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生產基地所引起的這些矛盾，證明把全球競爭宣佈為目標本身的政策犯了原則性的思維邏輯錯誤：它目光短淺。爭奪世界（勞動）市場份額的無限制的競爭，使勞動力循著螺旋曲線愈來愈快地貶值，而且在絕大多數人看來，這種競爭就像是兔子與刺謂之間的賽跑。某個更廉價的競爭對手總是已經在場或者至遲明天就會到場。自我「調整」的結果只是迫使其他地方的競爭者重新調整，並且很快就又輪到自己需要重新調整。絕大多數僱員無論怎樣努力，在這場競賽中都只會輸。受益的只有少數富人和某些具有高技能的人——這部分人在老牌工業國家中平均約佔人口的五分之一。現在甚至連經濟自由主義的職業辯護土，譬如像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巴黎總部的經濟學家們，也無法再否認這種向20：80社會發展的趨勢。收入統計將貧富之間愈來愈深的鴻溝顯示得太清楚了。
但是，這種螺旋形下降趨勢無止境地繼續發展下去既不是命中注定的，而且從根本上講也不是有很大可能的。實行相反的戰略是可能的，而且這種戰略早已被大量制訂出來。提高勞動的價值必須處於這種反向戰略的核心位置。甚至在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中間也無異議，存在著按生態學的要求進行稅收改革的極大的可能性。如果借助於徵稅逐步地和長期地提高能源消費的價格，那麼這不僅將遏制危險的環境污染，而且在此過程中還會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並延緩自動化工藝的使用。此外，運輸費用提高將給跨國的勞動分工以新的限制。以高速公路上不見首尾的載重卡車長龍形式存在的流動的零配件倉庫將不再合算。
德國經濟研究所在一個其假設經過慎重選擇的模型計算中證明，借助於對取暖燃油、汽油、天然氣和電流消費徵收的每年小步提高的生態稅，10年之內就能在德國創造出60多萬個新工作崗位。把能源消耗減少到最低限度，大部分是通過在建築物和分散的能源生產中使用手工勞動實現的，因此將為許多人創造就業機會。
如果原料消費價格上漲，還會需要更多的勞動。對此，產品學研究者瓦爾特·施塔埃爾在你速的陷阱還是烏龜的勝利這一獨具特色的標題下開列了一份值得注意的帳單。為資源規定較高的價格，將使使用壽命長的產品相對於一次性使用的產品和以競爭性報價提供的不耐用的產品取得明顯的成本優勢——這對勞動有利。施塔埃爾以生產為例預測這種反向發展趨勢。從技術上講，早就能生產其車身和發動機組能使用20年的汽車，取代今天這種通常只能用10年的汽車。在汽車使用壽命為10年的情況下，購車款平均占總費用的57％，只有19％的開支是花費在維修工作上。而在汽車使用壽命為20年的情況下，消費者購置新車的費用所佔的份額降到了31％，而汽車總費用的36％不得不用於維修。假定消費者在這兩種情況下為他們的汽車支付同樣多的錢，那麼工廠中的機器人工作就貶值了，相反勞動密集的維修工作則升值了。
在社會的其他領域也不乏有意義的工作。在衛生保健部門中、在過分擁擠的大學和中小學裡、在恢復遭到破壞的農業區或重建衰敗的衛星城的過程中，工作是綽綽有餘的。但是單靠私人企業和市場，在這些領域中不可能辦成任何事情。只有當國家，首先是各城市和鄉鎮能夠向這樣的計劃投資的時候，才能創造出相應的工作機會。
國家必須取得必要的收入。可以對跨國的資本流動徵稅而又不損害經濟，因而可以以此開闢一個不會提高勞動價格的豐富財源。禁止資產轉移到從列支敦士登到海峽群島這樣一些非徵稅地區還會帶來更大的好處，這些地區就像是世界經濟的一個黑洞，每年都使更多的資產逃避徵稅。此外，這樣的稅收改革還將抵制自下而上的再分配。
對上述這樣的建議明顯地存在著反對意見：正因為捲入全球經濟，各個單個的民族國家，至少是北方富裕國家集團中的各民族國家，多數都根本無法再進行這種徹底的改革。儘管聯邦議院中的各政黨原則上都支持符合生態學要求的稅收改革，但是工業界的代表已經揚言，提高能源價格將驅使數千家企業遷往國外，最終使改革計劃失敗。於是民主變成了無結果的鬧劇。
因此，未來的中心任務是重新獲得政治行動能力，重建政治對經濟的優先地位。因為今天已經可以預見，以往的路線不能再長期繼續下去了。盲目地適應世界市場的壓力必將把迄今為止的福利社會引入無法無天的社會反常狀態，使社會結構崩潰，而這些社會結構的正常運轉本是福利社會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在社會地位降低和受社會排斥的人中，少數極端分子的隊伍正在擴大，而對於這些人的激進化所產生的破壞力，市場和跨國康采恩都沒有辦法對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