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銀行業務監督人員看來，個別商人與個別銀行的損失原則上都是無關緊要的。危險的是大銀行和投資公司一旦喪失支付能力，因此使整個體系陷入威脅之中。一家金融機構的破產在一夜之內會牽連損害許多別的金融機構，引起一種世界範圍的多米諾效應。「然後風險蔓延到交易所，從那裡影響到匯率變動，並因此影響到實際經濟。」1994年初，德國儲蓄銀行聯合會主席霍爾斯特·科勒十分擔心地說，這樣一種「風險轉換連鎖反應」是「非常可能的」。商貿活動突然停頓，整個體系陷入萎縮，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場全球性危機，就像1929年10月世界所經歷的那個黑色星期五那樣。
科勒選擇原子技術工程師的基本術語「必須想到的事故極限」作了正確比喻。所謂金融市場的系統風險與核電站風險完全類似。導致緊急事件的可能性概率是很小的，然而潛在的可能的為害範圍卻幾乎是無限的。因此，大工業國銀行產業部門的官方監控機構多年來已貫徹實行強制性法規。例如自1993年以來，從東京到法蘭克福都有一條基本規定，任何銀行都必須從自己的資本中安排出一筆數額至少相當於所有未收回貸款總額8％的款項，如果有一筆大型貸款被拖欠不還，那麼必須隨時準備用這筆資本填補虧空，金融衍生物的交易使這種防禦措施變成十分荒謬的東西。因為商人們的許多並不知道的貿易項目在商貿結算中大多不會出現，這樣一來，如何評估風險，完全聽憑金融機構自己決定。
自從金融醜聞和事故不斷出現以來，許多觀察家大聲疾呼，發出警告。美國官方有價證券管理機構證券與匯兌委員會領導人阿瑟·萊維特在巴林銀行事件前夕就提醒人們：「現在已經到了緊急關頭。」1992年以前曾擔任漢堡州中央銀行總裁，兼任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會成員的威廉·諾林迫切要求必須盡快制定「使金融機構能夠自我保護」的國際政策，對於金融系統的「超級連鎖反應」採取相應防範措施。而美國銀行家、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副總裁候選人費利克斯·羅哈廷也認識到，在新的金融手段和高科技武裝起來的商貿技術的結合中隱藏著致命的破壞力量，它能夠引起一種摧毀性的連鎖反應，與原子武器相比，金融市場今天成了破壞穩定的更大危險。聯邦德國金融監督委員會副主席約辛·薩尼奧也持相同意見。巴林銀行比較起來還只是一件小事故，如果有一位國際炒家從中介入，問題就大了。類似戈德曼·薩克斯、梅裡爾·林奇式花旗銀行這樣的房地產商人為數不多，但是能把絕大部分金融衍生物的交易集中到它們身上。這些金融樞紐若有一個運轉失靈，「整個金融網絡瞬間就會經受嚴峻重大考晚』。薩尼奧建議說，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個世界範圍聯網的「登記註冊中心』，在進行大筆金融衍生物交易的時候，就像現在國內大宗貸款一樣，必須要向這個中心登記。只有這樣才能及時發現，在什麼地方市場正在積累巨大風險。薩尼奧說；「推動貿易的強大力量實在是過分強大。」就連從事快速跨國貨幣交易的火冒險家格奧爾格·索羅斯也提醒人們要小心。1995年1月他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世界經濟研討會上對來自公司經理階層和世界政界的3000多名聽眾宣佈說，財政金融系統毫無防禦重大危機的準備，在危機關頭會面臨全面崩潰的威脅。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人們提出這麼多的警告，但是迄今為止情況幾乎沒有什麼變化。人們要求建立的登記註冊中心，就像人們對嚴格法規的呼籲一樣，已從辯論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瑞士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有一個常設協調小組的大金融市場監控機構，同銀行界院外活動集團就應當採取什麼方法抵禦金融風險已經討論了兩年之久。1995年12月，這場爭論產生了一項沒有約束力的基本路線，讓各家銀行評估自己的風險，要求它們維持相當於自身資本3倍的貨幣總量，只有這樣才能經受風險考驗。
