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家庭，她由56個民族組成在歷史的演化中形成了燦爛多彩的中華文明、中國文化，而這一切又是由各地域文化所構成的。中國家庭的個性突出，每個地域又保持著自己的鮮明特色，深刻豐富多彩經久不衰他們之間走向了「和而不同」的實現。
史學大家譚其驤教授說過：「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全國共同的文化」；「中國文化有地區性，不能不問地區籠統地談中國文化。」文化，從孕育和誕生的那一天起，由於歷史原因和地理因素，中國的區域之間呈現很大的區別，各自擁有自己獨特的一面，就必然地打上了地域的印記，當它走向成熟並被廣泛接受運用時，又自然地形成了獨具個性的地域特色。中國的文化是以長江和黃河來區劃的，而獨具特色的草化近年來受到重視和關注同黃河文化、長江文化一樣，列入中華文明的三大主源之一。草化同黃河文化、長江文化交相輝映，相互促進，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
黃河流域是我國文化的發祥地。幾十萬年以前，這裡就有了人類的蹤跡。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遍及黃河兩岸、大河上下。*階級社會以後，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黃河流域是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人們親切地稱它為中華民族的搖籃。由於黃河流域是我國開發最早的地區。在世界各地大都還處在蒙昧狀態的時候，我們勤勞勇敢的祖先就在這塊廣闊的土地上斬荊棘、辟草萊，勞動生息，創造了燦爛奪目的古代文化。黃河在它的中、上游流經世界上最大的黃土高原。黃土高原以自己特有的粗獷豪放做為黃河文化特色的象徵，雄渾厚實充滿了強勁的力量，張藝謀的影片《黃土地》就是粗獷熱情的黃河文化的一個成功展示。遼闊的草原，是我國遠古先民長期繁衍生息的地方。位於大青山南麓的大窯遺址，距今約有50萬年，記述了原始先民狩獵為主、採集為輔的生活；興隆窪文化、紅山文化反映了以聚落形式定居的農業生活；匈奴建立的草原上第一個統一*，創造了草原遊牧文化的雛形，而後的鮮卑、突厥、回鶻、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演變出了北方草原上朝代更迭、民族興衰、文化相承、融合的滄桑歲月。草化以其鮮明的地域特色和獨特的民族特色，極大地豐富和充實了中華文明。草化熱烈奔放，遼闊飄逸；山區文化凝重遒勁，穩健剛強。長江沿線地區河道縱橫交錯，湖泊星羅棋布，長江、錢塘江、太湖等水系的影響，地勢低窪，土地肥沃，氣候潮濕，為稻、桑、魚的生長創造了條件，這裡便被譽為「魚米絲綢之鄉」，人們的勞動生產總是與水、絲、茶發生聯繫，飲食、服飾、起居、交通等就有自己的風采，文化也就處處體現「水鄉特色」，其風格優美、玲瓏、含蓄、委婉。由此可見，文化因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其形式、內容和風格都具有各自特色，這也是整個人類文化呈現萬紫千紅奇異格局的緣由之一。
以民間文化為核心的地域文化，早在千百萬年前就已產生。客觀而言任何精品文化的出現，都離不開民間文化的哺育滋養。地域特色文化要得到長足發展，必須促使群眾文化生活的豐富和精品力作的產生，對於文藝的全面繁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基礎決定作用的。
中國疆域遼闊，自然環境複雜多樣，地區差異顯著。全國的地勢，西高東低，按海拔的差別，呈三個明顯的階梯狀地帶。根據自然資源和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客觀上又存在三個有差別的經濟地帶，即東部沿海地帶，中部地帶，西部地帶，社會地理差異十分明顯。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種不同屬性的地理差異，特別是社會歷史的滄桑變遷，對人的秉性、對民俗風情……乃至民居建築等勢必都會有很大的影響，往往在一定的範圍造就一定地域的文化在中國悠久的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的齊魯文化、吳越文化、楚文化、三秦文化、燕趙文化、巴蜀文化、嶺南文化、京津文化（及京味文化）、關東文化、海派文化等，都顯示著各自的特點和優勢，散發著各自的韻味和芬芳。正是這些林林總總、各個地域文化的總匯，成就了我們中華民族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於是就有了獨具民族風格和時代特色的中國家庭，而他們由於地域的不同也呈現出差異。
中國勞動婦女在家庭中的勞動往往構成了民間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許多巧奪天工的作品都是出自他們的日常生活的智慧結晶。中國勞動婦女領受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恩澤與賜予，在世代的繼承與創造中，不斷地推陳出新，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婦女的民間藝術形式。這些藝術形式來源於實際生活，服務於實際生活，是生活的一部分，同時又美化生活，提高了生活的情趣和格調。各種形式的工藝作品有以下特點：一、地方特色鮮明，民族風格突出；二、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實用性強、審美價值高；三、勞動婦女手工製作而成的東西有很深的中國婦女的痕跡：包含了他們的智慧和創造力。中國地域廣闊，歷史悠久，各地區、各民族的地理環境不同，風俗習慣不同，審美觀點不同，形成了風格迥異、材質不同的各種工藝技術，因此，本章節的研究內容包括中國勞動婦女為滿足生活需要和審美要求，通過就地取材，以手工生產為主製作的所有工藝美術作品。如：刺繡、竹編、草編、編織、泥塑、剪紙、折紙、針納、玩具、篆刻、蠟染、貼畫、根雕、藍印花布、食物模具等等。
