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種危險，歐洲各國能夠也必須攜手並進。但出路並不在於建起一座歐洲的壁壘來對付北美的未來壁壘。歐洲的優勢之一，就在於它瞭解各國之間的相互經濟封鎖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不要建立歐洲壁壘，而是要作出一種富有生命力的、充滿力量的歐洲式選擇來代替那種具有破壞性的、盎格魯一薩克森式的市場激進主義。借共同的幣制、多災多難但已成過去的共同歷史組成一個政治聯盟，會在世界政治力量角逐中毫不遜色於美國與未來的強國中國和印度。經濟上的強大是世界市場上唯一重要的力量因素，多年以來，美國的貿易戰略已然證明了這一點。有約4億消費者的市場作依靠，一個統一起來的歐洲同樣可以發揮出力量，首先在歐洲內部，其後在歐洲以外形成一條新的經濟政策，它奉行的將是約翰·邁納德·凱恩斯與路德維希·艾哈德的原則，而不是米爾頓·弗裡德曼與弗裡德裡希·馮·哈耶克的原則。只有統一的歐洲才能在沒有任何束縛的全球資本主義中貫徹社會均衡的原則與生態改造的原則。
更為糟糕的是，從里斯本到赫爾辛基的政府樞紐中，許多有此信念的歐洲人迄今僅僅是在技術統治之路上推進了歐洲的一體化，他們將選民們排斥在對歐洲未來的籌劃之外。其結果便形成了康采恩的歐洲，在這個歐洲，那些官員們——無所謂是誰——有無處不在的工業界的據客作顧問，他們按照美國的樣式，把導致社會分化的市場計劃注入歐盟法規，而沒有讓公民們哪怕只是認真地瞭解一下這種法規的優缺點。隨著國內市場已開發完畢，歐洲各國都變得無法進行改革了。由於彼此依賴，它們都不能單獨行事了。而這些國家都缺乏多數決策所需要的民主傳統。因此，一個有生命力的歐洲聯盟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對自己的決策過程認真地進行民主化。只有當內閣閉門造車式的立法被公諸於眾，只有當歐共體的每一項立法都在各國議會中，並在有外國發言人參與的條件下，得到了討論，歐洲的選擇才有真正的機遇。只有既動員起歐洲的力量，又民主式地策劃這場變革，才可恢復改革的能力。
這決不意味著要建立起再度氾濫成災的官僚式國家體制，來管理所有的事情和每一件事情。情況有可能完全相反。在歐洲重新確立政治對經濟的優先地位，就會拆除官僚主義這條九頭蛇迄今賴以不斷長出頭來的溫床。如果歐洲範圍內的稅收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基本路線是通過政治途徑，而非經官僚們磋商而制定出來，在所有歐共體國家當中越來越亂成一團的納稅制度就失去了基礎，而正是國際上納稅制度的漏洞使國家財政每年損失幾千億元。瘋狂地膨脹起來的分發各種津貼的國家機構也是如此，之所以無法對它進行監督，是因為歐洲聯盟無決策能力，它不能在各國財政之間保持簡單的財政平衡。
誰說歐盟的公民還沒有認可一個統一的歐洲，就是在顛倒黑白。民主不是一個狀態，而是一個過程。可以肯定的是，選民們對技術統治式的歐盟並不怎麼滿意，他們是有道理的，但多年來，他們搞垮了各個國家的國內民主，使之變得可笑了。可以肯定的還有，絕大多數的歐洲人並非情願走美國和英國式的社會自我分裂之路。如果說民主化的歐盟是維繫社會穩定、生態的未來與國家主權的唯一可行之路，那麼至少在法國、南歐國家和斯堪的納維亞，這項規劃會得到大多數人的政治支持。
但果真有一種將歐盟從官僚主義的死胡同中解救出來的政治力量嗎？可能還沒有，也可能已經有了。成千上萬的歐洲公民都在工作崗位上、在鄰里交往中、在無數的社會活動與生態活動中，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致力於有關世界市場迷夢的選擇，致力於社會合作。無論是在綠色和平組織、社區中心或婦女之家，在工會或教堂，還是在救助老弱病殘的活動、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活動、或救助流亡者的組織中，每天都有許多人士在各處為作為公民參與有益於公共福利的活動而作出巨大的犧牲。這一公民群體比它的許多志願者們所意識到的要強大得多。組織起來的工人們肯定不會聽信別人說，他們反抗勞動貶值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只是在阻撓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已。正義不是市場問題，而是權力問題。因此，在法國、比利時和西班牙，群眾性罷工都打出了恰當的旗號。即使這些罷工部分地有利於維護有特權的國家公務人員的利益，它們作為抗議自下而上的再分配的行動也是合法的，而這些國家中的絕大多數公民也是這樣看的。否則群眾的公開性支持不會如此廣泛。在倫敦、波恩和羅馬的大規模工會示威同樣是一個遍及歐洲的力量的標誌，而各國政府再也無法忽視它的存在了。
有許多大的基督教會的積極活動家與代表人物都在為這些同樣的目的而做著努力，雖然那些態度消極的成員們脫離了教會，但教會為熱心的青年人提供了更多的從事自己的社會活動的空間。如今又有許多人參與德國基督教教會大會了，這標誌著在高效率的社會中，人們普遍需要引導與互助。
