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濤
在圖書館架子上放著一函書，精精緻致的彷彿沒有人動過。我這不安份〈分〉的人當然不會放過它，打開來，裝訂得極漂亮的五冊。翻開，卻不由得使我納悶，滿紙都是數目字，有阿拉伯字，有中國字，有黑的，也間著有紅的，一格一格一行一行整整齊齊，排列得像才喊過「看齊」的集合隊伍，頂上面一格卻空了大半，只印著大字的年號，年數，西元等等，彷彿隊伍前面站著一位大隊長，兩位大隊副。我覺得好有趣味，研究了半天卻始終沒看懂，沒奈何，只好捧回架去，心裡想：這看不懂的天書，印得這麼講究幹嗎？
這年，說起來該是寫論文年份了，自然不能不多翻點書。一翻書，就來了問題。譬如《明史》，打開《莊烈帝本紀》看不到三行：「八月熹宗疾大漸，召王入受遺命，丁巳即皇帝位。……」這丁巳是初幾？十幾？或竟是二十幾？不知道！只好擱在心裡納悶，想：「學歷史的又不是八字先生，哪裡記得這麼多丁巳？」
老師到底是有用處的，張西山先生教我們史學方法，這天談到年月日問題，我睜大了眼睛看他變戲法，看怎麼一來丁巳就已變了初三！他一聲不響的檢出一部書來，乖乖！就是那本我研究半天看不懂的有字天書——《中西回史日曆》。三言兩語的一點撥，我全懂了，敢情是這麼一回事。我覺得作這書的人真偉大，造福於學史者真像大海裡給了個指南針。從此以後：「新會陳垣」四個字深深印到了我腦中，我還記得他的書齋號作「勵耘書屋」，這是刻在這書的右下角的。
離濟南前，西山師告訴我到北平後最好去拜見援庵先生：「不過他架子大，不容易見到。」
我卻沒有去請見，可是我對他的欽仰更加深了。我見到了他著作書目的一部分，一部部全是結結實實的惹不起。我只挑著買了兩本小書，一本《史諱舉例》，一本校勘《元典章》後歸納寫成的校書錯誤舉例（原名忘了）。同時將他所有在北大開的課全旁聽了。
這是位不長不矮，胖胖的典型身材，方方大大的臉，高高闊闊的前額，一付黑邊老花眼鏡，平常是不大戴的，每次講課時，總是臨時從懷裡掏出來戴上，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兩撇濃濃的八字鬍，這八字鬍帶來了無限威稜。經常的穿著件黑馬褂，長袍。
他在課上將二十五史從頭的一一介紹，把所有有關的事件告訴我們，而尤其注意前人的錯誤。在他眼裡，前人的錯誤不知怎麼這麼多，就像他是一架顯微鏡，沒有一點纖塵逃得過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製的顯微鏡，專挑錯誤的。他歸納了一個時常提到的結論：「著書要提筆三行不出錯才行。」而在他的講授中，我們發現三行不出錯的著作竟然很少！
他的嘴相當利害，對於有錯誤的學者批評得一點也不留情。可是他實在已經是十分克制自己了。常對大學說：「還是不說吧，免得又得罪了人。」他對於他的同鄉，梁任公先生，就是不大滿意的。任公晚年頗以治史自期，但他雄才大略則有餘，寫出來的東西，每每是自恃才氣，憑著記憶寫下去，粗疏是不免的，這在援庵先生看來，不免有點不合式。他也常講批評人是求止於至善，不一定批評者就比被批評者強。他舉《東塾讀書記》的罵崔東壁，說：「休因東塾譏東壁，便謂南強勝北強！」
援庵先生同時也非常幽默。當時學生運動鬧得正凶，民族解放先鋒隊（*黨外圍組織）極見長的一種本事是油印一種小型傳單，字跡小得幾乎像蠅頭，散得到處都是。這天上他的課，講桌上，椅子上，散了不少。他如常的踏著方步進來，如常的安祥坐下，然後如常的慢騰騰的戴上那付老花眼鏡，從從容容鄭鄭重重像披閱一件公事似的將那紙片撿起來，看了一眼，看不清，放下那紙，慢慢的說道：「這一定是年輕人幹的！」全課堂的學生本就聚精會神在注意他的動作和期待他讀傳單的反應，聽了這話，哄堂大笑。
又有一次，在研討趙翼的《廿二史札記》時，講到第二篇序的作者「寶山李保泰」（第一篇序是嘉定錢大昕作的）。他說這應該是當時一位有地位的學者，但他多少年來注意考查這位李先生事跡，卻除了這篇序外得不到半點材料。有一次，琉璃廠的書商，拿了張拓片到他那裡請教他。（他是北平著名的權威學者，當然不斷的托書商搜羅典籍。而書商得到了一些不經見的圖書，無從估定其價值，也不能不去他那裡請求評定，可是如果經他一品評為珍品，那價錢可就要辣了）。他一眼就看到篇末彷彿凸出來似的有著「李保泰」三字，心中大喜，可是臉上卻不動聲色，淡淡的翻了翻，緩緩的說道：「不值什麼！」那書商大失所望，拿回去又沒用，求著他用*價收了。他繪聲繪影的說完這故事，大笑，得意得很。
他論到清代三部史學名著：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趙翼的《廿二史札記》，認為錢著最精，王著次之，而趙著最差。所以就將趙著作為研究的對象，專開一門課，逐字逐句的審查，尋找裡面的錯誤。這一課雖以一書為中心，但牽涉的方面極多，尤其廿四史，翻了又翻，互相對證，有時發現不但趙甌北錯了，甚至連原書都錯了，所以趣味濃厚得很。但他只注意客觀的史實考訂，而將所有主觀的史論部分略了過去。也許是他本身在政治上受過刺激吧，每當講到史書中「再受禪依樣畫葫蘆」之類的地方，常常感慨系之的說：「所以政治沒有意思啊！今天是這樣說法，明天又是正相反的那樣說法！」
不過這並不是他不注意國家興廢。當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北平的空氣惡劣得很，「華北國」在醞釀之中，大家都煩悶而不安，朝陽門外日本兵打靶的槍聲「突突突突！」的直送入大紅樓課室中來，我們要求他對時局作一個指示。他沉沉的說道：「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的。北平市商會主席到日本去觀光，人家特別派了幾位商業上的領袖人物來招待，傾談之下，我們的商人什麼都不明白，連談話的資格都不夠，像這樣憑什麼去和人競爭？憑什麼能使人尊重？我們必須從各方面就著各人所幹的，努力和人家比。我們的軍人要比人家的軍人好，我們的商人要比人家商人好，我們的學生要比人家的學生好。我們是干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在這上面，他的的確確做到了報國的地步了，在他所幹的部門內，不但壓倒了日本人，而且贏得日本學者的衷懷欽服。
北平陷後，我曾去看他，他說：「遲早還是得走！」一轉眼已是五年半了，他為著職務（輔仁校長）的關係，始終留在北平維持這最後一所大學。我今夜誠心的遙祝他健康，永遠保持著那超然的健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