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全名：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作家、思想家，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偉大的文學家，19世紀*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是世界文學史上最傑出的作家之一，他被稱頌為具有「最清醒的現實主義」的「天才藝術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也創作了大量的童話，是大多數人所崇拜的對象。他的作品描寫了*革命時的人民的頑強抗爭，因此被稱為「*十月革命的鏡子」列寧曾稱讚他創作了世界文學中「第一流」的作品。他的作品《七顆鑽石》《跳水》《窮人》已被收入人教版和冀教版小學語文書。
托爾斯泰生平
列夫·托爾斯泰（LevTolstoy）是*著名文學家、19世紀偉大的作家和思想家、改革家。1828年9月9日生於莫斯科以南約160公里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16歲*喀山大學。1851年參軍去高加索，1852年在《現代人》雜誌上發表*作《童年》。1854年參加克里米亞戰爭，後來在他的作品《塞瓦斯托波爾故事》中敘述了他的這一段經歷。1857年去法國、瑞典和德國遊歷。1855年至1863年間寫了一系列短篇小說，把注意力集中在道德問題上。1860年至1861年再次去西歐旅行。1862年結婚，在婚後的15年中，創作了兩部偉大的傑作：《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托爾斯泰家是名門貴族，其譜系可以追溯到16世紀，遠祖從彼得一世時獲得封爵。父親尼古拉·伊裡奇伯爵參加過1812年衛國戰爭，以中校銜退役。母親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謝·沃爾康斯基公爵的女兒。托爾斯泰一歲半喪母，9歲喪父。1841年他的監護人姑母阿·伊·奧斯堅？薩肯去世後，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監護。於是他全家遷到喀山。
托爾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貴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學東方系，攻讀土耳其、阿拉伯語，準備當外交官。期終考試不及格，次年轉到法律系。他不專心學業，迷戀社交生活，同時卻對哲學尤其是道德哲學發生興趣，喜愛盧梭的學說及其為人，並廣泛閱讀文學作品。在大學時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學的優越性。1847年4月退學，回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這是*的陪嫁產業，在兄弟分產時歸他所有，他的漫長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在這裡度過。
回到莊園後，他企圖改善農民生活，因得不到農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應法學士考試，只考了兩門課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為農民子弟興辦學校。11月起名義上在圖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職，次年12月被提升為十四品文官，實際上卻*於親友和莫斯科上流社會之間。但他漸漸對這種生活和環境感到厭倦，1851年4月底隨同服軍役的長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願兵身份參加襲擊山民的戰役，後作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隊中服役兩年半。雖然表現優異，但也有賴親戚的提攜才晉陞為準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隊。克裡木戰爭開始後，自願調赴塞瓦斯托波爾，曾在最危險的第四號稜堡任炮兵連長，並參加這個城市的最後防禦戰。在各次戰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軍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優秀品質，加強了他對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對農奴制的批判態度。
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時開始創作，在《現代人》雜誌上陸續發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等小說。1855年11月他從塞瓦斯托波爾來到彼得堡，作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歡迎，並逐漸結識了岡察洛夫、費特、奧斯特洛夫斯基、德魯日寧、安年科夫、鮑特金等作家和批評家。在這裡他以不諳世故和放蕩不羈而被視為怪人，他不喜愛荷馬和莎士比亞也使大家驚異。不久，他同車爾尼雪夫斯基相識，但不同意後者的文學見解。當時德魯日寧等人提倡為藝術而藝術的所謂「優美藝術」，反對所謂「教誨藝術」、實即革命*派所主張的*文學。托爾斯泰傾向於德魯日寧等人的觀點，但又認為任何藝術不能脫離社會生活。至1859年，他同《現代人》雜誌決裂。
1856年底以中尉銜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國、瑞士、意大利和德國遊歷。法國的「社會自由」博得他的讚賞，而巴黎斷頭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則使他深感厭惡。在瑞士看到英國資產階級紳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憤慨。但這次出國擴大了他的文學藝術的視野，增強了他對*社會落後的清醒認識。
對於50至60年代之交的農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勢，托爾斯泰的思想是極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準備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農民，並在自己莊園試行，因農民不接受而未實現。他同情農民，厭惡農奴制，卻認為根據「歷史的正義」，土地應歸地主所有，同時因地主面臨的是要性命還是要土地的問題而深深憂慮。他不同意自由主義者、斯拉夫派以至農奴主頑固派的主張，也看到沙皇所實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虛偽性質，卻又反對以革命方法消滅農奴制，幻想尋找自己的道路。由於無法解決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圖在哲學、藝術中逃避現實，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長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觀情緒。1859至1862年間幾乎中輟創作，先後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和附近農村為農民子弟辦了20多所學校，並曾研究*和西歐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還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時等國考察學校。後又創辦《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教育雜誌。這些活動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農奴制改革中，他作為本縣和平調解人，在調停地主和農民的糾紛時，常常同情農民，又招致貴族農奴主的敵視。1862年7月他外出時，家中遭到憲兵連續兩天的搜查。不久他關閉了學校。這段時間他思想上所受的震盪以及因同農民的頻繁接觸而接受的他們對事物的一些看法，成為他的世界觀轉變的契機和開端。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爾斯泰曾一度傾心於鄰近的瓦·弗·阿爾謝尼耶娃，此後又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沒有成功。1862年9月，他同御醫、八品文官安·葉·別爾斯的女兒索菲亞·安德烈耶夫娜結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僅為他*持家務，治理產業，而且為他謄寫手稿，例如《戰爭與和平》就抄過多次。但她未能擺脫世俗偏見，過多為家庭和子女利益著想，不能理解世界觀激變後托爾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劇。
