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姐承包時，又趕上年了底，正是財務最忙的時候，忙工作，還要忙著陪領導打麻將，黑天白天連軸轉。她實在熬不住了，向領導們說，她可不可以晚上不玩了？領導們說不行！關姐說我給你們找個人陪著，領導們說就得關姐陪！機關的人也有同情關姐的，說關姐真有戰鬥力，擱一般人，早「撂片」（指不行）了。關姐也和我們說「有啥辦法呢？非讓我跟著玩，不玩不行。」關姐還真能，工作沒仍，麻將也沒仍。
有一天早上，我剛進了辦公室，就聽見一幫人在議論，打掃衛生的朱姐和別的人上來問我「你看到牆上寫的什麼了嗎？」
我說「沒看見，哪個牆上？」
「大門哪兒的牆上。」
「沒看見。」我進大院時，因怕遲到，騎自行車的速度太快了，光顧著趕時間了，根本就沒往牆上看。
「寫的……沒看見就算了。」
趙副處長也來問我看沒看見？他還讓我去看看。
這時，有人說擦掉了。趙副處長問是誰擦的？有的說是樓下的兩個人擦的。
趙副處長又問我「寫的是沈書記和財務小關的事，說他們兩個……哎呀，你沒看著，太可惜了！」
那上面究竟寫的什麼字，沒有一個人向我完整地說出來，但我從他們欲言又止的話中，能猜出個大概沈書記和關姐的關係不正常。
沈書記上我的辦公室來了，問我「看沒看到牆上的字？」
我說「沒看到。」
「我懷疑是趙副處長寫的。因為每天他來的都是最早的，他對我有怨恨，他是最有可能，也最有機會寫的。」
我勸他說「趙副處長不能做這種事。」
沈書記說「我猜就是他！」
沈書記走後，趙副處長也來我的辦公室了，他也提起了牆上字的事。他說「沈書記懷疑是我寫的，還來罵我來了，我也罵他了，俺倆幹起來了！你沒有根據就賴我寫的呀？他憑啥就賴我呀？他還去了財務室，坐在桌子上罵半天呢！」
這件事越傳越廣，全單位的職工都知道了，也傳到了單位之外。沈書記也是很會主動做工作的人，他知道這種事會傳到他的直接上級——黨委。沈書記就把黨委的人請來，主動向他們匯報這件事，至於怎麼說的，只有他和黨委的人知道。談話的結果是沈書記沒有受到任何處分。
上面的事擺平了，還有下面的。
沈書記在職工大會上，首先做了發言，對發生的事先是以高姿態向職工們認個錯。接下來就是對那件事的全面分析，自身的行為分析得少，更多的時間是用來分析那上面的字是哪方面的人所為，從他那抑揚頓挫的發聲中，我聽出了他把矛頭直指向了趙副處長。罵完了，趙副處長就上了台，不是與沈書記對罵，而是安排工作，說完了就下來了。
對這場講話，沈書記是做了充分的準備的，他是照著稿子念的，這篇稿子，他沒有用我給寫，恐怕是太信不著我了，他也知道我說不出那樣的語言，況且對事情的來龍去脈，他也不便跟我說。
他這麼一講，全處的人都聽出了他是在職工大會，瀉他個人的私憤。有話語權的，充分享受話語權的，只有他自己，別人不能上去說。而且，沈書記的語言很激烈。全處的人好像只有他一個人氣憤，不，應該還有一個——關姐，但關姐沒有像沈書記那麼表現。
開完了會，沈書記去了我的辦公室，說「怎麼樣？我講的還行吧？為了這個講話稿，我一夜沒睡！他們挑不出啥來！」
關姐仍像平常，不過不太上沈書記的辦公室了。
在單位裡出了這事，最樂的人應該是趙副處長和池姐了。
那幾天，池姐也表現得很高興。她上我的辦公室來，像發現了大秘密似地問我「你發沒發現沈書記走道偏？」
「偏？」
「就是往一邊倒，不走直線。」
「……是有點偏。」
「你看，是吧！他是腦子有病了，所以，老往一邊偏。在走廊裡，你再仔細看他，走著走著，就往一邊去了，他再往回拐。回來了，走著走著，又跑偏了。這是我最先發現的！我和幾個人說了，他們也都說是。」
沈書記的那場講話，使他的威信大大降低，在民主測評中，僅差幾票就不合格了。他的民眾威望低於剛來的祖處長，低於在材料處呆的比他的年頭還長的趙副處長。如果沈書記沒有達到規定的票數，他的職位就將動搖。
我們每週五例行的黨員會議照開不誤，用沈書記的話說是雷打不動。
沈書記事先找好了報紙，選好了文章，從挨著他的人開始，每個人念上一段。他選的，當然都是好文章了，但是，黨員們聽沒聽得進去，就難說了。有的黨員在會上剪著手指甲，沈書記說了兩遍「別剪了」，我們仍然聽到了那清脆的「咯——咯——」聲音。沈書記大怒「誰在剪腳趾蓋呢？！」那聲音才沒了。
沈書記和我說「書記本來就沒實權，你越不抓，越沒人吊乎你。」
我們那兒的人愛用「吊乎」來形容「勒」，形容「理」。
沈書記帶我們念的、學的，與他自身的行為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我能看出來，他自己也並不全信那報上寫的，我們開完了會，他仍去後院打麻將。有人說，看一個人愛好什麼，信什麼，不是看他在工作期間的表現，而是看他在八小時之外做什麼，他在什麼上投入的時間多，他就是愛什麼，總是堅持做的那個，肯定就是他喜歡的。根據這個，我推斷出了，沈書記愛麻將，信麻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