這項建議在3年以後也許會變成法律規定，目前辯論已暫時安靜下來，但是它肯定不是一種真正有效的安全措施。就連埃德加·邁斯特爾也間接承認，德意志銀行的董事會在接受對銀行業務的監督。1996年1月他在陶努斯山上一個戒備森嚴的會議大樓中向「歐洲風險控制圓桌會議」提交一份報告，當時正是巴塞爾建議通過6周以後。報告對參加會議的研究金融行業風險的專家們流行使用的計算方法的許多缺點提出批評，許多模式包含「過於簡單化的例外」，沒有把「匯率的極端波動」考慮在內，使人無法從過去推斷出將來的情形。最後，幾乎沒有考慮到「流動資金短缺」的情況，五金公司和巴林銀行事件就是如此。換句話說，自我組織的風險管理恰恰是在最迫切需要的時候，也就是在發生預測不到的大規模市場運動的時候失靈。曾於1995年夏以前在德意志銀行負責金融衍生物交易的托馬斯·費捨也證實了這一點。這位普通交易員解釋說：「糟糕的是，人們根本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大家都要向外拋售，只有少數人想要——市場已無支付能力。」在這種形勢下所有計算模式都已不再適用，3秒鐘內，商人們的損失達到極限，陷入破產。
這種危機風險由於在系統中的一個特殊的爆炸性薄弱環節而進一步加劇。對於這個薄弱環節，人們大都尷尬地進而不談。電子化金融交易市場的高科技建構並非一切都十全十美。在談判桌上或在交易所大廳內迅速成交的，還不是生意的完成。締結有法律約束力的貿易協定，劃撥交易款項，有價證券所有權實際過戶轉讓登記註冊，所有這一切都是由一大群在所謂的「後面的辦公室」中的助手們組織完成的。他們的系統與交易員系統不同，工作十分緩慢——對於一個在幾小時之內能把整個世界推向破產的行業來說，實在是過分緩慢。
他們最重要的工具是「世界銀行金融交流協會』。這個組織推動著最有效率的、世界範圍內的私人通訊網絡，已經有5000多家金融機構進入這個網絡。通過幾十個區域性連接站和設在阿姆斯特丹和華盛頓附近秘密地點的兩台大型電子計算機，這個交流協會每年在世界範圍內發佈5億多條指令。在這裡，首先是各家銀行用符合軍事要求的理想密碼，為自己，為自己的顧客交換各種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文件。在交流協會的消息被雙方確認以後，就開始進行真正交易，辦理在各自的帳戶上記入借方和貸方的手續。這始終是通過各國的劃匯網絡進行的，在德國，是通過各州中央銀行控制系統進行的。聯邦德國從來沒有放棄用馬克結存款項，而只是在各個被批准的銀行的戶頭上改變所有者。誰要想始終用德國馬克進行交易，他就需要在德國一家銀行或一個分支機構上開設戶頭。由於時區不同，所有交易都要持續2天，有時甚至持續3天才能完成，而且這還只是一種普通的外匯交易。在危機情況下，銀行經理們都感到，等到掌握交易總額的真正數字都已經為時太晚。
在國際有價證券交易中，交易過程日益複雜化。這是歐洲劃匯結算機構的生意。這個機構總部設在布魯塞爾賈奎梅大街上，它是唯一從事這種業務的組織。門口沒有掛公司招牌，在一個由花崗岩和玻璃建成的無名的門面背後，隱藏著一個世界金融體系最敏感的流通樞紐。在950名工作人員中，只有10個人能夠進入高度戒備的計算機中心。它靠在屋頂上的自己的發電機和大型備用水池來運行，在緊急情況下，發電機和備用水池能夠自動地向這個系統提供電流和冷水。而且在一個十分秘密的地方同時安裝了另外一套設備。當主要計算機突然失靈的時候，這套備用設備可以立即承擔全部運轉工作。利用美國通用電器公司的一個私人電訊網絡每天用電子計算機為43000項商業交易傳達指令。白天接受各種消息，夜裡進行數據處理。但是從沒有一張股票、或一張債務證書送到布魯塞爾。歐洲劃匯結算機構創建一種凌駕於系統之上的系統，它在各國進行金融交易的組織機構之間從事中介調節工作。在聯邦德國，這個系統之上的系統是總部設在杜塞爾多夫的德國銀行聯合會，大多數德國有價證券都在那裡保管。僅僅一筆交易，參與者很快就會達到10個，來自不同的地點——除了真正的貿易夥伴以外，還有經紀人，各國有價證券儲存中心及銀行，人們必須在銀行的戶頭上登記上一筆相應的付款。儘管有卓越的電子設備和世界範圍的網絡，這筆交易的手續總計需要3天才能辦完。
在緊急時刻，這種拖延可以使整個金融世界走向災難。因為在商人利用很久以後才能得到的預期收入繼續進行交易的時候，在另外地方這筆價值達幾億美元的數據也許還沒有被輸入電腦計算系統。「在運作鏈條上的一個大漏洞可以使系統的大部分陷入停頓。」戈德曼·薩克斯公司的國際投資首席戰略專家，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前任總裁傑拉爾德·科裡報曾這樣警告人們：「然後會出現的封鎖，在這種封鎖中市場的參與者可能會得出結論，最安全的是什麼事也不要做，不再支付，把貿易夥伴交存的保證金據為己有，售出的股票不再有效。」以這種方式封鎖的結存款項可能非常龐大。科裡根說，交易總量和與此相關的風險迅速增長，「遠遠超過了銀行的承受能力。
