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穆特·科爾曾滿口甜言蜜語。他對德國的僱員代表們恭維道，「工會表現得特別有合作精神和樂於對話」，它們的勞動聯盟取得了「積極的成果」。他讚揚德國五金工業工會主席克勞斯·茨維克爾是一位「有崇高使命感的德國同胞」，並說他必須對化學工業工會「表示尊敬和感謝」。他熱情地向這些討好對像保證，自己將在困難的時候向他們提供援助。「我是路德維希·艾哈德的學生。這個黨絕不會制訂只以市場為導向的政策，社會條件也是政策的導向之一，因此不會撤消社會福利。」1996年4月這位聯邦總理在第一套電視節目黃金時段中對每一位聽眾這樣說。僅僅兩個月之後，這些受到阿諛奉承的聽眾就在波恩組織了戰後規模最大的工會示威遊行，抗議這同一位總理及其政策。30多萬人分乘74趟專列和5400輛大客車舉行示威遊行，部分人行程達對小時，以表示他們對削減社會福利、失業和國家下令降低工資的抗議。德國工會聯合會領導人迪特爾·舒爾特宣佈，如果聯邦政府堅持其綱領，那麼「這個共和國就會遭遇這樣的局勢，與其相比法國曾出現過的局面只是一個軟弱無力的序幕」，這裡他是在暗指半年前法國的同事們舉行的那場十分相似的起義。對此科爾只得用這樣的話來回敬他從前的合作夥伴，他稱他們是「專愛發牢騷的人和有疑心病的人」，說他們「只顧捍衛既得利益」，而「拿德國的未來當兒戲」。
在德國，時代正在發生轉折：保守黨人一自由黨人的政府不再只是遮遮掩掩地，而是全面地和進攻性地採取了該國的資本精英們多年來一直主張和要求的政策。總理說：「我們太貴了」，而他所說的這個「我們」只包括那些作為職員和工人領取其收入的人。有一個詞開始走紅：既得利益。薩克森州的總理和基督教民主聯盟的智囊庫爾特·比登科普夫甚至發現了「一大堆既得利益」，據說這些既得利益現在都需要打破。他所指的是病假工資、子女補貼費、對不當解雇的保護、失業救濟金、國家創造就業機會、每週5天工作制、每年30天法定休假，以及其他許許多多迄今為止構成德國市場經濟的社會方面的東西。毫無疑問，與其他國家相比，絕大多數德國僱員的處境還是挺不錯的，他們的生活狀況曾使這個國家受到全世界的讚賞和羨慕，並且曾促使德國各政黨從前一直把「德國模式」奉為自己的競選活動的主題。但是在全球競爭的背景下，以往取得的成就突然變成了既得利益。1996年4月出台的政府施政綱領使用了這樣的標題：《為了增長和就業》。科爾和他的部長們現在開始剝奪這些既得利益，全面削減各種社會福利和工資。甚至連因懷孕而增加了既得利益同時又不能再上班的婦女，將來也應當用扣工資來懲罰。
其用意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全球化的經濟機器中，勞動報酬所佔的份額剩得越來越少，所以領取工資和社會福利金的人應當在他們中間這樣分配剩下的這點兒餘額，即人人都分上一點兒，使失業人數降下來。德國應當向美國學習，美國有更多的人分享工作崗位，但為此他們就不得不忍受低工資。幾乎無社會福利、較長的工作時間和較差的工作條件。主張在德國實行較高的資本利潤率的一位代言人畢竟公開宣佈：「為了重新實現充分就業，把毛工資削減20％是必要的。」這就是諾貝特·瓦爾特的公式，此人是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的前所長，現任德意志銀行的經濟研究負責人，該銀行的董事會剛剛因對股票持有者利益的關照而以附權股的形式得到了正式的回報。假如是在幾年前，這位銀行經濟學家提出這樣的建議恐怕還要冒政治越位的風險，而今天他知道政府支持他。瓦爾特和他的同夥把這一突破歸功於多年來通過多種傳媒進行的一場宣傳運動，在這場宣傳運動中，為了取得勝利，所有的歪曲和偽造都是經過精。已炮製而不易識破的：經濟基地德國衰落的謊言。
這場宣傳運動的核心論據之一是德國的社會福利國家變得愈來愈昂貴了，過多的公民沉湎於「全面綜合保險心態」（瓦爾特語），他們寧願領取社會福利金而不去工作。的確，德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是有許多方面需要改革。在總計152種不同形式的社會福利項目中，有一部分組織混亂，造成了高額的管理費用，並且常常助長弄虛作假行為，而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卻甚至無處棲身。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現在已經超過800萬，缺乏資金來對他們進行培訓和創造就業崗位，以使他們重新溶入社會。只是有一點說得不對：社會福利國家變得愈來愈昂貴了。雖然1995年為所有的社會福利申請支付了將近1萬億馬克，比1960年增加了11倍，但是同期國民總收入也同樣增加了11倍。1995年共和國的全部社會福利費支出總計占共和國國民生產總值的近33o。而1975年，即20年以前，西德社會福利費支出的數值與此完全相同，也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3％。如果不把東德計算在內，今天的比率數甚至還降低了3％。
