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那察爾斯基Анатo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1933）蘇聯文學家、教育家、美學家、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1*7年投身革命，1904年起參加*社會*工黨布爾什維克的《前進報》和《無產者報》的工作。1905∼1907年，他在策略與哲學問題上與布爾什維克發生分歧。1917年*二月革命後重新加入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後至1929年，一直擔任俄羅斯聯邦教育人民委員。1930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1908∼1911年間，他同Α，Α.波格丹諾夫等人一起宣揚過經驗批判主義，並企圖建立一種「社會主義新宗教」。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有：《理查德·阿芬那留斯、安·盧那察爾斯基對純粹經驗批判的通俗敘述》、《宗教和社會主義》。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對他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十月革命後，他基本上改正了錯誤，積極參加了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鬥爭，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寫了多部論述文學藝術和美學的著作。
盧那察爾斯基的主要事跡
一「俄羅斯的」批評家
盧那察爾斯基不僅是一個革命批評家，還是一個「俄羅斯的」批評家，即，俄羅斯民族文化制約著其文學觀，這種文學觀以一種道德立場為根基，體現為對人的精神本質的肯定，對暴力與理性的否定，對愛與自由的推崇等。而這一隱含的道德立場在某種意義上又形成了對其官方意識形態立場的顛覆。
盧那察爾斯基是自覺地堅持社會學的批評方法，以此種分析為基本的原則，同時也並不忽略所謂「本意上」的批評，在當時即是指藝術形式的批評。
20世紀初期，*的庸俗社會學批評也相當盛行，這種批評是機械地、單向度地、純粹以政治甚至經濟的標準來進行文學批評，盧那察爾斯基對此給以尖銳批判。在他看來，社會學的批評是在社會學的基礎上考察文學的發展規律，而不是以社會規律代替藝術規律。因此，盧那察爾斯基的社會學批評是具有豐富內容的、充滿辯證意味的批評，同時，在今天看來，也同樣是藝術本體批評的一種，因為藝術作為一種話語是在複雜的語境中生成的。換句話說，藝術的各種符號表現在某種意義上均取決於語境的決定作用。
藝術生成的語境包括作家的私人成長環境以及階級身份，這些因素甚至決定著作家的整體創作風格。盧那察爾斯基在這方面的傑出批評有對司湯達的「兩面性——理智與激情」、對哈代的宿命觀等問題的闡釋，而在我看來，這方面最精闢的論述當屬他對狄更斯幽默風格的辨析。
盧那察爾斯基反對精神分析學的觀點，後者認為支配著人類行為的並不是「意識」，而是來自動物本能的「內驅力」，人類的意識相對於行為而言只不過是表面的原因。弗洛伊德便聲稱來自無意識的東西強大到我們無法靠意識控制。但盧那察爾斯基認為，決定著人類行為的意識，無論它是哪個層面的東西，都必然帶有人類成長過程中所浸染的社會性，人類除了個性的利益之外，還存在著集群的利益，也就是說，無意識與意識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這一觀點與*金對弗洛伊德的批判恰相吻合。
