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設想都建立在一個目前尚不存在的共同前提上，這個前提就是：既要有有能力的政府用這些改革措施來應付這種新的全球化情況，又不致遭受資本流失的打擊。唯一尚能靠自己的力量做出這一轉變之舉的國家，就是美國這個超級經濟與軍事大國。但是在目前，指望美國積極主動地對市場力量進行社會控制以有利於各國人民，這幾乎就是望梅止渴。相反，可以預料的是，未來的美國政府會更多地採用貿易保護主義這種表面上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並以犧牲其他國家的貿易利益為代價來做到這一點。
這與美國的傳統並不牴觸。還從未有過一個無私的美國來幫助其他國家解決它們的問題。美國政府無論打什麼旗號，謀求的向來只是它所認定的本國利益。只要還必須同東方的惡魔之國相抗爭，就要有一個繁榮、穩定的西歐，它可以用來向共產主義炫耀資本主義美好的一面。而如今，華盛頓再不會因這一目的而需要歐洲了。當需要為了設在美國本土上的自己企業的利潤而把外國產品與服務從美國市場或其他重要市場排擠出去時，美國政府在這種利益驅動下會毫不遲疑地通過政治來彌補市場力量的不足。1995年美元危機時，克林頓政府已經讓人們嘗到了未來的大西洋沿岸衝突的最初滋味。1996年8月，打擊接踵而至。美國總統借口同恐怖主義作鬥爭簽署了一項法令，要將所有同利比亞和伊朗做生意的歐洲和日本的企業趕出尤其是石油和建築工業的美國市場。歐共體各國均隨即意識到自己必須回敬以相應的報復措施。正是由於美國式的福利國家已然不行了，它的人民無須承受來自世界市場的危機性衝擊，所以可以預料，這種針對全球化的「逆流」恰恰會來自於把對市場的絕對服從推廣到全世．界的那個國家。這位北美巨人不僅作為軍事上的世界警察越來越令人無法指望，作為自由的世界貿易的保護者，它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