相比之下，發生了重大變化的是社會福利費用的經費來源。社會福利開支的將近三分之二是來自從工資和薪金領取者的收入中提取的保險費。由於失業和收入增長緩慢，受薪者的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的份額不斷下降，因此為了籌集支付養老金、失業救濟金和醫療費用的經費，保險費不得不逐年超比例地提高。單就養老金保險機構來說，400萬失業者就意味著一年失去160億馬克。因此德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危機幾乎純粹是勞動危機的結果，而不是什麼一個安樂國中變懶了的居民過分自我享樂的結果。鑒於國內財富日益增多，為了避免不必要地提高勞動力的價格，本來只有這樣做才是合乎邏輯的，即借助於徵稅使那些本來不繳納社會公共福利稅的人，即官員、獨立經營者和富人也分擔社會福利費用。而事實上科爾政府所做的卻正好相反。在建設東部的過程中，政府強行挪用社會福利基金，用於支付與本來的保險用途根本毫無關係的各種可能的開支，從支付德國統一社會黨受害者的補償金，到支付被解職的原民主德國國家公務員的提前退休金。據聯邦主管當局的管理人員估算，養老金、失業和醫療保險機構只要免除了本來就不該由它們來支付的那些費用，社會公共福利稅在工資中所佔的比例立即就能降低8個百分點。那些領頭指責社會福利國家搞過頭了的人也同樣隨心所欲地花費社會保險投保人的錢。從1990年至1995年，德國的企業主和企業人事主管部門讓75萬僱員提前退休，在由保險納費人承擔費用的情況下使自己的職工隊伍年輕化。由此給養老金保險機構造成的額外支出每年達150億馬克，相當於保險費率的足足一個百分點，或者說是相當於工資總額的三％。
使聯邦公民降低其社會福利要求的一個同樣值得懷疑的方法是對勞動成本作國際比較，確實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勞動成本高於德國。然而，不同國家小時工資的差別就其所表明的問題而言，與在法蘭克福市內和在佩勒貝格郊外建造新建築的費用的差別是一樣的。相反，事實上在世界市場上計算的是單件產品的勞務費用，即用統一標準計算的一定量的勞動所生產出來的產品價值。柏林德國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海涅·弗拉斯貝克和馬塞爾·施特雷默對這方面的數據進行了世界範圍的對比分析，從而揭示出令人吃驚的事實。以各國的本國貨幣為基礎計算，西德單件產品的勞務費用在1974－1994年間總計增長了97％，而相比之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其他各成員國平均增長了足足270％。也就是說，德國的效率機器運轉得非常出色。正因為如此，德國企業在許多市場上至今一直佔上風。慕尼黑經濟研究所是受托向聯邦政府提供咨詢意見的6個經濟研究中心之一，該所的經濟學家們在1996年7月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僱員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幅度沒有哪一個地區低於德國」，這個經濟研究所的專家們在一份為波恩的經濟部撰寫的鑒定書中寫道。「出現類似數值的只有美國。這些數據證實了溫和的德國工會的論點，雙明在勞動時間短而有效的情況下，由於生產率高，高額的小時工資是合理的。」
可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持續十幾年在世界各地賣出比自己的進口量更多的商品而不造成後果。這個必然的後果就是德國馬克對其他貨幣的比價不斷升值。德國人在每一輪集體談判中都要重新貫徹的成本約束，總是由於以外幣結算的收入的貶值而很快就再次失效。因此1994年德國出口產品的收益比1992年降低了10％，因為歐洲貨幣體系的危機和美國中央銀行的美元疲軟政策促使德國馬克的匯率上升和美元的匯率下降。德國經濟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經調查發現，如果把這種匯率的變動考慮在內，多年來各工業國家的成本變化與德國的成本變化差不多是平行的。因此如果按美元計算，甚至連親企業主聯合會的科隆德國經濟研究所也計算出，在加工製造業中，德國的單件產品勞務費用與美國的基本上相當。
