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關納粹集中營的諸多文章中，沒有比喬治-斯坦納更具洞察力和富於激情的了。我讀過他的《語言與沉默》一書，就在它出版的1967年——那一年對我具有特別的意義，即使把它是發生在布魯克林的那些故事的二十週年這一點忽略在外。上帝啊，我認識蘇菲、內森，還有萊斯麗-拉普德斯，已過去整整二十年了，真是白駒過隙！我在耶塔公寓備受煎熬終於寫就的那部家庭悲劇業已付梓(它受到的歡迎遠遠超出我那年輕的希望)；此外我還寫了其他一些小說，以及一些在六十年代盛行一時但枯燥乏味的新聞文章。但是，我那顆仍然嚮往文學的心——仍像胡爪魚一般垂死掙扎著。令我高興的是，1967年，那部作品的出版使這種瀕死狀態宣告結束，不僅使我個人獲得成功的滿足，同時還實現了作為一名小說家對哲學和美學的要求，贏得了成千上萬的讀者——雖然事後證明，並非所有的人都喜歡它的結局。不過，這是另外一碼事。如果人們能諒解我的嬌縱的話，我會直截了當地說，那一年是我的豐收年。
但事情往往難以完美無缺。多年努力後一旦獲得成功，往往使人陷入一種灰暗的萎靡不振的危機狀態。許多作家在完成一部作品後都會產生這種感覺，就像經歷一次死亡。人們總想重新回到那潮濕溫暖的子宮，重新變回卵的狀態。然而職責會一如既往地召喚你。我又一次想到了蘇菲。二十年了，蘇菲以及她的生活——過去的以及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內森，他和蘇菲的冤冤不解、糾纏不休以及最後的惡化，那可憐的金髮波蘭寶貝因此墜入絕望與毀滅的情形。這一切盤旋在我腦海中，早已根深蒂固，揮之不去。那年夏天的情景猶如老相冊中黑色紙頁上的一張泛黃的照片，隨著我步入中年而越發陳舊和模糊不清，然而，那年夏天的痛苦仍叫嚷著要一個解釋，於是在1967年的最後幾個月裡，我開始認真思索蘇菲和內森的悲劇命運。我知道我早晚會舊事重提的，就像多年前我成功地對另一個年輕女人——瑪利亞-亨特做過的那樣。由於種種原因，過了許多年我才開始寫蘇菲的故事，但我在那段時間裡做了充分準備。我要求自己盡可能多地掌握一些史料，於是大量翻閱了《集中營的世界》一書；同時，喬治-斯坦納的文章帶給我一次認識上的撼動。
「雖然我經常寫某種東西，但仍然抓不住它，那就是時間的聯繫。我試圖把它們放在能被人們所理解的角度去表達。」喬治-斯坦納寫道。他剛引用了兩名在特雷布林卡集中營悲慘死去的猶太人的例子。「梅林和蘭納被處死時，許許多多的人們正在兩英里外的波蘭農場，或五千英里外的紐約，酣睡，飽食，或看電影，或做愛，或為是否看牙醫而焦慮不安。這正是我的想像力的受阻之處。同時發生的兩種秩序截然不同，與人類的任何一種價值準則相悖。它們同時存在，完全是觸目驚心的矛盾——特雷布林卡為一些人所建，同時為另一些人所允許存在——為此，我一直對時間的聯繫迷惑不解。難道正如科普小說和諾斯迪克教義所暗示的那樣，在同一世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時間種類，與『好時光』如影隨行的，必定是如同撒旦之網的野蠻時期嗎？」