二盧那察爾斯基十分強調掃盲工作
為了使教育更好地為政治經濟服務，盡快提高人民群眾的知識水平，盧那察爾斯基十分強調掃盲工作。他說：「我們要在最短的時期內消滅這種恥辱的現象，消滅這種人民沒有知識的現象。」他在演說中多次提到：十月革命勝利後第二天，列寧就把他召去並對他說，黨中央認為必須把他安排在教育人民委員的崗位上，「在那裡你必須摧毀俄羅斯的文盲。」盧那察爾斯基深深地感到，國民教育這個金字塔是立足於掃盲的，使全國人民識字，這是一個最初步的要求。只要人民的大多數還不識字，要使人民真正很熟練地管理自己的事務是不能設想的，甚至要保持中央同文盲的聯繫也是不可能的，同他們的聯繫好像要通過譯員才能實現。由於經費、設備和人員等不足，掃盲工作也遇到了困難，甚至還不斷產生新的文盲。面對這種情況，盧那察爾斯基強調指出：我們要消除一面在教識字一面文盲數量又在回升的現象，決不能讓文盲少年的人數經常不斷地增加。「如果文盲源源不斷地從學齡兒童中產生，一個國家就不可能被認為是充分文明的國家。」因此，他認為，關於掃除文盲的法令，是蘇維埃政府最偉大的法令之一。不管在哪個行政、工會、經濟工作崗位上工作的人們，都必須重視掃盲工作，並把這一任務擔當起來，不能棄置不顧。要使工人和農民識字，又使他們學習技術知識和提高政治覺悟。在盧那察爾斯基看來，支援農村的一般含義，就是幫助組織掃盲工作。如果農村不進行掃盲工作，那農村將永遠是野蠻的。在農村要建立農村圖書館和閱覽室，並使之成為把所有人聯合起來的一個文化中心。
三盧那察爾斯基眼中的十月革命
盧那察爾斯基的知識背景：親布爾什維克
考察盧那察爾斯基對十月革命的態度，那麼我們首先應該對他的知識背景，特別是身在國外，對*還不十分瞭解時的知識背景做一個歸納。他的信中，甚少涉及到布爾什維克，但可以看到多處提到列寧，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到他對兩派的情感態度。
對列寧，他是十分敬仰的，甚至有些*，他認為是當之無愧的革命者，領袖，在他眼中，列寧也認識到革命的艱巨性。
列寧：
列寧給我留下一個極好的、甚至是高大的印象，儘管也是一種悲劇性的、幾乎是陰鬱的印象。列寧是高大的，是一頭準備投入決戰的憂鬱的獅子。
我不可能在星期三和列寧一起走，否則我也許會僅僅為了團結而決定與他共命運，而不顧他的這一舉動會招來鋪天蓋地責難的危險。
目前列寧和季諾維也夫不在的影響很明顯。這自然令人懊喪。
對布爾什維克的親近還可以從對孟什維克作風的批評上看出來：他們的人格徹底完了。氣量太小。
孟什維克：
孟什維克們非常虛偽，他們幾乎要因列寧的「自作主張的、非同志式的、不可容忍的舉動」而審判他。孟什維克的代表會議不公開。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對讚頌列寧的演講態度很冷淡。
總想奪得權力，把「小人物」拋到一邊，自己「像貴族似地」去住豪華級的旅館。
我和加米涅夫就只用了一個半小時就使這個大工廠變成布爾什維主義的了，而它本來是孟什維克護國主義的。克倫斯基來是帝國主義者最後一件工具。
雖然孟什維克表面上並沒有發生分裂，但在護國派和國際主義者之間鬥爭激烈。
持孟什維克護國主義觀點的群眾是一夥頑固不化的「愛國者」，他們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氣味也沒有。
盧那察爾斯基的緊迫感：我們應該行動踏入*的土地，盧那察爾斯基就感到臨時政府是不可信任的，甚至它都無法展開工作，要求對他進行*改組。他甚至還看到了坐立不安的情勢，而只能採取污蔑，暴力手段維持它自身的存在了。