這期間，歐洲經濟與政治界的精英人物們未雨綢緞。許多人一想到這片古老的大陸將進一步美國化就感到深深的不安，即使他們沒有明言。有一些有勇氣的人已開始公開地另闢蹊徑了。例如，億萬富翁、歐洲工業保險業董事長羅爾夫·格爾林就同他那財大氣粗的行業的其他代表人物一道，致力於對工業國家作生態改造。「我們的世界完全變了」，格爾林這樣說道，他預言會有一次「類似於從中世紀到近代那樣的」劃時代變革。他想用自己的一部分資本促成企業創造出的的確確適應於未來的產品。與德國相比，羅馬語族國家的有影響力的工業界人士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對自己國家目前的路線抱懷疑態度。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要求，必須將全球化進程塑造成「可控制的」，這反映出法國企業的領導人的日益不滿，他們根本就不想降低工資檔u減工作崗位。在意大利，前菲亞特首腦烏姆伯托·阿格耐力也警告說：「如果為適應世界市場而付出的社會代價是無法承受的」，那麼許多國家就會重新滋長出「閉關鎖國的傾向」。
幾乎在所有的西歐國家，都有足夠的社會力量在支持民主改革，反抗市場的專制，反對分裂傾向與新右翼。迄今為止，在歐洲還未形成某種改造社會的政治力量。但這種情況會保持不變嗎？歐洲的選擇所帶有的弱點，並不在於它缺乏選民的支持，而在於它的創造性力量分散為國家性的或地區性的。但在跨國經濟的時代，局限在一國邊界內的改革觀點已不復存在了。為什麼不能夠將於百萬熱心的公民團結成一個可靠的同盟，給他們帶來一種超越國界的、歐洲性的觀點呢？歐盟是屬於我們大家的，不僅是屬於官僚和專家治國論者。
至於是否還來得及趕在各國公民重新分散到各國的小圈子裡夫之前建立一個聯盟，對此，德國關於全球化進程的討論的結局是不無影響的。在各個黨派當中，都有足夠多的政治家感覺到，目前的世界市場路線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赫爾穆特·科爾與其社會民主黨對頭奧斯卡·拉封丹至少達成了一點共識，即歐盟為恢復各國的運作能力提供了唯∼的機會。各政黨是否會突破國家的樊籠，並以民主的生活來充實前人的歐洲觀點，雖然木是僅僅由他們說了算，但也取決於他們。如果他們夥同自己的國外政治盟友真正致力於歐盟的民主化，那麼他們所迫切盼望的泛歐洲市民社會或許就有了一線希望。只是還必須爭取自由派人士的支持，至少要爭取那些以公民權的衛士自居的人的支持。如果在沒有國家的歐洲市場這塊溫床上進一步滋生出有組織的犯罪，他們是無法拿出強有力的論據，反對建立警察監控機構這一要求的。
同樣受到損害的是歐洲最大的綠色革新政黨的核心要求：對工業社會進行生態改造。這肯定要富裕國家為其他國家的利益而『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一部分福利」，綠黨負責稅收政策的奧斯瓦爾德·麥茨格就是這樣表述自己政黨的宗旨的。迄今已習慣於奢侈浪費的大眾消費之風的北方各國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深刻的變化，而我們不得不為此做出巨大的犧牲。只有用服務經濟和節能經濟來克服用過就扔的經濟，用便於行人的市政取代便於機動車的市政，從而減少交通擁堵，才有可能給南方國家創造生態空間，而這是它們為著自身的發展所需要的。但有利於資本雄厚的人的全球化再分配並未將這目標帶近一步，反而把它推得更遠了。削減工人與職員的工資消u減社會轉移支付並未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好處，只是有利於富有的、高技能的那五分之一社會成員，其他人的收入減少了多少，這五分之一的人的利息收入與薪水就增加了多少。如果大多數選民都活得惶惶不安，擔心自己不久就要倒霉，那麼生態式的改革規劃就再沒有機會在政治上獲得多數的支持，即使人們只是由此而感到要放棄一些消費品罷了。地位穩定的開明中產階級市民也許還會放棄自己的汽車，而福利沙文主義者則決不會這樣的。
如果歐盟各國能爭取多數的政治改革家們為了社會合作而認真對待自己的綱領中的目標，他們就必定會當真去應付國際化經濟帶來的挑戰。因此問題僅在於以歐洲的方式發展起各種機構與機制，使得重塑歐洲的政策變得可行。赫爾穆特·科爾式的歐洲會將解決歐洲問題的鑰匙即貨幣聯盟免費送上門來。貨幣聯盟使得在全球化的關鍵之處，即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推行那些促進社會福利的規則成為可能。同時，它又將歐盟國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使得這些國家要麼就制定出民主形式的共同法制，要麼就徹底失敗。如何利用這種機遇，關鍵取決於迄今尚屬一國的政策是否能及時從歐洲的冬眠中甦醒過來，將任何改革之夢所及的疆域都拓展得超出各國國界之外。
有一位美國經濟分析專家、華盛頓對外關係委員會負責人埃坦·卡普斯泰因說出了事情的真相。卡普斯泰因於1996年5月寫道：「世界正無情地接近這樣一個悲劇性的時刻，未來的歷史學家會問，為何當時沒有及時地採取措施。難道經濟界與政治界的精英們沒有發覺，經濟與技術上的轉變都帶來了怎樣的深刻變化嗎？到底是什麼阻止了他們採取必要的措施，以避免全球性社會危機的呢？」
對於這片古老的大陸上的公民來說，這就意味著他們要選擇出，要由這兩條歐洲遺產的主流中的哪一條來塑造未來：是由可追溯到1789年的巴黎的民主潮流，還是由1933年在柏林得勢的極權主義潮流來塑造未來。結局是由我們這些選民和迄今尚多數具有民主意識的公民來決定的。市場烏托邦主義者為新右翼開闢了道路，如我們不再聽憑他們來決定行動的準則，就會顯示出：歐洲會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