至於斯特羅米爾就不用我向您介紹了。我們的房間整天擠滿了像耗子一樣(早期的隱喻傾向)的記者和攝影師。也許在上星期的《時代》雜誌上您看到了斯特羅米爾的照片，還有一篇介紹文章，把他說成是自湯姆-哈曼和雷德-格蘭以來最偉大的田徑運動員。他的確是個不錯的傢伙，爸，我想我應該老實承認，我對這種榮耀感到很愜意，尤其是因為斯圖茨身邊的年輕女孩是如此之多(令人賞心悅目)，總能為你的兒子斯汀戈——一朵雄性壁花——剩下一些，成為我的舞伴。在戴維森賽後的上週末，我們全體參加了一次盛大的舞會。
北卡羅來納，德翰，都克大學，美國海軍陸戰隊V-12訓練基地 1943年10月3日 在我寫下這幾行字的同時，二千一百名希臘猶太人被送進毒氣室，接著送進焚屍爐。蘇菲向我指出，這次屠殺在奧斯威辛以後繼續進行的集體大屠殺中沒有留下任何記錄。發生在後一年的對匈牙利猶太人的大屠殺——愛希曼要求霍斯在集中營馬上啟動「阿克遜-霍斯行動」，並親自監督執行這次行動。在奧斯威辛—比克瑙的歷史上，這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屠殺。它不僅包括數量巨大的大規模殺人設備，具體操作的複雜程度也是空前的，僅協調準備工作就花了好幾個月，而且場地和屍體處置的問題也相當突出。霍斯每天用軍用飛機將印著「絕密」字樣的文件送給黨衛軍頭目海因裡奇-希姆萊，匯報「選擇」的總體特徵、體格狀況和統計數字。在每日一次(或每日數次)的「選擇」中，到達的猶太人被分成兩類：合適的，即健康狀況足以維持一段時間的勞役；不合適的，就地處決。由於本來身殘體弱和旅途勞頓，再加上極嚴格的年齡要求，只有極少數猶太人在從各地運到奧斯威辛時還能勞動。有一段時間，霍斯向愛希曼報告說，倖存者人數平均每天在20%到30%之間；但由於某種原因，希臘猶太人的健康狀況比其他地方的更糟一些。那些來自雅典的猶太人下火車後，經黨衛軍的醫生挑選，只有略多於十分之一的人被送到了站台的右邊——那裡排著可以活下來參加勞動的隊列。
霍斯對這一現象十分困惑。十月三日，他在寫給希姆萊的信中——蘇菲記得那是秋季開始的第一天，儘管天空瀰漫著濃濃的煙霧和惡臭，使人很難弄清季節的變換——從理論上論證說，從悶罐車廂裡被拉出來的希臘猶太人健康狀況慘不忍睹(事實上大部分人已經死去或即將死去)的原因有四(或四者的綜合)：本身營養嚴重不良；旅途漫長，加上作為必經之地的南斯拉夫的鐵路狀況極其糟糕；從乾燥、炎熱的地中海氣候被突然轉移到潮濕、陰沉的威斯廷拉氣候(霍斯在此加上了一條非正式的旁註：這是一個謎，因為就氣溫而言，，奧斯威辛的夏天至少比那「兩個地獄」都熱)；最後，性格特徵。對這些意志薄弱的南方人而言，被逐出家園並踏上不明目的的旅程是不堪承受的。他們的邋遢令他聯想起吉普賽人，但後者顯然更適合於遷徙的生涯。他慢條斯理地將深思熟慮的想法口授給蘇菲，語氣堅定，平緩，帶有絲絲的口音(一開始她以為是德國北方貝爾提克地區的口音)。他只在點煙時停一下(他煙癮很大，一根接一根地抽。她注意到他的右手，對他這麼一個瘦削的人來講太小太胖了，手指已被熏得焦黃)，然後一段時間的思考，手輕輕地按在眉毛上。他抬起頭來，禮貌地問他是否說得太快了。「不，司令官閣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