臨時政府的危機：
5月18日大多數人譴責它。內閣的最後名單之奇特令人吃驚。
參加內閣的是一些無法發揮負責作用的人。
通過這些辦法迫使內閣改組，直到出現真正*的組成狀況。
在道義上和思想政治上，反對派證明，他們比多數人及其部長們站得更高。資產階級報刊完全墮落了，肆無忌憚地撒謊和誹謗我們。
臨時政府要求逮捕列寧、托洛茨基等等。
這樣的「統治者」一點也不值得羨慕。看起來似乎所有人都支持他們，而他們卻像煎鍋裡的魚那樣輾轉不安，既怕將來，又怕資產階級；既怕批評他們的人，又怕支持他們的人。
但隨著形勢的日益嚴峻，他也開始為臨時政府擔心，希望能夠安定一點，甚至開始致力於建設家園。但他也知道建設是不穩定的，隨時有付之東流的可能。火山口上這個詞讓我想起托克維爾預見1848年革命時也用過，而我們說1929年經濟危機前的人們，坐在懸崖邊上，所以這樣的詞表示的程度已經很嚴重了。
從深層次看，局勢仍然極端不穩定和危險。饑荒的預後也極為嚴峻，將是崩潰。俄羅斯的革命*派比它的敵人們所想像的要強大得多。當然，戰爭、饑荒、失業仍然繼續存在和發展，但畢竟一線線亮光似乎正在顯現出來……
10月8日這是令人不安的時期。但主要的是，我們是在火山上進行建設。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看到了*最重要的困難：戰爭，糧食，盲目的群眾。這對認識十月革命以後的*形勢的發展來說，是很重要的。
昨天發生的巨大的不幸——德國人佔領裡加——可能再次使局勢全面惡化。
10月18日我們最根本的病症是戰爭造成的破壞。它正在扼殺我們。我時常痛苦地想，我們在表面上的工作全部都要化為泡影，因為整個大地正在崩潰之中。
10月23日嚴重的不滿情緒也在工人、士兵、農民中間滋長，這一點使我害怕，而且現在無政府主義的、普加喬夫式的東西很多。群眾可能作出嚴重的殘暴行為，而從另一方面說，在一切破壞殆盡的條件下我們未必能多少整頓好國家生活，即使*轉入極左派手中也是一樣。那時，我們可能會被那股把我們黨推上掌權地位的絕望的浪潮所沖刷掉。立憲*黨人所採取的似乎就是這樣的方針。
1917年10月31日糧食狀況仍然是危機性的：這是形勢中最為令人害怕的一面。
雖有這種變化，但他也知道，臨時政府的崩潰將是必然的，因為他已明顯的感受到一場社會階級的決戰就要來了。一方面是人民的壯大，布爾什維克的堅定強硬。
大戰降臨的感受：
6月2日人們的積極性、勇敢精神、準備程度極度提高。成敗在此一舉，看來2個月之內就要見分曉了。我們的力量（包括我的力量）很強大，但任務也是極為艱巨的……昨天我又一次深信有「天意」存在，它現在無疑極其關注*，關注我。
7月10∼11日如果《新生活報》繼續維持這種模稜兩可的態度，我們將籌辦一份大報，由列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梁贊諾夫、馬爾托夫、馬爾丁諾夫、拉林和我組成部。
而另一方面就是臨時政府內部的分裂。
可能很快要發生大事件，其契機是帝國主義和孟什維克所組成的臨時政府陷入了絕境……
11月6日由於捷列申柯和維爾霍夫斯基的分裂，政府可能開始崩潰。
盧那察爾斯基的遠期預見：行動應該審慎
雖然採取行動是必然的，但我們的行動也不應該無所顧忌。時勢造英雄，克英雄有可能是你，也有可能是他。我們必須注意自己的策略。首先就是我們黨自己。這方面的錯誤是十分可怕的。
布爾什維克黨的錯誤：
一方面是對人民的放縱，我們的任務在於領導群眾，但在現實中，我們卻在對群眾讓步，這會慣出毛病來的。