在讀這篇文章之前，我也認真地思考過，也同樣對時間的聯繫迷惑不解——例如，我已或多或少地提到我在1943年四月的第一天所幹的事。那天，蘇菲走進奧斯威辛，落入「活地獄的魔窯」。而1947年的晚些時候——蘇菲的苦難歷程開始後相對重要的一段時間，我絞盡腦汁想讓自己回到蘇菲走進地獄大門的那一天，1943年四月一日，愚人節。我找到了一些線索。父親的來信證實了我的行蹤，使我回憶起那天下午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蘇菲踏上奧斯威辛火車站的站台時，正是北卡羅來納羅利城一個美麗的春日上午，當時我正拚命往肚子裡填香蕉，已經吃得快要吐出來了。這是為幾小時後參加海軍陸戰隊的體檢所做的準備。我那時十七週歲，身高已超過六英尺，體重卻只有一百二十二磅。我知道必須增加三磅才能勉強達標。我赤裸著站在台秤上，胃脹鼓鼓的，像一個備受飢餓後狂餐一頓的災民，面前是一位稍稍年長的肌肉結實的徵兵中士。他盯著我那豆芽一般瘦削的身架驚歎道：「基督耶穌(還順口說了一個有關愚人節的粗俗笑話)。」我以幾盎司的「優勢」勉強通過了體檢。
那一天我還沒聽說過奧斯威辛，也不知道什麼集中營，什麼歐洲猶太人集體滅絕，甚至不知道納粹。對我來說，那場世界大戰的敵人是日本人。我完全不瞭解盤旋在諸如奧斯威辛、特雷布林卡、貝爾根—貝森這些名字上空的灰色煙塵意味著什麼。但對大多數美國人，實際上對大部分生活在納粹恐怖範圍之外的人來說，難道不都是這樣嗎？「同一時間存在不同的秩序，彼此一無相似也絕無交流，」斯坦納繼續寫道，「或許對我們這些沒有親臨其境的像生活在另一星球上的人來說，這是必要的。」太對了——尤其當成千上萬美國人認為罪惡的化身並不是納粹(這一點常被人遺忘)時。儘管納粹是那樣可怕和令人畏懼，但雲集於太平洋上的日本士兵更像一群散亂狂燥的猩猩，給美國本土構成更大的威脅，且不論他們那更可憎的黃色皮膚和猥褻行為。但即使這麼一點狹隘的對東方噩夢般的仇恨也並不真實。大多數人幾乎不知道納粹的死亡集中營，這使得斯坦納的反思更具有啟發意義。「同一時間的不同秩序」的連接，當然——對我們不在場的人而言——是在場的人，把我帶回到蘇菲身邊，特別是帶回到蘇菲和黨衛軍的集中營長官魯道夫-弗蘭茲-霍斯的關係上。
我曾好幾次提到過，蘇菲對有關奧斯威辛的事一直保持緘默，對她那不堪回首的過去始終閉口不談。由於她本人(她曾對我承認這一點)一直很成功地麻醉自己的大腦，不讓它回憶集中營的事，所以無論我還是內森對她的過去都瞭解甚少(尤其在過去幾個月裡)。我們惟一瞭解的只是那種再明顯不過的事實，即她差點死於嚴重的營養不良和多種傳染病。所以，那些沉溺於本世紀的野蠻暴行並為此精疲力竭的讀者們在此可以省去對殘殺，毒氣，拷打，虐待，殘無人道的醫學實驗，緩慢死亡，灌吃糞便，瘋狂嚎叫等等足以載入折磨史冊的詳細內容的瞭解，它們已被以下這些才華橫溢的作家用飽含心血之筆寫入了編年史：塔德烏茲-勃洛茨基，讓-弗蘭克-斯坦納，奧爾加-倫基爾，尤金-科岡，安德烈-斯瓦爾茲-巴特，埃裡-韋塞爾，以及布魯諾-貝特爾亨等。對蘇菲在奧斯威辛度過的特殊日子，我認為有必要詳細地告訴讀者。或許這有些扭曲，但我決定要真誠地這樣做。即使她已決定向我或內森暗示她在奧斯威辛二十個月裡的可憎的分分秒秒，或許我還是只能強行揭開這層面紗，因為，正如喬治-斯坦納所說：「那些未曾親自捲入這種極度痛苦之中的人們並不清楚這些。」我必須承認，我已經被一種猜想所纏繞，常常覺得自己像入侵者一樣，殘忍地侵入了一個說不清道不明、令倖存者一直無法擺脫的苦痛與死亡的領域。一個倖存者——埃裡-韋塞爾曾寫道：「……小說家在他們的作品中隨意地把『大屠殺』取作題材……不僅削弱了它的意義，也使它的價值大打折扣。『大屠殺』現在成為風靡一時的流行話題，容易引人注意，並很快獲得成功……」我不知道這些話的確切程度，但我卻意識到了它存在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