在人們提出上述警告的背景下，在沒有政府參與的世界金融網絡空間中的這種超級連鎖反應遠遠超出世界金融活動家愚弄自己、蒙騙顧客的估計。監控人員和風險控制人員設置了大量安全機制。因此，多數商人必須嚴格遵守已有的規定，幾乎到處都只允許他們同那些以前接受過信貸聲譽審查的夥伴進行交易。劃匯結算中心，如歐洲劃匯結算機構已隨時準備好內部信貸緩衝機制和有價證券後備基金，以彌補可能出現的清償能力短缺。但是無論是利用技術還是進行審查，世界金融機器的安全專家們都無法阻止類似其他大規模技術系統管理人員所害怕出現的那種事情，即人的失靈。在具體個別事件中，在談判桌前，交易所大廳內，這種事故幾乎毫無意義，一個人的金錢損失就是另一個人的利潤。但是在爭奪利潤的全球比賽中，錯誤就具有了傳染性。如果一家著名大銀行或投資基金組織的行業著名商人遭遇重大風險，很快地到處都會出現隨大流的局面。不是一個人，而是成千上萬的人都被貪婪壓倒理智，往常在許許多多安全規章中所規定的冷靜思考戰略，現在都失去效力。
在「我們新的全球化市場世界第一次大危機」以後，除了危機木會是別的什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唐德蘇和美國政府於1995年1月曾努力抵抗這場危機。當時墨西哥政府先是使比索貶值，此後不久就失去了支付能力。許多美國貨幣管理人員抱怨說，他們低估了墨西哥美元赤字的規模。長期以來，墨西哥對真正的金融數據嚴格保密。只是由於這一點，他們才把數十億美元借給這個從前被看作大有前途的國家。這類說法至多不過證明是一種集體自我欺騙，或者是直接欺騙別人。穆迪通訊社和其它受歡迎的通訊社掌握所有數據，1994年全年墨西哥國家債券投資就已經具有很高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大型投資基金機構的管理者就連本行業自己的看家犬也不肯相信。一位參股商人承認：「利潤簡直具有色情吸引力。」對於儲蓄特別津貼這種以美元命名的、不曾經歷過貶值威脅的國家公債，墨西哥財政部在危機爆發以前的很長時間內提供兩位數的利率，從而使美國投資者把140億美元送到這個國家。根據統計，世界上最大的公眾基金機構，即管理著幾百萬美國儲蓄者的存款的忠誠投資集團當時成了墨西哥的最大債權人。但是當墨西哥城的政府暴露出毫無支付能力的時候，美國金融行業驚慌失措地作出反應。
往常人們喜歡談論的對於國家的控制病和造成通貨膨脹的財政赤字的憤怒現在突然之間煙消雲散。在美國國會議員中，在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領導人的會晤時，所有市場代言人都反過來宣佈，一種世界範圍的多米諾效應會產生系統破壞的後果，並宣佈給予數百億美元的援助。康德蘇和財政部長魯賓最終在他們的夜間行動和霧中行動中從徵稅收入中拼湊出這筆錢。
比索危機不僅暴露了國家對於失控的投機活動的軟弱，而且還顯示出市場首領們對於自身弱點的無能為力。對於資本流動的指揮者來說，一旦他們要消除自己造成的各種事故，他們的無政府主義的、反國家的思想就總是會轉向反面。市場應當被管制，但只能實行有限專政。處理金融危機始終應是國際上的國家共同體的職權。但是這個共同體又能應付多少類似墨西哥危機事件呢？早就傳說還會出現另一次危機事件。日本政府為了整頓疲憊不堪的金融產業部門，自1995年初以來大量向全世界貸出幾乎不要利息的日元，向頭腦靈活的投資者分贈財源滾滾的驚人好運。全世界的投資基金機構和銀行借來數十億廉價日元，然後兌換成美元，賺取高達6％的利率差額。這樣，來源於日本的3000億美元都流入了購買美國債券的生袁中。在豐厚利潤之後就是對於倒霉的恐懼。如何重新消除這種貨幣華爾茲？如果日本經濟開始繁榮，貨幣發行銀行再度提高利率的的話，將會發生什麼事情？直到1996年8月，這種日元賞賜還在進行，日元利率始終比較低。但是在世界範圍內的分析家和銀行家都在絞盡腦汁苦想，證券交易市場是否可能面臨一場像1994年春天那樣的新的地震？這次地震的中心是東京，而不是華盛頓。
而能夠引起市場騷亂的還有巴西交易所的形勢。1996年6月，美國經濟學家魯迪格·多恩布什警告說，巴西面臨著發生類似墨西哥事件的危險。巴西政府為本國貨幣規定了一種很不現實的美元匯率，用過高的利率把過多的外國投機資本引入巴西國內市場。多恩布什嘲笑說，巴西「正在駕車逆行，但期待著對面永遠不會有車輛過來」。
發生各種可能變故的概率在年復一年地增長，變得十分野蠻的金融機器引發著世界範圍的危機浪潮，僅僅憑借對市場秩序力量的迷信是無法控制局勢的。向國家發出的呼籲很快地也會一無所獲。因為高級金融國際正在挖掉危機形勢下自己迫切需要依賴的基礎，民族國家和它的國際機構的行動能力。
當然，金融行業並不是獨往獨來。在全球化標誌下，還有另一個新的、自封為世界槓桿的集團。涉及所有領域的跨國康采恩的指揮者們也正在同樣地剝奪國家行動能力。由於1989年的時代巨變，他們開始了一場勝利進軍，這場進軍比以往任何一個帝國，或者任何一種政治運動都更迅速、更激烈地改變了世界。但是這場勝利的味道是苦澀的，而且這種勝利凱旋的局面也不會長久維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