7月18日我不得不和布爾什維克採取一致行動，但是他們根本不理睬我的忠告。一切都越出了常規。黑色百人團、流氓、奸細、無政府主義者、感到絕望了的人群，在更大的程度上使示威變得荒謬絕倫和混亂不堪。現在，勇氣應表現在開導群眾，制止他們過分的強力行動。
布爾什維克和托洛茨基口頭上表示同意，而在行動上卻向自發勢力讓步。而我隨著他們也在讓步。也許，3∼4日的可怕經驗會迫使人們回頭看看。也許，已經沒有人能夠阻止奔向深淵。
另一方面則是黨的分裂。在政策上，在中央和地方的都有派別存在。
無論在中央，還是在黨團內，爭論都很激烈。托洛茨基主張抵制預備議會，中央整整有一半人支持他。另一半人則主張利用這個講壇，在中央維護這個觀點的有我，在黨團內有李可夫、加米涅夫和梁贊諾夫。
10月31日我們形成了一個類似右翼布爾什維克聯盟的東西：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我、梁贊諾夫等。左派以列寧和托洛茨基為首。他們有中央，而我們這邊是各個工作部門的所有領導人：市政府、工會、工廠委員會、軍事方面、蘇維埃方面……
在這種情況下，特別是隨著黨的錯誤的加劇，他的行為也越來越消極，很可能被淘汰出革命行列。
盧那察爾斯基的戰鬥熱情：
首先，是很積極地投入了他的激情，渴望革命深化，甚至不惜生命。
黨推選我為立憲會議代表候選人。我更感到高興的是，在我面前又展開了可能是廣闊的從事市政活動的前景。
最為重大同時也是最為可怕的情況，是德國人的軍事勝利。局勢極度危險。我只說一點：我要和彼得格勒的工人們在一起，直到最後；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同他們分擔一切痛苦，直到最後。工人對我十分信任。
我，說真的，本已經準備「與心愛的生命告別」了。迴避戰鬥，我是怎麼也不願意的。政治形勢尚不明確，但向左轉是顯然的……
科爾尼洛夫叛亂被粉碎之後，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蘇維埃、莫斯科蘇維埃中取得了多數。我們正在日益向上。我們正在組建一個好的司令部，而且表現得越來越沉著。
其次，看到布爾什維克的能力不足後，發現我們的行動像是一場賭局，很是無可奈何。而他就只能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蘇維埃有力量拯救*和革命嗎？看來並沒有。但是，某種機會還是有的，而立憲*黨人卻一點機會也沒有。
從政治上，我當然同布爾什維克態度一致。我很清楚，*不轉到蘇維埃手中，就拯救不了*。固然，還有一條出路-建立純粹的*派聯盟，但為此目的而要求所有方面都表現出足夠的善意和政治智慧，看來是一種幻想。
在政治上我維護這種主張，同時實際地建議市府採取措施保護公民的生命、財產，同流氓、同毀壞糧食和酒精倉庫的行為作鬥爭，組建紅十字會，等等。
再次，因為犧牲實在是太多了，他良心不安，只能寄托於將來會少一點犧牲，我們的活動還有些意義，即使歷史大踏步前進。
真是可怕的時期。處於尖刀的頂端。多少苦難，多少辛酸，也許它們要促使我們過早死亡。但是，生活在充滿偉大事件的時代畢竟是幸福的，在這個時代，歷史不是在懶散朦朧地慢慢踱步，而是像一隻飛鳥在沒有道路之處展翅翱翔。
但在冬宮還是發生了破壞和衝突（沒有發生*），為此承擔責任是可怕而沉痛的。有什麼辦法呢。這樣做也許能使和平更快來到。什麼也不會比在前線繼續進行駭人聽聞的「合法」殺戮更壞。不管怎麼說，暫時犧牲極少。我驚恐地想，犧牲會多起來嗎？我一直在清晰地設想蘇維埃*面臨的所有令人抑鬱的困難。但是，困難比所有的預想超出一千倍。
那麼，將來我們應該怎麼辦呢？聯合其他勢力吧！這不僅是解決現實問題所需要的，也是最好的出路。
