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晏 第三章 自古未有的改革 序章
    經過安史之亂,大唐王朝國力衰竭,國庫空虛,生產破壞,人口銳減,整個國家處於急速的經濟崩潰之中。安祿山的鼙鼓一動,宣告了「開元盛世」的結束。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安史之亂前,「開元盛世」的繁華就隱藏著深刻的社會矛盾,預示著禍亂行將到來。《新唐書》卷51《食貨志》中記述:「(天寶年間)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谷斗才三錢。絹一疋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寸兵。天下歲人之物,租錢三百餘婚。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綢絹七百四十萬匹,棉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端。」可是,富庶的同時,「天子驕於快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人,於是錢谷之臣,始事胺(音娟,剝削之意)刻」。同時,由於分配不均,兼併盛行,均田制日益遭到破壞,賦役有增無減,逃戶越發盛行。

    宇文融不惜餘力地推行括戶檢戶,政績顯著,對穩定唐王朝財政收入有著巨大的意義。但是,所暴露出的問題是逃戶狀況依然嚴重,據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統計,唐王朝實有九百六十一萬九千百五十四戶,不課戶竟佔三百八十八萬六千五百零四戶,約佔百分之四十多;總人口為五千二百八十八萬零四百八十八人,不課賦人口達到四千五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八十人,竟佔百分之八十五。其中雖有不少是括戶赦令中所規定的免徵賦役的戶數,但大量逃避賦役卻是無庸爭辯的事實。

    安史之亂,中原慘遭戰禍洗劫,人口急劇減少。據《舊唐書》卷十一中記載,在劉晏擔負浩運江、淮轉運使的廣德二年(公元764年),「戶部汁賬管戶二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五十二,口一千六百九十二萬三百八十六」。

    與天寶未年相比,總戶損失達六百七十二萬之多,總人口損失逾三千五百九十六萬人。損失如此眾多的實戶和人口,一方面是戰爭帶來的人口減少,但主要是由於戰禍連年,大量逃亡遷徙,逃避繁重賦稅丁役所致。在開元年間,唐朝管轄全國三百二十八個州府,而此時僅管轄一百六十九個州,幾乎減少一半。租庸徵收情況如何呢?道州刺史元結在廣德二年(公元764年)在《奏免科率狀》中說:道州准敕及租庸等使徵收的錢物總計是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八貫八百文。其中,在安史之亂前為十三萬二千四百八十貫九百文,而安史之亂後,僅收三千九百七貫九百文,只佔安史之亂前的百分之三。由此可見,唐王朝的經濟困難嚴重到何種地步!元結在奏文中淒楚說到:「(道)

    州被西原賊屠陷,停留一月餘日,焚燒糧儲屋宇,俘掠百姓男女,驅殺牛馬老少,一州幾盡。賊散後百姓歸復,十不存一,資產皆無,人心嗷嗷,未有安者。臣恐坐見亂亡,今來未敢徵率,伏待進止。又嶺南諸州寇盜未盡,臣州是嶺北界,守捉處多。若臣州不安,則湖南皆亂。伏望天思,自州未破以前,百姓欠負租稅,及租庸等使所有徵率和市雜物,一切放免。自州破以後,除正租正庸及准格式合進奉徵納者,請據其見在戶徵送,其餘科率,並請放免。容其在百姓產業稍成,逃亡歸復,似可存活,即請常例處分。「(1)

    「十不存一,資產皆無,人心嗷嗷,未有安者。」這與劉晏致書元載的信中描述是完全一致的。「東都殘毀,百無存一」,「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淒慘,獸游鬼哭」,也與郭子儀上表代宗,諫止移都洛陽的奏書「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既乏軍儲,又鮮人力」,可謂一模一樣。

    元結擔心科徵稅賦會引起大亂,難道劉晏和唐王朝一切有政治眼光的人就不怕亂嗎?

    亂已有先例。元載在江、淮進行「白著」,決定一次強征安史禍亂之前的八年所欠賦稅時,弄得民不聊生,無不怨恨,不是引起了劉展之亂嗎?

    唐王朝內外交亂,還經得起大亂嗎?劉晏致書元載說:「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滅,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茭,決沮淤……」中國自有史以來都是征夫派丁,增派謠役。修復河道,以事漕運。

    可是,飽經禍亂的大唐王朝還能夠依照歷史的舊軌,「發近縣丁男」,增謠役,派丁夫,修河道,事漕運嗎?劉晏的心情和元結是一樣的。如按舊規行事,「恐坐見亂亡」!何況劉晏親眼目睹了廣大農村赤地千里,凋殘破落,農民居元尺椽,食不果腹,已經疲於勞役的情景。他深知,廣大農民急需休養生息,只能先予生存,後予發展,斷不可損下益上,勞民傷民。久經動亂的人民迫切需要安定,民心思安,民心思富。一個宏願在劉晏胸中萌發:「只能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於家而利於眾。」(2)

    劉晏仁立揚子江邊,只見江中百舸爭流,江船鼓浪而進,彷彿江南繁華不日將送去長安,一陣欣喜湧上心頭:「今舟車既通,商賈往來,百貨雜集,何愁貞觀之盛不至!」

    任何重大的經濟改革都是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劉晏所進行的經濟改革正是在唐王朝的這種背景下進行的。一定歷史時期的經濟改革措施總是與政治經濟的治亂相關聯,改革措施往往是糾前弊而興後利,也不可能一成不變。改革能否成功,主要取決於是益民利民還是擾民勞民;改革是否得宜,主要取決於對社會經濟是促其發展還是滯退。唐以前的封建王朝如此,以後的各代王朝也不外如此。由於封建統治階級不可能觸及皇權,歷史的局限使劉晏只能在維護皇權統治的前提下,進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國理財的經濟改革。

    劉晏的改革首先從漕運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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