新婚之後，革命形勢逐漸轉入低潮，他也逐漸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機。他脫離社交，安居莊園，購置產業，過著儉樸、寧靜、和睦而幸福的生活。從1863年起他以6年時間寫成巨著《戰爭與和平》。這段時間的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軍事法庭為士兵希布寧辯護。希布寧因不堪軍官的虐待打了軍官的耳光，雖經托爾斯泰為之奔走，終被槍決。這一事件使他開始形成反對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爾斯泰的心靈的寧靜與和諧沒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經阿爾扎馬斯，深夜在旅館中突然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憂愁和恐怖。這就是所謂「阿爾扎馬斯的恐怖」。在這前後，他在致友人書信裡談到自己近來等待死亡的陰鬱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對叔本華哲學發生興趣，一度受到影響。從70年代初起，「鄉村*一切『舊基礎』……的破壞」的加劇，「到民間去」等社會運動的興起，使他開始新的思想危機和新的探索時期。他惶惶不安，懷疑生存的目的和意義，因自己所處的貴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惱，不知「該怎麼辦」。他研讀各種哲學和宗教書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繩子，不帶獵槍，生怕為了求得解脫而自殺。這些思想情緒在當時創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鮮明的反映。此後，他訪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隱修士，並結識農民、獨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終於完全否定了官辦教會，接受了宗法制農民的信仰，最後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勢和全國性*的強烈影響下，棄絕本階級，完成了60年代開始醞釀的世界觀的轉變，轉到宗法制農民的立場上。在《懺悔錄》（1879∼1880）和《我的信仰是什麼？》（1882∼1884）等論文裡，他廣泛闡述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對富裕而有教養的階級的生活及其基礎——土地私有製表示強烈的否定，對國家和教會進行猛烈的抨擊。然而，他卻反對暴力革命，宣揚*教的博愛和自我修身，要從宗教、倫理中尋求解決社會矛盾的道路。這是因為他不僅反映了農民對統治階級的仇恨和憤怒，也接受了他們因政治上不成熟而產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惡的思想。列寧剖析這種驚人的矛盾說：「作為一個發明救世新術的先知，托爾斯泰是可笑的……作為*千百萬農民在*資產階級革命快到來的時候的思想和情緒的表現者，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托爾斯泰富於獨創性，因為他的全部觀點，總的說來，恰恰表現了我國革命是農民資產階級革命的特點。從這個角度來看，托爾斯泰觀點中的矛盾，的確是一面反映農民在我國革命中的歷史活動所處的各種矛盾狀況的鏡子。」
從此托爾斯泰厭棄自己及周圍的貴族生活，不時從事體力勞動，自己耕地、縫鞋，為農民蓋房子，摒絕奢侈，持齋吃素。他也改變了文藝觀，指斥自己過去的藝術作品包括《戰爭與和平》等巨著為「老爺式的遊戲」，並把創作重點轉移到論文和政論上去，以直接宣傳自己的社會、哲學、宗教觀點，揭露地主資產階級社會的各種罪惡。當時寫的劇本、中短篇小說以及民間故事，同樣為了這一目的。他還從事廣泛的社會活動：1881年因子女求學全家遷居莫斯科，他訪問貧民窟，參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調查，深入瞭解城市下層生活；1881年他上書亞歷山大三世，請求赦免行刺亞歷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爾特科夫等創辦「媒介」社，以印行接近托爾斯泰學說的書籍；1*1年給《*新聞》和《新時代》部寫信，聲明放棄1881年後自己寫的作品的版權；1*1至1*3年和1*8年，先後組織賑濟梁贊省和圖拉省受災農民的活動；他還努力維護受官方教會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爾教徒，並在1*8年決定將《復活》的全部稿費資助杜霍包爾教徒移居加拿大。
從90年代中期開始，托爾斯泰增強了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態度，對自己宣傳的博愛和不抗惡思想也常常感到懷疑。這在《哈澤-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論饑荒》一文而企圖將他監禁或流放，但懾於他的聲望和社會*而中止。至此又因《復活》的發表，指責他反對上帝，不信來世，於1901年以*東正教至聖宗教院的名義革除他的教籍。這個決定引起舉世的抗議，托爾斯泰卻處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學生運動而寫《致沙皇及其助手們》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給人民自由並廢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對日俄戰爭。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對革命的到來表示歡迎，但卻不瞭解並迴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敗後，他又反對沙皇政府殘酷殺害革命者，寫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爾斯泰在世界觀激變後，於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離家出走。這種意圖在他80至90年代的創作中頗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後幾年，他意識到農民的覺醒，因自己同他們的思想情緒有距離而不免悲觀失望；對自己的地主莊園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爾斯泰主義者和他的夫人之間的糾紛更使他深以為苦。最後，他於1910年11月10日從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車站逝世。遵照他的遺言，遺體安葬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森林中。墳上沒有樹立墓碑和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