第三條路線：沒有監督成分的**。在存在一個強大的布爾什維克反對派的情況下，或者是在他們參加整個*派組成的政府的情況下，召開立憲會議的困難很大。但這是較好的出路。
奪取*總算輕易完成了，但是保持*呢！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甚至連國際主義者，都斷然抵制我們。市杜馬對我們十分惱火。市民、知識分子，乃至所有人，都是這樣，除了士兵和工人，也許還有某些農民。北方方面軍加入了我們一邊。羅馬尼亞方面軍則堅決反對。關於另外兩個方面軍還沒有消息。從莫斯科也沒有消息傳來。外省消息不多。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膽寒的孤立和瘋狂的惱怒。而困難呢？糧食供應任務極為艱巨。到處都衰敗崩潰，並且從各個方面襲來！甚至即使把一切力量集中到一起，*可能也無法擺脫這種可怕的境況，而我們必須僅僅依靠布爾什維克的力量來拯救*。形勢極端危險、極端嚴重。
*派聯盟是一條出路。我、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表示支持，列寧、托洛茨基反對。
單靠自己，我們什麼也不能搞好。社會主義者是否會參加單一的*派內閣，我不知道。但是，沒有這一條，應當說，除了毀滅，革命沒有別的出路。
如果不如此，而僅僅是相信暴力的作用，那我只有離開，雖然很痛心！這裡的暴力有三種表現，恐怖，報刊管制，軍事強權。
11月10日我將和政府的同事們一起走到底。但是，從事恐怖活動，不如投降。我是不會參加一個搞恐怖活動的政府的。我要離開，等待命運的安排。我們被包圍在什麼樣的敵視之中！真感到心痛……
11月11日，有一些措施我很不贊同。例如，不僅資產階級報刊，而且連社會主義者的報刊也遭到長期禁止。誠然，它們曾對我們橫加撻伐。但是，即使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為強制措施承擔責任總是可怕和沉重的。
12月1日我們的那些布爾什維克軍事粗人不斷在犯大量的嚴重錯誤，這讓人心痛得皺緊眉頭。又有什麼辦法呢？要知道，就是那一方面，即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也在瘋狂地同我們作鬥爭。強硬的*，天啊！是必要的，這一切不得不嚥下肚去。
還是不能離開政治，可是到了最後，我們只剩下了無產階級和士兵，其他的一切都失去了。所以，作為文化工作的負責人，證明他失敗了，他很痛苦。
12月6日知識分子都非常地仇視我們。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和士兵們仍然熱情地支持我們。但是，之所以有這種支持，是因為我們暫時還未被證明是應付不了令人絕望的局勢中的所有困難的。我們能應付嗎？官僚們的抵制嚴重地妨礙著我們的事業。我們的軍事當局和司法當局一直在犯右的和左的最令人苦惱的錯誤，為這些錯誤承擔責任真是心情沉重。
所以，這時的他還能怎麼辦呢？小心翼翼的做人而已。
右派因我的「辯護」而對我十分惱火！左派也對我的模稜兩可而心中有氣，最後，雙方都意識到，是我們在最緊張的時刻使他們避免犯致命的錯誤……
社會的變動不僅帶給人民出人頭地的機會，也給大家的心理情緒造成一定的衝擊，這一定成幅度上展現了社會的承受力，展現了盧那察爾斯基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充分表明，社會的安定才是人們的共同願望。
盧那察爾斯基的恐懼情緒：
作為革命的領導人之一，原來他也有恐懼，隨時可能會死。
7月18日剛剛給你發了一封電報，以便讓你至少知道我活著。