一般說來，晚明農業人口大分流，農村人口大流動，肇端於成、弘以後，至嘉、萬年間**。其主要特點是，地域廣，規模大，流向集中於工商。嘉靖時，松江府華亭縣人何良俊在談到當時農村人口銳減及其原因和去向時，說：「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農。蓋因四民各有定業，百姓安於農畝，無有他志，官府亦驅之就農，不加煩擾，故家家豐足，人樂於為農。自四五十年，賦稅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遷業。昔日鄉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農而為鄉官家人者，已十倍於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農而蠶食於官府者，五倍於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於前矣。昔日原無游手之人，今去農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農」（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一三）。後來，朱國楨亦謂：「近年農夫日貴，其值增四之一，當由務農者少」（朱國楨：《湧幢小品》卷二《農桑》）。是時人口大流動，不僅出現於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即使在經濟落後與邊遠地方，也無不如此例如三西（江西、山西、陝西）等省，同樣有大批農民轉移到工商業，有些地方甚至「為商賈三之一」，「以逐末為事」。其中，江西主要流向手工業，其次為商業；山西以從商為重點，其次為礦冶；陝西多數從商。地域特色文化是文化建設中一個新的重要課題，它只有在社會各方面的關注、支持和努力下，才能顯露出旺盛生命力和獨特魅力。黃河文化中心，在漢唐為長安，在北宋為開封，元明清到今為北京，隨時代而轉移，沒有一個文化中心貫穿整個歷史；長江文化中心，當今被認為是上海，但它歷史上是南京、武漢，抑或重慶、成都？廣州作為二千多年來珠江文化中心城市，無可置疑，這對珠江文化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古人很早就有地域文化源自「自然環境和社會結構」等因素的觀點。近兩千年前的《漢書，地理志》中有一個概念叫「域分」，談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好惡取捨，動靜之常，隨君上之*。」它是把人的行為和觀念，即地域文化，歸結為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水土的構成，也就是自然環境；一是王侯的引導，也就是社會結構。《管子·水地篇》以不同的水質來比喻各地人的不同性格。如齊之水道躁而復故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則其民輕剽而賊等。「人傑地靈」則是環境與人密不可分的一句盡人皆知的成語。比如南方的音樂和中原的、北方的就不一樣，美術佈景造型，各個地方更是不同，搞得馬虎了，就不真實，就會破壞整個劇的藝術風格。運用地域特色在具體表現時要處理好多種關係，比如，地域特色有傳統的、保守的一面，但也有變化的、開放的一面。
林語堂把中國分為「粗獷豪放的北方」和「溫柔和婉的南方」。他以為：儘管中國的南方與北方被共同的主幹文化紐帶連在一起，成為一個民族，但實際上，他們在性格、體魄、習俗上的區別之大，並不亞於南歐地中海人和北歐日爾曼人的差別。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國人，習慣於簡單質樸的思維和艱苦的生活，身體高大健壯、性格熱情幽默。另一方面，在長江以南，人們會看到另一種人，他們喜愛文學，勤於修養，老於世故，頭腦發達，身體退林語堂是這樣描述中國北方的民族融合的。「人種混合最明顯的影響也許是表現在現代北方人的語音和體格上。他們的語調有了變化，輕輔音也變成了濁輔音，身高增加，並有一種快樂質。樸的幽默感。這正是這種與外來血統的混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漢族能夠生存下來。」。
如今，人們經濟生活的不斷改善，飲食風俗也在不斷變化和豐富，大大挑戰著傳統家庭的飲食結構，地域特色也不再明顯。如正月十五吃到的元宵，已經成為人們的日常佳餚。但作為中國的傳統節日，在元宵節這天全家人坐在一起吃一碗甜美的元宵仍然是每個中國家庭的保留節目。
隨著時代的發展，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日益被人們認知，它的獨特風采和重要作用在人們的生活乃至整個社會發展中日趨顯現。但是，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文化的發展也出現一定誤區，由於交通便捷、信息暢通、傳媒多樣、觀念更新等，地域間距離迅速拉近，文化交流迅速頻繁，不同地域甚至國度的文化相互借鑒、吸收、融入，雖然對彼此的發展有許多積極效能，卻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文化形式、內容同化，個性喪失等問題。有的地方完全以時尚文化取代傳統、民間文化，有的地方雖將民間文化部分保留，但未予以重視，任其自生自滅，有的地方不覺中自己的文化已與其它地域文化同化，讓人似曾相識，缺乏個性和特色，也就失去了應有的吸引力。這些不僅對民族文化的繁榮形成制約，還對文化在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也有很大影響，對這一點我們應有充分的認識。
參考資料
1.劉錫霖主編：《蛻變中的中國家庭》，廣角鏡社有限公司，1997年5月。
2.唐忠新：《中國城市社區建設概論》，天津人民社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