在此背景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前任主管，聯邦德國工業聯合會主席奧拉夫·亨克爾在1995年秋針對昂貴的德國僱員所使用的宣傳伎倆實在是厚顏無恥。據說由於德國企業每年在國外投資數十億馬克，所以隨著資本外流，工作崗位也會外流。亨克爾斷言：「工作崗位是德國人最大宗的出口暢銷貨。」這一論斷像炸彈一樣使公眾感到震驚，在全國成百萬次地被人傳播——然而它卻是卑鄙的謊言。
為了證明自己的論斷，亨克爾算了這樣一筆帳：自1981年以來，企業主和康采恩向國外的子公司投資了1580億馬克。同一時期，那裡的職工人數增加了75萬人。所以說德國每年「出口」將近7萬個工作崗位。而事實卻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一個持續多年取得貿易順差的國家，資本輸出必然要多於資本輸入。由於同樣的原因，在同一時期日本的康采恩向國外子公司的投資甚至比德國的康采恩還多1000億馬克。這些投資大多數不是流入低工資國家，而是流進了其他工業國家。德國向國外擴張的最重要的目標是英國、西班牙、美國和法國。
尤其是所謂國外新增加的工作崗位，更是一個純粹虛幻的數字。柏林對外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米夏埃爾·沃爾特曼能夠令人信服地證明這一點，該研究所10年來一直在從事德國企業的國外投資問題的研究。雖然據聯邦銀行的統計資料顯示，國外的德國企業的職工人數從1989年至1993年增加了19萬人。但是在同一時期，德國投資者也購置了一批外國企業，這些企業的原有職工人數甚至超過20萬人。也就是說，所謂輸出的工作崗位實際上是早就存在著的。當然，確實有許多康采恩建立了新工廠。寶馬公司在美國的南卡羅來納州、西門子公司在英格蘭北部、博施公司在威爾士、大眾汽車公司在葡萄牙和中國都建了廠。但是與此同時，德國的世界市場戰略家們在他們購置的早已存在著的外國公司裡毫不遲疑地推行他們在家裡搞的那一套：合理化、生產外移化。集中化。此外還有許多人收購外國公司的目的就是為了掃清市場，這些公司購置後不久就關閉了。因此總的來看，德國企業在國外同在國內一樣，很少創造出新工作崗位。
雖然圍繞著德國的競爭能力展開的這場爭論混雜著無稽之談、矛盾和對公眾有意識的欺騙，但對政策的影響仍然是後果嚴重的。由於對市場激進派關於設在國外的生產基地的雄辯堅信不移，聯邦政府為本國制訂了一項弊大於利的緊縮計劃。到1998年，僅在公職範圍內就要裁減掉20萬個工作崗位。此外由於減少了用於創造就業機會的資金，東德又將有19．5萬人被推入失業者的行列。與此同時，削減社會福利費還將使國內市場上的購買力下降。據德國零售商總聯合會負責人霍爾格·文策爾估算，由於缺少顧客，在商場和百貨商店中每年將損失3－5萬個工作崗位。受聯邦政府委託的經濟五賢人之一沃爾夫岡·弗蘭茨甚至警告說：「失業會自己餵養自己。」但是聯邦政府的部長們卻斷言，這個緊縮計劃是唯一的出路，並且以公共基金日益龐大的赤字作為論據。
但是這個論據也是漏洞百出的。在失業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國庫的稅收收入自然會減少。然而這些財政虧空的管理者們卻始終尷尬地避而不談，他們自己也有意識地減少了稅入。聯邦和各個州每年都慷慨大方地把更多的減免稅額分配給各企業和獨立經營者，並且容忍資產愈來愈多地轉移到低稅率國家。隨著多次降低股份公司的公司所得稅和大量給予折舊優惠，從1990年至1995年，企業利潤的稅負從33％降到了26％，國家從中得到的收入甚至減少了40％。1980年時收益稅還占國家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假如這個數值至今還保持不變的話，那麼當聯邦財政部長1996年增發公債的時候，公共基金本該多收入86億馬克，即增加一倍半。甚至這個被人們信以為真的緊縮計劃也預定要再次降低收入。隨著取消財產稅和工商業資本稅，又要少收入110億馬克。
據說所有這一切措施將使在德國建立新企業和創造新工作崗位更容易些。財政部長特奧·魏格爾在為這種降低國家收入的稅收改革說明理由時曾談到，甚至在向企業徵稅方面，各國之間也存在著競爭。然而，指望較高的利潤在一定程度上會自動轉化為較高的增長和更多的就業機會，這種希望也同樣早就被駁倒了。從1993年至1995年，聯邦共和國的企業利潤平均足足增加了27％，而投資率卻仍然停留在原來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