我多麼需要你！你們兩人是我最神聖的安慰。昨天死神曾在彼得堡上空徘徊。
願命運之神憐憫人類和俄羅斯吧。
但在關鍵時刻，他卻被拋棄了，無所依偎，這在風雨飄搖的時刻更加劇了他的恐懼感。
留在瑞士吧，至少也要等到惡浪稍見平息再說。
苦悶，現在在這裡生活真是苦悶。革命正體驗著巨大的幸福，但這是有點可怕而痛苦的幸福。
經過7月4日那一個瘋狂的日子以後，不管誰對誰錯，我們國際主義者-左派社會*黨人，成了某種被遺棄的人。這要延續多久，只有上帝自己知道。
未來在哪裡，在付出了代價之後我們會得到什麼？也許得不到什麼，沒有那麼重大的意義，那我們付出的是不是有些太多了呢？可以說，他現在恐懼的已經不再是他的身體了，而是懷疑自身的社會價值，意義。
一個問題：蘇維埃在道義上的威望能夠保持下來嗎？如果能夠，那麼一切都會逐漸好轉。如果不能，強大的反動時期就會來臨，儘管不會長久……
7月26日但是，歷史上的驚人事件和偉大事件只能以苦難作為補償。在人類前進的道路上我們的苦難不會是徒勞無益的。另外，你也和我一樣相信，愛和精神是不朽的。只是愛和精神要多一些……高爾基變得溫和了。
局勢混亂而又危險。我們可能前進，也可能後退。
迷茫之後就是絕望了，一切都是脆弱的，黨有可能已經不相信我了，那我還相信它嗎？聽天由命的無所謂態度已經表明了他的宿命論色彩。而今，所有一切在他眼裡都是神話，我們可能同歸於盡。他最終走上了否定自己的態度。
11月3日這是一個嚴酷的時期。看不到絲毫光亮。情緒接近於悲愴的絕望。俄羅斯的身體是羸弱的，它已精疲力竭。饑荒蔓延，瀕臨崩潰。一切都聽天由命。
11月9日我已經不懇求命運讓我看到你們，但是懇求能使我的信到達你們那裡！周圍海空-片洶湧。看不到一絲光亮。對社會主義的義務將會完成。走著瞧吧。我什麼時候著手工作呢？要等到有可能至少進行某種組織工作的時候。
11月29日高爾基家，現在是我們的兇惡敵人，我因而避開他們。
天哪，在整個市民中，在所有妥協派社會主義者中，仇視達到了難以估量的程度。局勢如此，每次寫完信都不知這是否是最後一封。我很容易會被關進監獄。
這是一次艱難的登山宗教*。*多半仍然具有虛幻的性質……
四盧那察爾斯基主張通過智育使學生成為一個有學問的人
盧那察爾斯基主張通過智育使學生成為一個有學問的人：
盧那察爾斯基主張通過智育使學生成為一個有學問的人，一個智力發展的人。他說：這種人「對所有的一切都一般地、大體地瞭解，他有自己的專業，精通自己的業務，但對其他的專業也可以自豪地聲明：人類的一切知識我都不陌生」。他認為，人與其他一切動物的差別就在於知識，在於從教育過程中獲得的對付自然的力量。人類社會擁有世世代代積累下來的巨大財富，不斷增長的財富，每一個新的一代人都更上一層樓，因此，人通過掌握知識就獲得了巨大的遺產。盧那察爾斯基反對不學無術者、坐享其成者、醉生夢死者、養尊處優者，提倡每個人在某一領域自己去創造和埋頭工作，用個人創造性的緊張勞動，用自己的心血和腦汁去為人類實際地創造重要的成果。因為沒有普通教育的知識，沒有自己的專業，那他的政治覺悟也只不過是空中樓閣。但是，他也明確指出，「在短短一生的條件下，一個人要知道一切是不可能的，要把全部科學知識都裝進自己的腦袋也是不可能的。」在他看來，一個真正正確的人類社會是通過勞動分工來獲得盡可能多的財富和知識的共同財產。
還有，盧那察爾斯基強調體育是其他一切的基礎，以使學生能和諧地發展自己的一切器官，發展自己的體格，成為一個身體強壯的人。他反對體育被棄置不顧、退居學校工作末位的做法，明確指出：「沒有正確的衛生保健，不正確地組織體育運動，我們就永遠也不能獲得健康的一代。」在他看來，蘇維埃學校不重視體育，就要犯極大的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